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不是放不放開，而是如何放開

前天，廣州宣布全麵解除所有疫情防控臨時管控區；昨天，一度傳聞“核都”深圳也要取消常態化核酸了，雖然很快被辟謠，但確實深圳不少商場、小區已不驗核酸——事實上，這種傳聞竟然會出現，本身就表明人們普遍預期將要放開了。

更多的新消息似乎也在印證這一點：11月16日，鍾南山院士表示，奧密克戎感染症狀輕微，“類似感冒”，不必過於擔心。武漢大學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團隊證實，在小鼠實驗中，奧密克戎的致病力相比原始毒株，已下降了40倍。

至於很多人最擔心的“後遺症”，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感染科教授、黃埔方艙醫院總領隊崇雨填教授11月30日稱，目前沒有證據表明新冠有後遺症。這與張文宏醫生十多天前的說法一致：當下“急需複工複學”，讓社會能繼續運轉，病毒帶來的“後遺症基本上都沒有”。

像這樣的話，以前也不是沒人說過，但沒有像現在這樣得到公開討論，甚至即便說出來，也可能遭到群嘲。和今年春上海封城那一陣相比，這半年多來最大的社會心態變化，恐怕就在於此：越來越多的人覺得，放開不僅可以接受，而且是自己想要的，因為他們真正怕的已經不是病毒了。

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為此做好了心理準備，日前流傳著一個段子：

我堅決反對放開！

我大女兒是社區的，我小女兒是做核酸的，我老婆是賣菜的，我兒子是建方艙的，我孫子是做口罩的，我孫女是做防護服的，我姑父是當小區保安的，我是焊鐵皮的，放開你要我們一家老小怎麽活啊！

這極有可能是編造出來嘲諷那些“防疫愛好者”的，未必是真的（連孫輩都工作了，那本人都得60多了，哪個小區還會請八九十歲的老人當保安？），但它很好地契合了當下的一種普遍想法：反對放開的都是一些既得利益者，而且多是自私的老人。

實際上，如果仔細觀察一下當下的輿論動態就會發現，隨著“放開”的呼聲漸起，連那些“防疫愛好者”的觀點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們很少直接反對放開（畢竟這看起來已經是大勢所趨），轉而強調，一旦放開會出現什麽樣的“嚴重後果”。

曾寫過《投資魔法書》的作家端宏斌日前在一篇10萬+的雄文《可憐的中產，還沒意識到共存後的危險》中寫道：

現代社會其實是一個非常脆弱的社會，城裏人生存的一切，都依賴於城外的供應，你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還有給你提供服務的外賣員、快遞員、餐廳的服務員，都是從農村來的，當這些人害怕感染，逃回去的時候，誰來給你提供服務？當共存之後，醫務人員必定一定且肯定會離職。到時候所有商品和服務漲10倍，那才是合理價格，漲20倍你也不要覺得奇怪。

當城裏的中產階級慶祝共存的時候，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等待他們的是什麽。

公平地說，他開頭所說的倒也沒錯，現代社會確實是相當脆弱的，所以才格外需要高超、精細的治理能力管控風險並維持其持續運轉；問題在於他的推論：他似乎認定，一旦放開，城市就會在恐慌之下陷入停頓，進而所有物價都會暴漲。

他沒有解釋這是怎麽推斷出來的：國外的“現代社會”放開後沒出現這樣的狀況，為什麽中國會是個例外？當然，他說的那種情形，在國內倒確實出現過，不過是在城市被封控的時候。

尤為奇怪的是，他似乎認為物價暴漲中最脆弱的受害者是“城裏的中產階級”，但根據定義，中產階級至少總還有點相對可以的收入和積蓄，而他所說的那些外賣員、快遞員、服務員，其實才真的是更難承受的群體。

讓他們回農村去，種地就能養活自己？別開玩笑了。且不論很多人離鄉多年，早已不會務農，按現在各地的防疫封控，菜都爛在地裏，城市的停頓，對他們的傷害才更大。

還有一種頗具代表性的觀點認為，防疫到現在，已經陷入了一個兩難的“電車難題”，放不放開都代價巨大，問題隻是什麽樣的代價。

“洋愷宏觀”的一篇《防疫的天秤》就持這樣的看法，它承認毒株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防疫形勢也大為不同了，但“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任何的選擇都要付出代價”：

如果是選擇放開，在醫療防線沒有被擊穿的情況下，我國將超額死亡上百萬人口。如果是因為疫情傳播過快、感染人數太多導致醫療防線被擊穿，超額死亡的人數隻會更多。

所以防疫就是個天秤，天秤的左邊是3.5萬億元的財政缺口，天秤的右邊是上百萬人的超額死亡。社會公共領域的任何決策都比想象中要複雜得多，任何選擇都會有代價。關於防疫的取舍，不同人心中應該有不同的答案。改變路徑要勇氣，不改變路徑也要勇氣。但最終的決策，一定得建立在保障14億國民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上。

在此，它給出了一個模棱兩可的答案，似乎放不放開都有道理，也都要“勇氣”。然而在我看來，此處設定為“要錢還是要命”的兩難，其實是虛假的。

它暗示我們可以“要命不要錢”，但現實是：當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力下降，“錢”和“命”都會沒了。“上百萬人的超額死亡”聽著確實驚悚，但這並不意味著不放開就可以完全避免——也許這些人沒死，但另一些人卻死於其它原因。

有研究表明，美國GDP增速每下降1個點，會超額死亡5萬人，因為經濟下滑會導致失業、酗酒、暴力、健康惡化、自殺等一係列次生災害，按中國的人口規模，1個點就是20萬人。

一個社會的延續，依靠的不是靜態的嚴防死守，而是動態的生生不息。一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曾導致上億人口損失，但疫情過後，活下來的人獲得更強健的抗體，人口增長迅速反彈。

也因此，中國才有“千棺從門出，其家好興旺”的古話——誰都難免一死，關鍵是更多、更健康的後代來新陳代謝。這三年管控下來，且不說別的，多少人因此打消了結婚生子的念頭？因此少出生的人口，恐怕都不止百萬了。

最重要的一點是，放開不放開，到現在其實已經不是選擇了，因為我們無法想象五年、十年一直這樣封下去，這不是死多少人、財政損失多少錢的問題，而可能對社會心理、經濟活力乃至整個國家的未來造成深遠而不可逆的潛在傷害。

繼續陷入這樣的繁瑣爭議，已經意義不大了。試想一下，如果1978年也為是否“開放”展開爭論，那主張不開放的人恐怕還更占上風，理由也多的是——有些擔憂當然也不無道理，就像窗戶打開也難免有蒼蠅蚊子進來，但真正的問題是：要是這樣一直爭下去，我們可能就此喪失了與國際結構的曆史契機，最終要在更嚴峻的形勢下被迫倉促開放。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如何為放開著手準備，盡可能地減輕可預見的損失，摸著石頭過河。“不放開”這個選項根本就不應該存在，“放開”也不是二選一的問題，而是討論和行動的前提，由此迎接新的風險和可能——朋友們，這才叫“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