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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洶湧 中國領導層的大麻煩才剛剛開始

客座評論:中國領導層的大麻煩才剛剛開始

鎮壓或許在技術和戰術上能夠繼續取得成功,但無法掩蓋體製的失敗。他們無法逮捕所有的學生、中產階級和工人。人民已經起來,對當權者發出了噓聲,這不是任何一個鎮壓體製能夠消滅的。他們在清零和鎮壓中,失去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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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南京傳媒大學的一位女生、或者清華大學的一位女生在食堂前麵孤獨地舉起一張白紙,一切都改變了”

(德國之聲中文網)在過去的一周,中國政局經曆了戲劇性的變化。11月24日的烏魯木齊火災和隨後的政府新聞發布,激怒了可能所有的中國人,從26日開始,中國全境爆發了一場空前規模的抗議運動。從新疆到上海,從南京到北京,再到武漢、成都和廣州,中產階級們衝出了被封的小區,大學生們在校園裏聚集、抗議。這是1989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行動,甚至是1949年以來中國發生的第一次大規模反政府示威。

麵對這種洶湧的抗議浪潮,在最初幾天,北京似乎陷入了驚慌失措之中,他們沒有預料到人民以這種方式要求結束動態清零,也沒有預料到人民在衝出被封鎖的小區的同時要求自由,更沒有預料到過去幾年對新疆的成功鎮壓在一場火災之後破防了,並且成為全國性抗議的導火索。

這是中國領導層的大麻煩,而且才剛剛開始。北京正在麵臨一個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其危險程度甚至可能超過1989年學生民主運動的衝擊和隨後的鎮壓帶來的國際孤立,而且危機本身是顯而易見的,某種程度上已經表明人民的抗議不啻為一場起義,也就是革命。

 

“敵對勢力”再現

或許因此,抗議浪潮興起不過兩天,11月28日,二十大後新任的中共政法委書記陳文清即召開大會,部署打擊“敵對勢力”。“敵對勢力”這個詞出現在如此級別的中共會議,上一次還是2011年6月。那是時任政法委秘書長周本順在同樣的大會上,按照年初胡錦濤和周永康在2月18-19日舉行的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研討班上的講話精神,也就是應對北非茉莉花革命的爆發、呼籲所謂新社會治理改革,將1990年代中期隨著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逐漸形成的中國公民社會當作顏色革命的推手,也就是敵對勢力。

然而,在過去幾天的全國性抗議運動中,或者更準確地說,在經曆了過去十年的“偉大鬥爭”之後,黨內的支持者和同情力量在經過無數輪次的清洗也在“二十大”上最後被清除出局,黨外的公民社會組織和力量被鎮壓殆盡,包括國際公民社會組織和媒體的在華機構和力量、以及公民社會的天然盟友-國內的民營資本和企業家、人權律師團體等等,再經曆了過去三年動態清零之下的“閉關鎖國”之後,如果北京仍將它正麵臨的來自人民的反抗歸咎於外部勢力或者敵對勢力,那可能就在承認自己的失敗。

在整個抗議浪潮最關鍵的莫過於此。無論如何,鎮壓機器似乎都難以挽回政治的失敗,並且暴露出根本的政治危機,那並不隻是鎮壓機器的危機,也不隻是一個領導人的危機,而是整個政黨和政治體製的危機。在那一夜之間,在那張白紙麵前,全部暴露於世人。

這當然是最大的危機。因為,從2011年茉莉花革命以來,中共所做的幾乎所有努力都是為了防範顏色革命、防止中國在遭遇顏色革命的衝擊下發生蘇聯解體式的崩潰。這是習近平執政之初加強個人集權的合法性借口,也是他過去十年對黨內清洗、對黨外鎮壓的初心,更是中國過去十年在新疆、香港采取殘酷鎮壓的根本原因。

所有這些針對所謂顏色革命的危險的努力,包括防範黨內出現戈爾巴喬夫或葉利欽式的人物、防範國內公民社會的組織化以及與國際公民社會的聯結、防範香港和台灣變成顏色革命的橋頭堡等等,都是針對他們所想象的有組織的、國際性的、和顛覆性的民主運動進行全麵和係統的預防性鎮壓,如我們在2013到15年的中國大陸、在2017年以後的新疆、在2019年的香港所看到的。

 

維穩體製崩塌

但是,當公民社會已經不複存在、國際外部勢力的支持趨近於零,包括工人、學生和中產階級在內的廣泛群體不約而同地起來抗議,並且在1949年之後第一次對自由有著如此切身的感受和要求,這個持續十年、甚至二十年的維穩體製崩塌了。過去十年的社會清洗、特別是過去三年的清零政策之下形成的全民恐懼,在烏魯木齊火災發生之後的一刹那,那個夜裏,經過已經被嚴密審查文字內容但是無法過濾感情的社交媒體的傳播之下,變成了中國人民相互之間僅有的紐帶。第二天,沒有組織、沒有動員,他們就選擇了上街,選擇了反對。他們衝出了被封的社區,他們在上海的烏魯木齊中路點起了蠟燭,他們在校園、在街道、在海外舉起了一張白紙。

這是1980年代以來一個虛構的蘇聯時代政治笑話的現實革命。僅僅在過去幾年,知識分子們還在嘲笑中國的政治笑話沒有超出前蘇聯笑話的水準,盡管北京早就已經把前蘇聯的崩潰當作最大的危險。但是,當南京傳媒大學的一位女生、或者清華大學的一位女生在食堂前麵孤獨地舉起一張白紙,一切都改變了。

或許,因此之故,政法委在28日舉行了會議。負責動態清零的副總理孫春蘭在11月最後一天的衛健委會議上也絕口不提堅持動態清零,而是要求全國做出調整。在黨內沒有任何異議的情形下,當人民站出來衝出小區、站上街頭,動態清零政策結束了。這是對過去三年堅持將動態清零與“兩個維護”的核心權威綁在一起的失敗。

但是,這不是最大的失敗。當動態清零政策在民眾抗議下被迫做出調整,與其說是承認最高層的失敗,不如說是整個政黨、整個政治體製的失敗,那是一個領導人或者一個領導班子所無法承受的。

在這個意義上,那個曾經在香港大顯神威的鎮壓體製,針對當前的全國性抗議,或許在技術和戰術上能夠繼續取得成功,譬如,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的悼念和反對行動之後,警方進行了清場;在北京亮馬橋的聚集之後,警方使用手機基站數據逮捕了所有參與者;這幾天,北京高校開始遣散學生,害怕學生們可能在校園裏繼續抗議或者聲援被逮捕者。但是無論如何,它都無法掩蓋整個體製的失敗,他們無法逮捕所有的學生、中產階級和工人。人民已經起來,對當權者發出了噓聲,這不是任何一個鎮壓體製能夠消滅的。他們在清零和鎮壓中,失去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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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林飛為中國政治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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