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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島上的養老院,正在打一場艱難的老人保衛戰

“破防了。”12月一個周末的晚上,上海某護理院的管理者陸勤得知,院內發現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當天上午,這個老齡行業的年輕人剛小心翼翼定了個並不遠大的目標——希望護理院能撐過2022年僅剩的10多天,“不要在第一波高峰期‘破防’(出現確診病例)”。

疫情三年起伏中,養老院是最早一批封控的地方,沒有人員流動,被認為是一塊與世隔絕的“安全飛地”。疫情嚴重之際,北京甚至有家屬到處托關係,想讓老人緊急躲進養老院。

防控政策的驟然變化造成一波大麵積感染的“衝擊波”,也在養老院產生了連鎖反應:退燒藥短缺,n95口罩、抗原等價格上漲、斷貨;急救資源擠兌,和醫院間的“綠色通道”斷裂,叫不到120、隻好在自家院區上演搶救老人的“驚魂一夜”;員工感染,人手不足,後勤人員也被派上陣護理老人……

養老院、護理院這樣的地方,像是整個社會最為柔軟脆弱的腹部——易感人群聚集、資源籌措困難、易被疾病襲擊。

伴隨防疫而來的成本和開支飆升,讓本就經營困難的小體量民營養老機構更加“命懸一線”。家屬和社會對“破防”的追責,也使其壓力陡增。在人人自危、醫護人員都難以招架的時刻,它們仿佛變成了一座座屹立在大洋上的“孤島”。

疫情膠著之下,可以預見的是:未來一段時間,孤島上的人們——包括養老院和護理院的管理者、工作人員、還有220萬把這裏作為歸宿的老人們,或許隻有靠自救,才能安然渡過。

消失的安全感——買藥靠搶,物資短缺

“買藥不是最大的困難,最大的困難是隻能在別人後麵買藥。”北京某央企集團所屬養老院院長何振國對八點健聞表示,由於養老院一直是封閉管理,疫情管控放鬆後,“社會麵”人員在藥品采購方麵占得了先機。

“新十條”落地後,隨著感染人數猛增,藥品供應驟然緊張。藥店這一重要購藥渠道幾乎斷了,唯一能指望的是醫院。這帶來了兩個麻煩,一是醫院按人頭開藥,最多隻能開一個月的量,有些藥還缺貨;二是眼下大部分醫院都不再查看核酸檢測結果,去配藥的感染風險倍增,而采購人員的“倒下”會讓人手本就緊張的養老院雪上加霜。

在上海的陸勤則為抗原緊缺而焦慮。“如果全院一起做抗原,大概也就能做個4、5次。”早在12月1日,廣州市在放鬆防疫措施時,鼓勵家庭自備抗原檢測試劑盒,隨後各地陸續推出類似政策,帶火了又一輪銷售。陸勤所在的護理院下手有點晚,連醫藥流通巨頭都一度斷貨,價格也水漲船高到8-10元/人份,超過了上半年上海靜默時期的價格。此外,訂100盒退燒藥,供貨商告訴她隻能提供10盒,“要搶”。

12月7日“新十條”發布,國家衛健委醫療應急司司長郭燕紅在12月8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要求養老院、福利院等做到預防性措施的落實。9日,《新冠重點人群健康服務工作方案》印發,其中特別提出加強對養老院、兒童福利機構等重點機構的管理。

“放開”來得太突然,大部分養老機構都措手不及。河南省許昌市多家養老院的負責人樊金林表示,現在院內的口罩、防護服、消毒水等都是一兩年前囤的,但是沒有退燒藥,沒有抗原,“就怕大麵積爆發”。

未雨綢繆的重要性凸顯。位於江蘇省南通市的江蘇曜陽養老集團華曜護理院,是一級甲等醫療機構,在今年初開業之際就開始儲備藥品——這是雙重任務,很多老人有基礎病,需要日常服藥,此外還需要儲備防疫用藥。董事長周留建介紹,護理院規定藥品每周補貨一次,保持庫存量在三個月以上。目前他們儲備的防護用品能“武裝到牙齒”,藥房藥品充足,新冠緊急治療藥品齊全。

張玉蘭所在的山西省某地級市養老院,反應還算及時,趁“新十條”落地後放開藥店“四類藥”銷售的空檔,抓緊儲存了一些感冒藥,目前還有一個月的用量。

所有受訪者心知肚明:“社會麵一放開,肯定破防”。山東省東營市某養老院負責人張天告訴八點健聞,抗原、感冒藥、消殺物資、防護物資院裏都有,不出意外的話還能頂好長時間;但如果真有情況,這些東西用得也很快。

接受八點健聞采訪當天,張天又讓院外的采購人員買到一些酒精和防護服:“好不容易打聽到了,盡可能多儲備一些,不然心裏都沒底氣。”

樊金林一直負責聯係供貨商和物資采購,在走了很多彎路後,摸索出一套比較穩定的供貨模式。然而麵對這一波囤藥風潮,他的獨家“法寶”無濟於事,“根本沒地方可以買到抗原和退燒藥,現在特別困難”。

綠通斷裂,擔憂“破防”

比起資源不夠的慢危機,當下更讓人緊張的,還有直麵叫不到120急救車的“驚魂一夜”。

12月14日深夜,張玉蘭所在的養老院內,工作人員心急如焚地盯著一位老人的血糖指標。當時,患有糖尿病的老人血糖高得“都測不出來了”,用盡辦法也降不下來。和家屬溝通後,養老院從晚上十點半開始撥打120。

這家養老院附近醫院眾多,原先,即使遇上堵車,救護車至多半個小時就能趕到。然而那晚直到子夜,救護車也遲遲未來。急救中心的接線員告訴他們,當天病人特別多,沒有救護車可以派出。

憑借家屬的私人關係,救護車在零點時分趕到了。考慮到如果老人外出就醫,之後將無法回到養老院,急救人員決定現場救治,若病情出現反複再送醫。好在老人的狀況逐漸穩定下來,淩晨一點半,終於把老人安頓好了。

養老院不同於其它地方,缺醫少藥的打擊往往是致命的。但大部分從業者可能壓根沒有意識到風險:畢竟,老人在入院時看上去都沒什麽問題,失能失智的一般被送往具備醫療機構資質的護理院,或有協作醫院的養老機構才敢收。

作為行業老兵,周留建是少數清醒者。他在籌建南通這家護理院時,就和當地二、三級醫院簽訂了“綠色通道”協議,“聯絡、對接等事項都逐一落實到人,不需要等待和排隊。”

在河南許昌,當地民政部門為每一家養老院安排了專門的急救電話和通道,平時老人就醫比較順暢,“救護車基本都是10分鍾就能到,近的五六分鍾就到了”。

上海衛健委也采取了類似的舉措。之前,老人的轉院、就醫由家屬負責,護理院並不直接參與;如今,衛健委將部分區級綜合醫院和護理院做了對口劃分,要求醫院開通綠色通道,做好轉診預案。

然而,病毒凶猛,綠色通道隨時都可能阻斷。何振國告訴八點健聞,正常情況下救護車最快5分鍾就能抵達,但最近等待時間變長,而且“說不準”。

所謂的“醫養結合”推行多年但成效不彰,疫情以一種非常要命的方式,讓缺乏醫療資源的養老機構認識到“裸奔”的現實。

養老院之內,院感的風險如達摩克裏斯之劍高懸。

三年疫情中,養老院是最早實行封閉管理的地方。受訪者中,本輪封控時間最長的是張玉蘭所在的養老院,人員不出不進已有70餘日,基本不允許家屬探視,非必需品盡量不送。並專門設置物資接收區,消殺極為嚴格,通常在兩次以上,“有幾層包裝就消殺幾層”,之後靜置半個小時到一天,再由專門的轉運人員送到老人手中。

這家養老院是所在地級市的明星單位,經常接待各路參觀考察。從三年前疫情爆發之初,他們就開始做院感演練:如何用紫外線消毒,如何幫助老人吸氧,工作人員的行進路線如何安排、如何避開老人……

即便做了充分的準備,院感依然是張玉蘭最擔心的問題。“外麵帶進來的東西,雖然消了毒,但誰也保證不了。”

“新十條”落地後人群大麵積感染的最新動態,讓養老院從業者愈發不敢掉以輕心,除了嚴格的物資消殺和流動控製,他們也不得不為最壞的情況作準備。

此次受訪的幾家養老院都開辟了專門的隔離區域,並相應配備了獨立通道、設備設施、物資和人員;規模大的拿出一整層,規模小的空出一些房間,從幾個到十幾個不等。何振國所在的養老院還精細化地設置了陽性老人隔離區、陽性員工隔離區,以及密接員工健康監測區。

陸勤所在的護理院同樣騰出了一整層作為隔離病區,但她仍感到擔憂,“隔離病區隻能容納大概80個老人,萬一感染人數太多呢?我們現在也不清楚到底該怎麽弄,可能隻能安排就地隔離。”

其實陸勤手下有專門的院感人員,但是她這家護理院規模實在太大,這麽大的院區是不可能僅僅依靠院感來進行風控的。“這一波病毒確實不一樣,速度非常非常快”,陸勤說。

至於那些沒有感控專業人員或相關處理經驗的養老院,一旦發生大規模感染,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未來數月仍需自救

12月17日,周六,上海某護理院管理人員李帥一早就被一通電話叫醒,說有老人感染了。

她工作的護理院有兩百多個老人,五十多個護工,還有一些醫生和護士。前一個周末,忙了一周的醫護們約著出去吃火鍋,結果周一核酸檢測紛紛呈現陽性。護理院當即把他們就地隔離起來,同時為了防止員工外出而“帶回”病毒,又將所有員工召回,封控在護理院裏。

事情發生得突然,李帥來不及準備太多,隻自帶了一個枕頭,就住到辦公室中央的行軍床上。一周下來,領導念她辛苦,周五放她回家過周末:“收拾收拾,準備下周一繼續封控”,領導告訴李帥,這次再封進去,就不知道什麽時候能回家了。

周六早上的電話,讓李帥隱隱覺得有些不安。一上午,她不停地打電話、發微信、安排護工和陽性老人去緩衝病房隔離,忙到沒空回複護工關於工資的問詢。午飯後,護理院裏又接連有老人被檢測出新冠陽性,其中一位老人不認可陽性結果,不願意去隔離病區,吵著要見主任,要院方給她一個解釋,不然就絕食和報警。領導緊急打電話給李帥:“算了,趕緊回來吧。”

周六下午,李帥又回到了護理院。兩天的周末,她隻休息了幾個小時。

養老機構本來就是重服務性行業,而封控帶來的人手短缺是雙重的:一方麵買藥、做飯、護理等工作量倍增,老人不能定期見到家屬還會鬧情緒,需要安撫。就在回家前一天,李帥還和員工們找回一位“失蹤”的老人:思家心切的他溜出護理院,混入晚高峰的人群,想坐地鐵回家。員工們分頭出動尋找,又調監控又是報警,直到晚間11點才在地鐵站找到了老人。兩天後,老人被發現感染了新冠病毒。

張玉蘭的養老院自我加碼,安排家屬通過微信視頻看望老人。為此員工們需要幫助高齡或沒有智能手機的老人接通視頻,並穿插回複家屬的詢問。一位老人往往有數位家屬關心,工作量浩大。

另一方麵,一旦有工作人員感染就會造成事實上的“減員”。陸勤表示,目前人手“剛剛好夠用”,最擔心發生大規模感染。她儲備了一支護士隊伍以頂替感染的員工,“但人數也不太多,畢竟有成本限製。”

周留建把護理院員工優化組合、一人多職,“把20多人發揮出了50個人的工作效果。”他還在院外儲備了一部分員工,讓他們保持一天一次的常態化核酸檢測,一旦院內老人或員工出現緊急情況、需要隔離時,這些員工可以迅速進院“補崗”。

繁重的工作,感染的風險,也讓一部分人離開了養老行業。本輪疫情中,何振國管理的養老院有5%左右的員工辭職,進一步加重了人手緊缺。

疫情三年,養老機構承受著越來越大的經營壓力。封閉管理使之無法接收更多的老人,入住率普遍達不到盈虧平衡點。而員工加班加點還需要補貼,發生感染了也得加以補償。

樊金林表示,現在最擔心“錢”。他的養老院從疫情開始時就出現了虧損,情況好轉之前,可能會一直這樣虧下去:“壓力大也沒辦法,隻能撐著。”

周留建要求護理院在疫情防控、封閉管理導致經營收入下降的情況下,全院“開源節流、能省則省”,員工要隨時關燈,原本24小時供應的熱水,也改為隻在早上6點到晚上9、10點供應。

在這樣的非常時期,養老機構的責任壓力也不小。受訪的多家養老機構人士表示,“破防”勢所難免,後續追責問題令人擔心。不可否認,老人本身就是易感群體,其中有不少人自身還有基礎疾病。但疫情蔓延畢竟是公共衛生事件,相關責任是否全部應由養老機構承擔?

疫情三年,養老機構所有重擔一肩挑,都已疲憊不堪,但何時能夠“減負”卻是個未知數。在看得見的未來數月,他們除了咬牙堅持,似乎別無選擇。

一位受訪者說,平時從養老院開車,10分鍾就能回家。但現在,他想念的家,“近在咫尺,卻回不去”。

(文中陸勤、何振國、張玉蘭、張天、李帥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