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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大西洋月刊:習近平連任可能是美國的機會

大西洋月刊:中國犯錯可能是美國的機會

大西洋月刊雜誌刊文,認為中國最近十年以及未來的治理,是一部不斷犯錯的記錄,給了美國寶貴的增加自身力量和盟友關係的機會。美https://t.co/qGwpgEn2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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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美財經caus.com (@CausMoney)
September 27, 2022

大西洋月刊:中國犯錯可能是美國的機會

大西洋月刊雜誌刊文,認為中國最近十年以及未來的治理,是一部不斷犯錯的記錄,給了美國寶貴的增加自身力量和盟友關係的機會。美國應當管理好中美關係危機,讓中國領導人的錯誤增添美國的力量。加美編譯,不代表認可文中觀點或確認其中事實。

中國國家領導習近平人本該享受著自己主宰中國的最後時光。幾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定期更換最高領導層,這被認為是對中國成功崛起至關重要的制度。

在執政10年後,他本應該退下來,讓一個新的團隊來指引國家的未來。但是,當10月16日代表著中共最高級別的黨員,在北京參加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時,人們普遍預計他將打破先例,將其統治至少再延長五年。

雖然這種背離慣例的做法已經醞釀多年,但這一消息可能會讓華盛頓特區的一些人再次感到寒心。這位中國領導人似乎決心利用其治下的國家新近獲得的財富,來挑戰美國的經濟優勢、技術優勢和軍事主導地位,甚至挑戰美國對全球秩序的設想。而這一設想構成了美國全球權力的基礎。

習再干五年,幾乎肯定意味著要繼續五年的超級大國競爭,甚至對抗。

以上這些都是一般認識。但也許華盛頓應該感謝這位中共領導人的堅持。中國領導人肯定打算削弱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但可能沒有做好準備讓自己的國家能實現這一目標。他的政策的實際結果表明,其正在削弱而不是加強中國作為美國競爭對手的地位。他掌舵中國的時間越長,中國的競爭力就會越弱。

在關於中國崛起的炒作中,人們忽略了中國在習的領導下,在幾乎所有政策方面的表現有多麼糟糕。

經濟已經急劇放緩,領導層已經放棄了實現其曾經神聖的增長目標;而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疏遠了世界上大多數主要國家,並使中國的亞洲鄰國感到恐懼;他的許多高調政治舉措都被浪費和管理不善所玷污;他聲稱中國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但又由於他自己的統治,中國的崛起變得不是更確定了,而是更加不確定。

「中國必將崛起」的老生常談,對美國的外交和國內政策有嚴重影響。為了應對中國的好勝態度,華盛頓的決策者們感到不得不在每一個方面與中國競爭:外交、經濟、技術、軍事和意識形態。這就是最近簽署的《晶元與科學法》(CHIPS
and Science Act)背後的思路,這一法案旨在確保美國繼續統治半導體行業,對抗中國的高科技野心。

同樣的戰略指導了拜登總統2021年的重建美好未來方案(Build Back Better
Plan),這是一項基礎設施建設計劃,旨在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競爭,爭奪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

拜登總統2021年3月在匹茲堡發表關於美國就業計劃的講話,這是重建美好未來方案(Build Back Better
Plan)的一部分。The White House,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不過,上述這些政策的前提是:中國的能力與領導人的野心能夠同步。現在的證據卻表明,他的目標已經超過了中國維持這些目標的能力。

中國領導人過度擴張的時機,對華盛頓來說也是幸運的。過去五年裡,美國的黨派之爭和社會混亂讓人焦頭爛額,美國的全球地位可能比二戰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脆弱。中國本可以利用這種混亂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進一步傷害美國。

相反,習的行動不僅使美國留在了博弈之中,而且在某些方面還提高了美國的全球地位。美國的全球聯盟關係網路曾受到嚴重的壓力,現在則可以說比多年前更為強大,而部分原因正是中國領導人的政策。

習治理下的中國仍然是一個威脅,因為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意圖又有資源,能夠破壞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的國家。然而,中國領導人議程清單的失敗表明:人們曾經普遍認為的中國崛起與美國衰落同樣不可阻擋的假設,是一種高度簡化的結論。中國領導人希望以顛覆美利堅治世(Pax
Amricana)的身份載入歷史。相反,他最終可能會成為維護它的人。

當習在2012年掌權時,大多數中國專家預計,他將遵循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奠定的極為成功的道路,即自由化經濟改革、與全球經濟一體化融合以及與美國的夥伴關係。

1979年1月正在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的鄧小平,當時鄧小平的1977年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中第三次復出政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全國政協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等黨政軍職務。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習曾在中國一些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地區擔任過官員,因此他對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核心原則有長期經驗。在他成為國家新領導人前不久,他與時任美國副總統拜登進行了廣泛交流,這給人們留下了他重視中美之間富有成效的關係的印象。

然而,隨著統治的展開,這些早前的假定被證明是錯誤的。其統治的特點是:高度的意識形態化、極端的民族主義,還有對政治控制的痴迷,大大偏離了前任們的政策。在此過程中,習以深刻和不可預測的方式改變了中國的路線。

最引人注目的是,習完全修改了中國的外交政策,顯然認為中國接手世界上最強大國家地位的時刻已經到來。他沒有把華盛頓當作夥伴,而是認為美國是中國最危險的對手;沒有讓中國沉浸在美國領導的全球秩序中,而是在推動自己以中國為中心的替代方案的看法,而這個方案對獨裁政權更加友好。

值得注意的是,這位中國領導人已經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建立了新的友誼,似乎認為普京可以成為自己追求削弱美國力量的盟友。然而,中國越是公開敵視當前的國際體系,美國的聯盟就越是強大。中國領導人的議程已經說服了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加強與美國的關係,以及各自相互間的關係,以對抗他所帶來的威脅。

起初,歐洲領導人對美國在中國問題上的強硬路線感到不舒服,堅持他們的「戰略自主權」。這種分歧在大西洋聯盟內部埋下了一些裂痕。然而,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中國領導人對普京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種裂痕。在4月的一次網路峰會上,表面上的議程是為了加強中國和歐洲之間的合作,但歐盟領導人批評了中國領導人的親俄立場,警告他不要幫助普京的戰爭。

然後是在6月,華盛頓在太平洋地區的四個主要夥伴: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四國的領導人首次參加了北約峰會,以討論中國威脅問題。這是一個全新跡象,表明一個把歐洲和亞洲的民主大國聚集在一起,建立更加協調或甚至是統一的聯盟是有可能的。

此外,印度通常對陷入超級大國之間的競爭持謹慎態度,但是在Quad(四國集團,一個還包括澳大利亞、日本和美國的安全夥伴關係)中變得更加活躍了。這表明,印度將
Quad 視為對抗中國的潛在堡壘。而中國政府此前在中印兩國有爭議的邊境地區強行提出領土要求,這令印度領導人感到震驚。

習似乎並不關心他行動所造成的這些影響。9月中旬,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以來的首次國際外交出訪中,他選擇了會見普京,蔑視美國及其歐洲盟友。他還推進了「毫無外交手腕的」外交(undiplomatic
diplomacy),這有時會變成他任命的官員們對外提出威脅和要求。

在7月與澳大利亞外交部長的會晤中,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將兩國關係的緊張歸咎於堪培拉「不負責任的言行」。根據中國官方發布的會談摘要,他還說如果澳大利亞能避免「被任何第三方(即美國)控制」,那麼兩國關係可以得到改善。

此後不久,中國外交部直接威脅美國將為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訪台「付出代價」,因為北京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認為這是對其主權的侵犯。幾天後,一位中國高官警告以色列駐華大使,不要讓美國影響以色列對中國的態度,並毫不客氣地聲稱猶太人和中國人作為西方文明的受害者應該有共同的怨恨。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對19個國家(其中大部分是主要民主國家)的民意調查,所有這些國家的調查結果是:中國國家形象在全世界急劇惡化,領導人本人的表現也很差,許多國家的受訪者對中國領導人是否在國際事務中「做正確的事」,表示信心不足或沒有信心。

中國的地位被認為在部分發展中國家更為有利,北京的外交政策越來越注重在所謂的「全球南方」贏得支持。但即使在那裡,中國領導人也有失誤。例如,中國未能成功拉攏南太平洋的小國達成安全和經濟協議,部分原因就是北京的傲慢。

太平洋島國論壇(Pacific Islands Forum)秘書長亨利·普納(Henry
Puna)在7月的一次簡報中說,當地領導人拒絕了這一倡議,因為中國官員未經協商就向他們提交了條約的全部草案文件。他說:「如果說會有人知道我們自己想要什麼,我們需要什麼,我們的優先事項是什麼,那就不會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

太平洋島國論壇的旗幟。太平洋島國論壇是一個由太平洋諸國參加的國際組織。組織的秘書處位於斐濟蘇瓦,旨在加強太平洋獨立國家之間合作的政府間組織。成立於1971年8月名為「南太平洋論壇」。2000年10月改名為「太平洋島國論壇」;地理範圍更加上大洋洲
– 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北太平洋島國和南太平洋島嶼國家。Germenfer,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中國領導人在國內治國理政的情況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尤其是中國經濟。在他的領導下,經濟增長已經明顯放緩。2012年,在他的任期開始時,經濟成長率為7.8%,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今年的經濟增長僅有3.3%。隨著經濟發展,增長率的降低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他的政策可能使情況變得更糟。

中國幾十年來經濟繁榮的關鍵,是國家在經濟干預上的退出,以及對海外貿易和投資的開放,這使得私營企業部門得以蓬勃發展。在某種程度上,他已經扭轉了這一局面。這足以削弱一些最具活力的經濟部門,並將資本和人才轉移到揮霍無度的部門,例如一系列國家主導的工業項目。

這一轉變最明顯的標誌,是強加給私營公司的廣泛的新監管負擔。其中有些是善意的,例如確保外賣送餐員得到更好的待遇。但所有這些都是草率出台的,並限制了中國一些最重要公司的擴張。

曾經蓬勃發展的私營教育培訓行業,為渴望上大學的孩子提供課外輔導班,在禁止這些教培企業向大多數學生教授核心課程的法令出台後,這一行業遭受了幾乎全面裁員和嚴重的財務損失。一家著名的互聯網科技公司,網約車應用滴滴出行,受到了網路安全調查和運營限制的嚴重打擊,其股價自一年前首次公開發行以來已暴跌超過80%。

整個科技行業非但沒有推動新的經濟增長,反而一直在縮減規模和裁員。這使得最近的大學畢業生更難找到工作。7月,青年失業率達到了近20%的歷史新高,儘管8月略有改善。

中國領導人的動機似乎部分是出於意識形態,部分是純粹的政治考量。他似乎擔心大企業,尤其是科技行業,可能會積累足夠的影響力和財富,對共產黨的統治構成挑戰。黨員幹部已經明確表示:他們希望對私營企業的管理有更大的控制權,而最高領導人本人也談到了「需要防止資本的無序擴張和野蠻生長」。

他更喜歡國家主導的事業,可以更容易地進行監督。政府提供了天文數字的投資、補貼和稅收減免,用於支持他的官僚們所青睞的行業,也是他們希望中國佔據主導地位的行業,包括電動汽車、半導體和人工智慧。

儘管這些工業項目還處於早期階段,無法做出最終判斷,雖然有一些進展的跡象,但到目前為止,結果總體上並不樂觀。一位觀察家,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高級顧問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儘管有巨額的政府支持,但「幾乎沒有一個行業,中國是佔主導地位的技術領導者。」

這些國家驅動的追趕任務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項是發展足夠先進的半導體產業,使中國能夠自力更生,一直受到腐敗的困擾。到目前為止,其在追趕美國的行業領導者方面只取得了不足道的進展,並沒有接近目標:減少中國經濟對外國製造的晶元的依賴。

中國領導人對自由市場改革的明顯不信任,也加劇了中國經濟最危險的弱點:其破碎的增長模式。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和世界各地的經濟學家早就警告說,中國的經濟增長過於依賴投資,而投資往往是由債務驅動的,並且會過度地將資源浪費在不必要的住宅樓、工廠和基礎設施上。

但中國最高領導人繼續採取這種做法,每當經濟增長速度低於黨制定的目標時,就向經濟中注入信貸,而他今天正為此痛苦。在他的任期內,債務急劇上升,從2012年的不到兩倍於GDP發展到今天的幾乎三倍。

在臃腫肥大但至關重要的房地產行業中,後果顯現了出來。政府試圖控制負債纍纍的開發商,導致了這一行業的巨頭之一恆大去年出現了危機,這個行業的問題已經加深。隨著開發商違約,房地產銷售下降,房地產價格下跌,新開工建築量下滑,這一行業的不穩定代表了銀行系統的風險,這些銀行在與房地產相關的貸款方面有非常深入的參與,同時也代表了中國中產階級的財富。

公眾信心下降的一個顯著表現是,全國各地的家庭最近進行了一次「按揭貸款拒付浪潮「,由於擔心現金流極度緊張的建築商將永遠無法完成住宅樓的建造,他們暫停了對未完工建築的按揭付款。

最高領導人還在用他極為嚴格的疫情控制首發來加重這些困境。毫無疑問,他的任期內最大的成就是限制了新冠疫情在中國的傳播,避免了許多其他國家遭受過的大規模公共衛生危機。

但是,他要求新冠病例必須保持在或者接近為零的水平,已經成為中國自身不可容忍的負擔。主要城市和工業園區一再關閉,扼殺了出行、生產活動和商業活動。受影響最大的是最小的企業,比如那些提供關鍵的城市就業機會的社區小餐館、理髮店和小商鋪。

在疫情隔離和失業的壓力下,中國國內的不滿情緒達到了一個異常高的水平。今年早些時候,政府在對上海實施為期兩個月的封城時遇到了廣泛的阻力。被關在家裡的居民敲打著鍋碗瓢盆,從窗戶內發出尖叫,以抗議嚴厲的封控措施。

在北京,居民仍然必須出示最近的、顯示為陰性的核酸檢測結果,才能乘坐地鐵或在餐館用餐,核酸檢測站已經成為破壞的對象。在某些情況下,被塗鴉上了如下字樣:」不自由,毋寧死。」

公眾不滿的來源不止限於疫情封控。今年7月,來自全國各地的數百名抗議者在鄭州市中心聚集,因為他們的銀行存款因一起匪夷所思的金融醜聞而不翼而飛。

憤怒的情緒似乎已經壓倒了中國社交媒體上審查刪帖的努力。最近在新浪微博上,有一個帖子宣稱:「人們不高興了!你們的政府職位是安全的,但底層人民卻很難生存。」

當然,對政府不滿情緒上升的證據只是傳聞。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環境中,中國公眾對領導人的真實想法是無法衡量的。但是,普通公民願意冒著被報復的危險進行反抗。在鄭州,不明身份的暴徒襲擊了那些抗議者們,而當地政府顯然是襲擊事件的共謀。這說明人們對中國的現狀有多麼失望。

這些外交、經濟或社會問題似乎都不可能破壞習對第三個任期的追求。然而,這些問題可能會使他的統治變得不可預測。中國的命運越是衰敗,他就越是一個威脅,這與普京不一樣。中國領導人已經轉向民族主義,以使他對權力的掌控合法化。

因此,北京在台灣等問題上的言辭會更加激烈,外交部和國家媒體的反美宣傳也會更不留情。他需要國外的敵人來轉移公眾對他在國內失敗的不滿。

對華盛頓來說,中國領導人的持續統治既帶來了危險也帶來了機會。正確的策略是確保緊張局勢不會升級為衝突,同時利用他的失誤來增強美國實力。這種做法涉及一種微妙的平衡,充滿了戰爭的可能性。但如果華盛頓能夠很好地管理局勢,美國可以從他的統治中獲得好處,並讓中國承受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