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錢就走吧”：香港人的未來在哪裏？

伊萬·林（Ivan Lam，音）觸目所及之處，仿佛都能看到自己的未來。

在新聞中，他看到香港警察毆打示威者。他看到戴口罩的抗議者發誓繼續戰鬥。他讀到有關中國共產黨日益強大的力量，以及它囚禁穆斯林的報道。

陰謀網站上關於失蹤和自殺的傳言不絕於耳。24歲的伊萬·林剛剛在一家跨國公司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然而，從公司所在的那座熠熠生輝的大廈向街上看，隻見身穿防暴盔甲的警察高度戒備地站在人行道上。

伊萬·林想留在香港。但他在存錢。他在製定計劃。如果有必要，他就離開。

“我不知道這場衝突要怎麽結束，”他說，“所以我的未來和香港的未來一樣，是不可預測的。”

數月的政治動蕩使香港從一個充滿希望的城市變成一個充滿懷疑和幻滅的地方。和平示威演變成暴力衝突。經濟正在萎縮。然而，中國領導人似乎一心想要廢除他們曾經承諾的高度自治，並威脅要將香港進一步置於北京的威權控製之下。

這個現實改變了這座城市700萬人的生活。買房和生育的計劃被推遲。親情和友情出現緊張甚至破裂。

還有一些人——至少是那些有選擇的人——在想，是否應該徹底拋開這一切。

“在這場運動之前，情況已經很糟糕了，”45歲的活動經理貝茜·陳（Bessy Chan，音）說。

貝茜·陳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20年前，中國政府在承諾保護香港的自由和法治的前提下，收回了這塊英國殖民地。當時她在猶豫中回到香港，發現變化不大。工作令她無暇顧及其他。

但這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讓她沒法改行。香港官員把錢花在昂貴但存在大量問題、將香港與大陸連接起來的鐵路和橋梁項目上，而不是花在人們可負擔的住房或教育上，這令她失望。她開始討厭成群結隊的大陸遊客。

今年，她姊妹的丈夫在德國找到了一份工作。貝茜·陳開始研究那裏的研究生課程。她解釋道，她是單身，而這座不斷變化的城市讓她覺得沒有根。她說，她的父母並沒有因為家人要分離而悲傷，而是對她的選擇感到高興。

“我有一個16歲的侄女，”貝茜·陳說。“對於這樣年紀的孩子，我看不到她的未來。”

香港的未來一度是光明的。它從中國蓬勃發展的經濟中受益，同時保持了自己的法律體係。直到2047年它才會被大陸並入，那個日子看似遙遙無期。

飛漲的房價、越來越少的就業機會和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開始破壞這種形象。香港大學(Hong Kong
University)教授及總監葉兆輝(Paul
Yip)的研究顯示，經濟壓力增加了人們的不快樂和抑鬱情緒，但他說，現在很少有人把經濟壓力作為想要離開香港的主要原因。

“他們實際上在談論的是香港是否適合撫養孩子，”葉兆輝說。“這更微妙，也更嚴重。”

由於這些原因，許多居民暫停了自己的生活計劃。29歲的數學老師艾德蒙·陳（Edmond
Chan，音）和女友不再談論結婚成家的事。他們討論過搬到台灣去，但是負擔不起。

過去一年裏，艾德蒙·陳的角色發生了變化，從教育工作者變成了學生的顧問，幫助那些無法與父母談論抗議活動的學生。他再也無法和自己的父母談論動蕩的局麵，他說父母寧願不看新聞或談論政治。

“我們很困惑，不知道該怎麽教育孩子，讓他們覺得香港是一個適合居住的地方，”前不久，艾德蒙·陳在觀看一次午間抗議活動時說。當學生來找他作輔導時，他不知道說什麽。

官方數據沒有顯示出離開香港的人數是否比以前更多，但有跡象表明人們開始顯示出興趣。當地數據顯示，申請改變國籍所需證書的人數較一年前增加了近四分之三。移民顧問們說有很多人詢問相關信息。在豪華公寓的大堂裏，可以看到其他國家投資移民項目的傳單。

42歲的市場營銷公司老板愛德華·孫（Edward
Suen，音）鼓勵朋友們去探索這種可能性，尤其是如果他們有孩子。“有錢就走吧，”他說。

愛德華·孫自己發誓要留下來支持抗議活動。6月，他參加了香港當年的第一次重要街頭遊行，從而受到了激勵。遊行組織者稱其吸引了100萬人，然而城市領導人拒絕了他們的要求。

幾天後，在一次出差途中的會議上，愛德華·孫偷偷把手機放在桌子底下，觀看警察向香港立法會大樓周圍的抗議者發射催淚瓦斯的視頻。

“看到警察對待那些和平抗議者的態度，”他說，“我差點在開會時哭出來。”

現在，愛德華·孫在周末協調司機，運送示威者往來抗議地點。他建立了誌願者網絡。他試圖保持樂觀的心態。

“在香港，每個人都想中彩票，”愛德華·孫說。“我們知道不會贏，那我們為什麽還在買？因為我們有希望。”

加裏·馮(Gary
Fung)也選擇留下。這位現年59歲、精力充沛的大律師曾經支持建製派，現在開始參加抗議活動——“隻要合法示威！”他說——並對警察的行為感到震驚。

加裏·馮說：“我看到他們中的許多人違反法律。”

在1997年移交前，他於1991年獲得了英國護照，但他選擇去直麵他對中國的恐懼。2007年，他前往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在1989年大屠殺紀念日舉行靜坐抗議。如今，他想爭取維護香港的法律自主權。

“由於我的背景，我為我們的法律製度感到自豪，”加裏·馮說。“我想扭轉局麵。”

11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為民主運動帶來了決定性的勝利，從那以後，抗議活動逐漸消退。盡管如此，緊張局勢仍在辦公室和家庭中潛伏。

現年45歲的活動與公關主管嘉莉·黎(Carrie
Lai)難以避免家庭聚餐上的大聲爭吵。在選舉當天，他們在吃著餐前小點，她的姐夫說，一個民主派候選人為了博同情，雇傭流氓手持錘子攻擊自己。嘉莉·黎目瞪口呆，湯匙舉在空中，麵紅耳赤，準備張口說話。她的姐姐介入，轉移了話題。

嘉莉·黎說：“每個人都處於戒備狀態。”

嘉莉·黎有澳大利亞護照，因為她十幾歲時就住在那，但現在她計劃留在香港。她的丈夫沒有澳大利亞護照。而且她無法想象在抗議活動正需要她的時候選擇離開。

“還沒到時候，”她說。如果情況真的變得很糟，嘉莉·黎說，她在抗議活動中的參與能起到一些作用。

相比之下，伊萬·林不太確定他能改變未來。

伊萬·林是公務員和零售經理的兒子，按部就班地攀升香港的社會和經濟階梯。他曾在英國曼徹斯特留學。他在一家著名機構找到了做招聘的工作。他開始了一段認真的感情關係。他在香港的生活似乎已經定下來。

現在，他沮喪地看著北京在香港事務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增多。他擔心共產黨在鎮壓香港文化的同時，又會利用香港的增長引擎。

“他們想利用我們，”他說，“但同時他們還想改變我們。”

抗議活動有時吞沒了伊萬·林在香港工作的中央商業區。在最近一次午間抗議活動中，他看著一個過馬路的年長男子突然被防暴警察抓住。在被搜查時，一輛呼嘯的警車駛來。警察把那個男子推進車裏。一位年長女子大喊那個人沒有做錯任何事。

伊萬·林說：“這就是我們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