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防了。”12月一個周末的晚上，上海某護理院的管理者陸勤得知，院內發現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當天上午，這個老齡行業的年輕人剛小心翼翼定了個並不遠大的目標——希望護理院能撐過2022年僅剩的10多天，“不要在第一波高峰期‘破防’（出現確診病例）”。
疫情三年起伏中，養老院是最早一批封控的地方，沒有人員流動，被認為是一塊與世隔絕的“安全飛地”。疫情嚴重之際，北京甚至有家屬到處托關係，想讓老人緊急躲進養老院。
防控政策的驟然變化造成一波大麵積感染的“衝擊波”，也在養老院產生了連鎖反應：退燒藥短缺，n95口罩、抗原等價格上漲、斷貨；急救資源擠兌，和醫院間的“綠色通道”斷裂，叫不到120、隻好在自家院區上演搶救老人的“驚魂一夜”；員工感染，人手不足，後勤人員也被派上陣護理老人……
養老院、護理院這樣的地方，像是整個社會最為柔軟脆弱的腹部——易感人群聚集、資源籌措困難、易被疾病襲擊。
伴隨防疫而來的成本和開支飆升，讓本就經營困難的小體量民營養老機構更加“命懸一線”。家屬和社會對“破防”的追責，也使其壓力陡增。在人人自危、醫護人員都難以招架的時刻，它們仿佛變成了一座座屹立在大洋上的“孤島”。
疫情膠著之下，可以預見的是：未來一段時間，孤島上的人們——包括養老院和護理院的管理者、工作人員、還有220萬把這裏作為歸宿的老人們，或許隻有靠自救，才能安然渡過。
消失的安全感——買藥靠搶，物資短缺
“買藥不是最大的困難，最大的困難是隻能在別人後麵買藥。”北京某央企集團所屬養老院院長何振國對八點健聞表示，由於養老院一直是封閉管理，疫情管控放鬆後，“社會麵”人員在藥品采購方麵占得了先機。
“新十條”落地後，隨著感染人數猛增，藥品供應驟然緊張。藥店這一重要購藥渠道幾乎斷了，唯一能指望的是醫院。這帶來了兩個麻煩，一是醫院按人頭開藥，最多隻能開一個月的量，有些藥還缺貨；二是眼下大部分醫院都不再查看核酸檢測結果，去配藥的感染風險倍增，而采購人員的“倒下”會讓人手本就緊張的養老院雪上加霜。
在上海的陸勤則為抗原緊缺而焦慮。“如果全院一起做抗原，大概也就能做個4、5次。”早在12月1日，廣州市在放鬆防疫措施時，鼓勵家庭自備抗原檢測試劑盒，隨後各地陸續推出類似政策，帶火了又一輪銷售。陸勤所在的護理院下手有點晚，連醫藥流通巨頭都一度斷貨，價格也水漲船高到8-10元/人份，超過了上半年上海靜默時期的價格。此外，訂100盒退燒藥，供貨商告訴她隻能提供10盒，“要搶”。
12月7日“新十條”發布，國家衛健委醫療應急司司長郭燕紅在12月8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要求養老院、福利院等做到預防性措施的落實。9日，《新冠重點人群健康服務工作方案》印發，其中特別提出加強對養老院、兒童福利機構等重點機構的管理。
“放開”來得太突然，大部分養老機構都措手不及。河南省許昌市多家養老院的負責人樊金林表示，現在院內的口罩、防護服、消毒水等都是一兩年前囤的，但是沒有退燒藥，沒有抗原，“就怕大麵積爆發”。
未雨綢繆的重要性凸顯。位於江蘇省南通市的江蘇曜陽養老集團華曜護理院，是一級甲等醫療機構，在今年初開業之際就開始儲備藥品——這是雙重任務，很多老人有基礎病，需要日常服藥，此外還需要儲備防疫用藥。董事長周留建介紹，護理院規定藥品每周補貨一次，保持庫存量在三個月以上。目前他們儲備的防護用品能“武裝到牙齒”，藥房藥品充足，新冠緊急治療藥品齊全。
張玉蘭所在的山西省某地級市養老院，反應還算及時，趁“新十條”落地後放開藥店“四類藥”銷售的空檔，抓緊儲存了一些感冒藥，目前還有一個月的用量。
所有受訪者心知肚明：“社會麵一放開，肯定破防”。山東省東營市某養老院負責人張天告訴八點健聞，抗原、感冒藥、消殺物資、防護物資院裏都有，不出意外的話還能頂好長時間；但如果真有情況，這些東西用得也很快。
接受八點健聞采訪當天，張天又讓院外的采購人員買到一些酒精和防護服：“好不容易打聽到了，盡可能多儲備一些，不然心裏都沒底氣。”
樊金林一直負責聯係供貨商和物資采購，在走了很多彎路後，摸索出一套比較穩定的供貨模式。然而麵對這一波囤藥風潮，他的獨家“法寶”無濟於事，“根本沒地方可以買到抗原和退燒藥，現在特別困難”。
綠通斷裂，擔憂“破防”
比起資源不夠的慢危機，當下更讓人緊張的，還有直麵叫不到120急救車的“驚魂一夜”。
12月14日深夜，張玉蘭所在的養老院內，工作人員心急如焚地盯著一位老人的血糖指標。當時，患有糖尿病的老人血糖高得“都測不出來了”，用盡辦法也降不下來。和家屬溝通後，養老院從晚上十點半開始撥打120。
這家養老院附近醫院眾多，原先，即使遇上堵車，救護車至多半個小時就能趕到。然而那晚直到子夜，救護車也遲遲未來。急救中心的接線員告訴他們，當天病人特別多，沒有救護車可以派出。
憑借家屬的私人關係，救護車在零點時分趕到了。考慮到如果老人外出就醫，之後將無法回到養老院，急救人員決定現場救治，若病情出現反複再送醫。好在老人的狀況逐漸穩定下來，淩晨一點半，終於把老人安頓好了。
養老院不同於其它地方，缺醫少藥的打擊往往是致命的。但大部分從業者可能壓根沒有意識到風險：畢竟，老人在入院時看上去都沒什麽問題，失能失智的一般被送往具備醫療機構資質的護理院，或有協作醫院的養老機構才敢收。
作為行業老兵，周留建是少數清醒者。他在籌建南通這家護理院時，就和當地二、三級醫院簽訂了“綠色通道”協議，“聯絡、對接等事項都逐一落實到人，不需要等待和排隊。”
在河南許昌，當地民政部門為每一家養老院安排了專門的急救電話和通道，平時老人就醫比較順暢，“救護車基本都是10分鍾就能到，近的五六分鍾就到了”。
上海衛健委也采取了類似的舉措。之前，老人的轉院、就醫由家屬負責，護理院並不直接參與；如今，衛健委將部分區級綜合醫院和護理院做了對口劃分，要求醫院開通綠色通道，做好轉診預案。
然而，病毒凶猛，綠色通道隨時都可能阻斷。何振國告訴八點健聞，正常情況下救護車最快5分鍾就能抵達，但最近等待時間變長，而且“說不準”。
所謂的“醫養結合”推行多年但成效不彰，疫情以一種非常要命的方式，讓缺乏醫療資源的養老機構認識到“裸奔”的現實。
養老院之內，院感的風險如達摩克裏斯之劍高懸。
三年疫情中，養老院是最早實行封閉管理的地方。受訪者中，本輪封控時間最長的是張玉蘭所在的養老院，人員不出不進已有70餘日，基本不允許家屬探視，非必需品盡量不送。並專門設置物資接收區，消殺極為嚴格，通常在兩次以上，“有幾層包裝就消殺幾層”，之後靜置半個小時到一天，再由專門的轉運人員送到老人手中。
這家養老院是所在地級市的明星單位，經常接待各路參觀考察。從三年前疫情爆發之初，他們就開始做院感演練：如何用紫外線消毒，如何幫助老人吸氧，工作人員的行進路線如何安排、如何避開老人……
即便做了充分的準備，院感依然是張玉蘭最擔心的問題。“外麵帶進來的東西，雖然消了毒，但誰也保證不了。”
“新十條”落地後人群大麵積感染的最新動態，讓養老院從業者愈發不敢掉以輕心，除了嚴格的物資消殺和流動控製，他們也不得不為最壞的情況作準備。
此次受訪的幾家養老院都開辟了專門的隔離區域，並相應配備了獨立通道、設備設施、物資和人員；規模大的拿出一整層，規模小的空出一些房間，從幾個到十幾個不等。何振國所在的養老院還精細化地設置了陽性老人隔離區、陽性員工隔離區，以及密接員工健康監測區。
陸勤所在的護理院同樣騰出了一整層作為隔離病區，但她仍感到擔憂，“隔離病區隻能容納大概80個老人，萬一感染人數太多呢？我們現在也不清楚到底該怎麽弄，可能隻能安排就地隔離。”
其實陸勤手下有專門的院感人員，但是她這家護理院規模實在太大，這麽大的院區是不可能僅僅依靠院感來進行風控的。“這一波病毒確實不一樣，速度非常非常快”，陸勤說。
至於那些沒有感控專業人員或相關處理經驗的養老院，一旦發生大規模感染，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未來數月仍需自救
12月17日，周六，上海某護理院管理人員李帥一早就被一通電話叫醒，說有老人感染了。
她工作的護理院有兩百多個老人，五十多個護工，還有一些醫生和護士。前一個周末，忙了一周的醫護們約著出去吃火鍋，結果周一核酸檢測紛紛呈現陽性。護理院當即把他們就地隔離起來，同時為了防止員工外出而“帶回”病毒，又將所有員工召回，封控在護理院裏。
事情發生得突然，李帥來不及準備太多，隻自帶了一個枕頭，就住到辦公室中央的行軍床上。一周下來，領導念她辛苦，周五放她回家過周末：“收拾收拾，準備下周一繼續封控”，領導告訴李帥，這次再封進去，就不知道什麽時候能回家了。
周六早上的電話，讓李帥隱隱覺得有些不安。一上午，她不停地打電話、發微信、安排護工和陽性老人去緩衝病房隔離，忙到沒空回複護工關於工資的問詢。午飯後，護理院裏又接連有老人被檢測出新冠陽性，其中一位老人不認可陽性結果，不願意去隔離病區，吵著要見主任，要院方給她一個解釋，不然就絕食和報警。領導緊急打電話給李帥：“算了，趕緊回來吧。”
周六下午，李帥又回到了護理院。兩天的周末，她隻休息了幾個小時。
養老機構本來就是重服務性行業，而封控帶來的人手短缺是雙重的：一方麵買藥、做飯、護理等工作量倍增，老人不能定期見到家屬還會鬧情緒，需要安撫。就在回家前一天，李帥還和員工們找回一位“失蹤”的老人：思家心切的他溜出護理院，混入晚高峰的人群，想坐地鐵回家。員工們分頭出動尋找，又調監控又是報警，直到晚間11點才在地鐵站找到了老人。兩天後，老人被發現感染了新冠病毒。
張玉蘭的養老院自我加碼，安排家屬通過微信視頻看望老人。為此員工們需要幫助高齡或沒有智能手機的老人接通視頻，並穿插回複家屬的詢問。一位老人往往有數位家屬關心，工作量浩大。
另一方麵，一旦有工作人員感染就會造成事實上的“減員”。陸勤表示，目前人手“剛剛好夠用”，最擔心發生大規模感染。她儲備了一支護士隊伍以頂替感染的員工，“但人數也不太多，畢竟有成本限製。”
周留建把護理院員工優化組合、一人多職，“把20多人發揮出了50個人的工作效果。”他還在院外儲備了一部分員工，讓他們保持一天一次的常態化核酸檢測，一旦院內老人或員工出現緊急情況、需要隔離時，這些員工可以迅速進院“補崗”。
繁重的工作，感染的風險，也讓一部分人離開了養老行業。本輪疫情中，何振國管理的養老院有5%左右的員工辭職，進一步加重了人手緊缺。
疫情三年，養老機構承受著越來越大的經營壓力。封閉管理使之無法接收更多的老人，入住率普遍達不到盈虧平衡點。而員工加班加點還需要補貼，發生感染了也得加以補償。
樊金林表示，現在最擔心“錢”。他的養老院從疫情開始時就出現了虧損，情況好轉之前，可能會一直這樣虧下去：“壓力大也沒辦法，隻能撐著。”
周留建要求護理院在疫情防控、封閉管理導致經營收入下降的情況下，全院“開源節流、能省則省”，員工要隨時關燈，原本24小時供應的熱水，也改為隻在早上6點到晚上9、10點供應。
在這樣的非常時期，養老機構的責任壓力也不小。受訪的多家養老機構人士表示，“破防”勢所難免，後續追責問題令人擔心。不可否認，老人本身就是易感群體，其中有不少人自身還有基礎疾病。但疫情蔓延畢竟是公共衛生事件，相關責任是否全部應由養老機構承擔？
疫情三年，養老機構所有重擔一肩挑，都已疲憊不堪，但何時能夠“減負”卻是個未知數。在看得見的未來數月，他們除了咬牙堅持，似乎別無選擇。
一位受訪者說，平時從養老院開車，10分鍾就能回家。但現在，他想念的家，“近在咫尺，卻回不去”。
（文中陸勤、何振國、張玉蘭、張天、李帥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