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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起訴北影副校長:你“潛規則”我老婆(組圖)

2019年9月,北京的王先生以一般人格權糾紛為由,將北京電影學院副校長孫立軍告上法庭。他在起訴狀中指控,孫立軍在邀請其妻子李女士參與即興電影項目期間,以感情為由誘騙李女士無償為孫立軍做事,還與李女士發生性關係。

王先生認為,孫立軍和妻子發生性關係的行為嚴重侵犯了自己的人格權,向法院請求依法判令孫立軍公開賠禮道歉,恢複自己名譽,消除影響;請求依法判令孫賠償精神撫慰金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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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紅星新聞記者曾多次撥打孫立軍手機、座機求證,但始終無人接聽。2019年11月12日下午,紅星新聞記者曾撥通北京電影學院紀委書記支宏偉電話。對於上述事情,支宏偉一開始表示不知情,隨後表示“你跟我說這個情況沒法在電話裏溝通。我們不能接受對外采訪,因為這種情況我不能代表學校。”

2020年1月14日,該案在北京市海澱區法院不公開審理。

紅星新聞在海澱區法院大廳注意到,孫立軍本人並未出席本次庭審。庭審結束後,孫立軍代理律師告訴紅星新聞,由於該案件具體內容涉及個人隱私,遂申請了不公開審理,他也不便透露更多細節。孫立軍代理律師強調,自己的當事人(孫立軍)沒有與李女士發生性關係。

該案將擇日宣判。對於此案,1月14日,紅星新聞記者再次撥打孫立軍手機、座機以盼求證,但始終無人接聽。

認為妻子被“潛規則”

丈夫狀告北影副校長

王先生在起訴書中稱,孫立軍從2018年2月起,利用其身份、職務上的便利,以北京某傳播有限公司為主體,發起即興電影項目《走,一起去看》,並邀請了其妻子李女士出任該影片公眾號策劃職務。在工作期間,孫立軍承諾與李女士簽訂正式聘用合同,卻遲遲未履行。上述電影自2018年7月19日起正式拍攝,至同年8月10日止。拍攝期間,孫立軍持續以感情為由誘騙李女士無償為自己做事,並希望她主動獻身以滿足其不正當性需求。2018年7月31日晚,在孫的哄騙下,二人首次發生性關係。此後幾天裏(2018年8月4日、2018年8月5日、2018年8月8日),被告以同樣的方式微信或電話聯係,讓李女士到他房間發生關係,期間不斷表示愛她,以此來使李女士為其免費工作,同時維係不正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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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還提到,2018年8月11日,王先生通過妻子的微信聊天記錄了解到此事。同年9月29日晚上,王先生、李女士、孫立軍及其他二人進行了當麵對質。孫立軍在開始時咬定是“誤解”,直到李女士承認二人發生性關係之後,孫才承認,並向王先生以及李女士道歉。

王先生在起訴中提到,人格尊嚴權是指公民享有的包括人格獨立、人格自由、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侮辱的人格權。女性婚內與他人發生性關係,對於配偶一方自然會產生不利影響,民間對此也有眾多不雅的稱呼及歧視。孫立軍在明知李女士有家庭的情況下,打著“合作”的旗號,故意用利益、資源等作為誘餌,誘騙李女士與其發生性關係,就是俗稱的“潛規則”。

起訴書還提到,孫立軍以這種方式“占有”妻子,已構成對自己的莫大侮辱,且原告夫妻的朋友圈內有不少人也得知了這一事實,因此對王先生心理造成了極大創傷和不良影響,已嚴重侵犯了自己的人格尊嚴,應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因此,王先生請求依法判令孫立軍公開賠禮道歉,恢複自己名譽,消除影響;請求依法判令孫賠償精神撫慰金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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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電影項目出差歸來後

丈夫發現妻子“不對勁”

王先生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妻子李女士於2017年12月作為某平台特約作家專訪過孫立軍,二人由此認識。

對於相識經過,李女士則說,2017年末認識孫立軍後,到2018年初,那時對方時不時各種感情籠絡。“一會說你跟我一塊跑步去,一會說我們有個什麽電影,一會說我有畫展,一會又是什麽把他各種跑步、畫畫的圖片時常給我發。”

李女士表示,從那時起,孫立軍與她通過微信開始了頻繁溝通聯係。“基本上隔一兩天就會給我發微信,說這個說那個,但是肯定都跟工作無關,現在來看就屬於沒事找事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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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表示,2018年4月,妻子接受孫立軍邀請,參與其即興電影項目的策劃、宣傳,負責該項目微信公眾號運營。在此期間孫立軍沒有和妻子簽合同,沒有付任何報酬。2018年7月,即興電影《走,一起去看》開拍,7月22日,李女士趕赴內蒙古與攝製組會合,負責現場報道和撰寫當天的微信公眾號。

李女士則稱,與攝製組會合後,她覺得孫立軍的舉動很奇怪。比如,若周圍有其他的劇組的人,孫看到她就好像不認識一樣,感覺很冷漠。“他那幾天還跟我說,公眾號不重要,你讓別人去寫。我心想我費那麽大勁天天給你這麽認真寫,你跟我說不重要。”

“(2018年7月)29日晚上,他就讓我到他房間去,先反正有事沒事就聊了幾句,然後拉著我就不讓我走,他說你陪我一下,我說不可以,我就知道他要幹什麽,然後我就拒絕了,走了。走了之後,30日我們已經到青海了,當時是借住在廟裏,他們幾個騎手到縣城去住了,那天是沒有在一起。然後緊接著31日他(孫立軍)又讓我到他房間,然後發生了這個事情。”李女士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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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稱,他感覺妻子在參與電影項目過程中,就有些不對勁。2018年8月10日,妻子回到北京,次日早晨,他翻看了她與孫立軍的微信聊天記錄,確認兩人發生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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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方稱遭感情蒙蔽

起訴前三方曾談判

對此,李女士稱,之前是受孫立軍的感情蒙蔽,“因為他之前花了很長時間,各種以項目合作為名,然後老跟我談感情。”

“人心有時候是可以被感化的,而且我那天晚上到他房間去,他就跟我說他很辛苦,而且說實話我覺得他倒沒說假話,真的很辛苦。因為為什麽?他們一天下來騎摩托車可能少則三四百公裏,可能有時候會多達五百公裏,確實是很辛苦。然後我一看他那個狀態,我覺得當時就比較心軟,然後就答應了。”李女士說。

得知此事後,王先生曾多次向中紀委、北京市紀委、北京電影學院等方麵反映。起訴書提到,2018年8月11日,王先生通過妻子的微信聊天記錄了解到此事。2018年9月29日晚上,王先生、李女士、孫立軍及其他二人進行了當麵對質。孫立軍在開始時咬定是“誤解”,直到李女士承認二人發生關係之後,孫才承認,並向王先生及李女士道歉。

紅星新聞從王先生處獲悉,中紀委把他的舉報材料轉給了北京市紀委,北京市紀委回應王先生稱“這個事兒我們查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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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先生提供的一份疑似他、李女士與孫立軍的交談錄音中,疑似孫立軍的聲音表示,“我想如果你允許的話,從今天我們(孫立軍與李女士)的微信、電話都不要再聯係了。我覺得王總作為一個丈夫,是很尊敬你的,他做的是對的。”

紅星新聞從錄音中聽到,疑似孫的聲音表示“如果某某老師(李女士)說我跟她上床,我現在站起來,我就承認。”並表示,“真誠地道歉。”

2019年11月12日下午,紅星新聞記者撥通北京電影學院紀委書記支宏偉電話。對於上述事情,支宏偉一開始表示不知情,隨後說,“你跟我說這個情況沒法在電話裏溝通。我們不能接受對外采訪,因為這種情況我不能代表學校。”

法院不公開審理

副校長律師否認“潛規則”

1月14日,該案在北京海澱法院不公開審理,王先生為原告、孫立軍為被告、李女士為證人。紅星新聞在法院大廳注意到,孫立軍本人並未出席本次庭審,但孫立軍方有數名證人出席。李女士向紅星新聞介紹,證人中的兩位是電影項目進行期間曾一起共事過的人。

庭審結束後,孫立軍代理律師告訴紅星新聞,由於該案件具體內容涉及個人隱私,遂申請了不公開審理,他也不便透露更多細節。孫立軍代理律師指出,李女士還曾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關於該事件的帖子,對孫立軍的名譽產生了不利影響,現已刪除。

孫立軍代理律師強調,自己的當事人(孫立軍)沒有與李女士發生性關係。

同日,王先生代理律師趙永煊告訴紅星新聞,在庭審現場,孫立軍方提供了若幹證據,孫立軍方的數位證人也提供了若幹證言,但這些均不能直接證明孫立軍未與李女士發生關係。

“他們有證人提到,電影錄製期間,相關工作人員每天都會騎行較長距離、時間,加之孫立軍本身已經50餘歲,從身體情況上看,晚上沒有‘精力’再與李女士發生性關係。”趙永煊告訴紅星新聞,該證人的證言並不能直接證明孫立軍未與李女士發生關係,缺乏說服力,而王先生這邊提供的證據則是孫立軍與李女士聊天記錄及相關錄音,“從邏輯上,我們的證據能直接推導二人曾發生過性關係的事實。”

據悉,該案未當庭宣判。

對於1月14日庭審情況及李女士所描述的內容,紅星新聞記者再次撥打孫立軍手機、座機以盼求證,但始終無人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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