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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陽了,物流涼了,為什麽我們買不到退燒藥?

退燒藥的需求暴漲,打破了係統的平衡,從前穩定的生產和銷售中,出現了許多不曾預料到的變量、混亂,就像攪渾了一潭原本清澈的水,需要時間讓泥沙重新沉澱下來,形成新的秩序。

文 |徐晴 張嶽怡

編輯 |金匝

運營 |月彌

稀缺

12月16日下午,天津降到了零下7℃,穿城而過的海河已經結了冰,路上沒什麽行人,顯得分外空曠,藥店門口都貼上了“售罄”的告示,隻有醫院的發熱門診裏聚集著人。

80後高瑞開著車,來到河西區的一家兒童醫院門口,拿出40盒用於兒童退燒的美林(布洛芬混懸液)和泰諾林(對乙酰氨基酚混懸液),免費發放,同時發了一條帶圖的朋友圈擴散:“帶孩子的現場測體溫啊!防止囤藥倒藥的!”

▲ 高瑞的朋友圈。圖 / 受訪者提供

這40盒退燒藥,來自他的朋友們。兩天前,高瑞一歲的女兒發燒,高熱不退,平時愛笑愛鬧的小人兒突然就沒有勁兒了。女兒發燒的同時,愛人也燒了起來,但高瑞翻遍了家裏所有角落,隻剩下一個瓶底的美林和三四片鎮痛的藥。

高瑞和愛人都慌了,他們沒有提前準備,美林一次4ml,隻夠用兩次,他們趕緊給天津的親戚朋友都打電話,但親戚朋友大多是70後,孩子成年了,家裏沒有美林。他又開車跑遍了周圍的藥店,要麽直接關門,要麽店員也很無奈地告訴他沒有貨,隻有朋友圈裏的黃牛還在倒賣,一瓶美林要800塊。

在天津,高瑞經營著一家酒類銷售公司,因為做生意,他認識許多外地的朋友。實在沒辦法,他在朋友群裏求助。幾位山東的朋友回複他,說小城市的藥還能買到,但剛想要寄快遞發現,順豐已經不接單了。大家在群裏討論著,一位朋友提議,可以開車把藥從山東送到天津。

朋友從山東萊陽出發,帶上了自己買的藥,沿途路過高密、壽光這些地方時,就下高速,再帶上這兒的朋友買的藥,繼續趕往天津。高瑞原本隻想要一兩瓶,但架不住兄弟的義氣,他們一共湊了40多盒美林和泰諾林,這些藥經過了6個小時、700公裏的路程,最終在14日的深夜送到了高瑞家的樓下。高瑞本來想留朋友吃飯,又擔心朋友被感染,兩個人隔著兩米的距離,聊了一會兒就分開了。

這之後,高瑞的女兒吃了藥,成功退燒,還剩下40盒藥沒有用到,他覺得,缺藥的應該不隻是自己,還有那麽多的孩子,應該把剩下的藥送出去。送藥的朋友圈發出去了,很快就有陌生的電話打來,還有不少人添加他的好友微信。

一個獨居的朋友燒到40℃,說話都困難,高瑞開車去送藥。還有一位爸爸打來電話時哭了,他發來一張照片,6個月的孩子燒到40℃,因為發熱,還起了疹子。他們在冬天的冷風中碰了頭,焦急的父親反複道謝,然後離開,高瑞還記得對方急促的油門聲。短短兩天,這些藥全部送了出去。

最近的兩周內,不同地域的人們經曆了一輪缺藥,主要缺的,是可以鎮痛退熱的布洛芬、對乙酰氨基酚等藥物。

藥店沒有藥了,有人跑一趟,隻能看到各種退燒藥缺貨的公告;醫院也可能缺藥,一位廣東的女士說,自己的弟弟陽了之後,去鎮上的醫院,醫院說沒有藥,隻能讓弟弟“三更半夜去市區看病”。消息甚至蔓延到海外,社交平台的照片上,一些海外代購搬空了Costco裏的泰諾,大號的手推車裏,成箱的藥碼了好幾層。

如果沒有提前準備,普通人買退燒藥已是不易,有孩子和孕婦的家庭需要用美林和泰諾林,更加困難。在天津一家兒童醫院門口,黃牛倒賣的美林曾高達2000元一盒,在重慶的某家兒童醫院,同樣是黃牛,“白天2800,晚上4000”。一部分父母,自己陽性,家裏僅剩一點退燒藥,他們不吃,留給孩子。還有孕婦在社交平台上用抗原試劑盒、連花清瘟膠囊,或是市值400元的玲娜貝兒玩偶,置換一瓶泰諾林。

▲ 社交平台上,有人想用玲娜貝兒換藥。圖 / 手機截圖

卡住

原本,中國不缺退燒藥。這裏是全球最大的布洛芬生產國和出口國,布洛芬產量占全世界的1/3。同樣的,中國也是對乙酰氨基酚大國,2021年,全球大約70%的對乙酰氨基酚是在中國生產。

如果給中國的退燒藥產業畫一張地圖,生產的藥企多集中在中國的東部、中部和南部。美林和泰諾林的生產商是上海強生,芬必得布洛芬來自天津的中美史克,除此之外,上過熱搜的東北製藥、安徽的豐原藥業、江西的仁和藥業、廣東的特一藥業、海南的葫蘆娃等,也生產布洛芬、對乙酰氨基酚的片劑、膠囊或是混懸液。高瑞的朋友能送來的40盒藥並不是偶然,全國最大的布洛芬生產商——新華製藥就在山東淄博。

新華製藥是一家有14年曆史的藥企,生產布洛芬片和布洛芬原料藥,其中原料藥每年的產能達到了8000噸。另外一家巨頭亨迪藥業,生產布洛芬片、布洛芬顆粒,以及5種布洛芬原料藥,原料藥產能每年也有3500噸。

這兩個數字是非常驚人的,按照布洛芬緩釋膠囊0.3g/片來算,光是這兩家藥企的產能,每年就可以生產383億顆布洛芬膠囊。而以安徽豐原藥業每年5000噸的對乙酰氨基酚產能來計算,也可以生產250億顆0.2g的對乙酰氨基酚片。把這些藥分給全國14億人,每個人至少可以分到十幾顆。

正因如此,悖論誕生了——退燒藥產能充足,但人們還是買不到藥。

安徽豐原藥業的工作人員王飛告訴每日人物,在藥廠這一塊,藥的生產和物流環節出了問題。突然放開後,藥廠的工人有不少都感染了新冠,導致生產線上一直缺人。醫藥行業與其他行業不同,工人上崗需要一定的門檻,沒有辦法招聘零工,這導致有大約一周的時間,產能沒辦法完全提上來,後來是在把其他藥品車間的工人抽調到退熱藥物的生產線,再加上“兩班倒”的工作方式,才保證了產能。

與此同時,上遊的原料藥供應商、包裝材料供應商等,也往往因為有員工陽性無法增產,物流鏈條同樣因為工作人員陽性一度停滯。“有一些貨送不到藥廠,像我們的物流經常被卡在哪裏,一卡十天半個月,都打了多少次電話,不能繼續往下走。”王飛說。

原料進不來,產品也有可能送不出去。一個月前,藥廠從安徽發到北京的藥,3天可以到,最近需要10天。上周物流一度下不了單,終於有一天可以下單了,產品被快遞公司業務員拉走,但“發到下一個站就過不去了”。

天津的一家兒童醫院因為缺退燒藥,非常著急,工作人員給王飛打了許多電話催貨,最終,王飛隻能讓公司自己的司機把藥品裝車,直接開車到天津去送貨。

突然的轉向下,藥企也缺乏準備。特一藥業證券代表向每日人物提到:此前由於三年疫情防控,“四類藥”(
退熱、止咳、抗菌、抗病毒藥品)的銷售市場時不時受到禁止,導致產品積壓,藥企隻能盡快壓縮產品庫存,加大周轉率,這讓整個產業鏈的工序都非常緊湊,庫存不足。於是,當需求增加時,產業鏈還維持著從前的“肌肉記憶”,增加產能涉及到原料藥生產、製劑生產、物流和零售,但打通這些環節,需要時間。

一家藥企也曾告訴“賽柏藍”:“一直以來,各地嚴控四類藥售賣,患者基本不會囤藥,藥企賣不出去貨,很多四類藥的企業、藥店在這一過程中出現資金鏈斷裂、倒閉。”

工人陽性、上遊供應跟不上、物流停滯,以及突然轉向導致的準備不足,讓退燒藥的生產和運輸,不得不發生滯後。

▲ 南京,一家藥店打出布洛芬每人限購6粒的公示牌。圖 / 視覺中國

變量

在過去的許多年裏,中國的退燒藥是有很強確定性的產業,因為人們的需求基本是確定的。普通人一生會患約200次感冒,其中兒童通常每年會患4-8次感冒,成年人是2-3次左右。不同類型的感冒中,普通感冒會讓人咳嗽、流鼻涕,但流感會引起發燒的症狀。每年冬季11-12月份和春季2-3月份,是流感的高發時期。

根據《中國布洛芬產業研究報告》,疫情到來前的2017-2019年,布洛芬的原料藥需求數量分別是1250噸、1267噸、1290噸,幾乎每年持平;疫情之後,2020年和2021年的需求量相差也並不算大,分別是1615噸和1722噸。

銷售體係和價格也是確定的。國內的公立醫院在集中機構平台下單采購藥品,會標明采購數量,藥企在平台上競標。這個過程中,商業公司幫助醫院跟藥企談價格。張嶽在張家口最大的一家醫藥公司擔任采購工作,他負責與藥企對接,下訂單,再將藥品送到各大公立醫院。這些年,某個品牌100片一瓶的布洛芬價格始終是14.52元,從來沒有變化過。

除了對接公立醫院的醫藥公司,也有醫藥公司是將藥品銷售到藥店、診所,這樣的醫藥公司占大多數。作為非處方藥,退燒藥主要的銷售場景是藥店。根據各地市場監管局的規定,理論上,藥品銷售的價格最高不可以超過進價的15%。

因為這種相對確定的產能,相對確定的價格,導致多數退燒藥的利潤空間並不高,各大藥企、醫藥銷售企業對於退燒藥並沒有太高的積極性。比如仟源醫藥,即便拿到了國藥準字H14023250批號的布洛芬片藥品注冊批件,但暫未生產。

在突然放開的12月上旬,這種確定性受到了衝擊——需求暴漲,給醫藥公司和藥企的訂單突然增加。人們在藥店買不到退燒藥的時候,甚至會去醫院購買。張嶽記得,去年這個時候,把布洛芬顆粒、膠囊、混懸液都加上,來自張家口的醫院的需求量是3000-4000盒,但現在,下的訂單達到了20-30萬,實際上到的貨則是1萬左右。

藥企和醫藥公司的判斷不是萬能的,他們也會陷入猶豫和搖擺。從前的例子擺在這裏:2010年,因為維生素C粉在國際上的需求和價格一起上漲,國內藥企紛紛擴產,東北製藥也投資擴產。然而隻過了一年,需求減少,維生素C粉從2009年一公斤100元的價格跌到26元,2011年,東北製藥淨利潤同比跌去832.96%。

王飛說,即便需求激增,藥企也不一定會貿然增產。有同行曾經接到超出平時幾倍的訂單,最終因為下遊商業公司沒有全部銷售出去,藥品由藥企回收,藥企承擔了物流、破損以及二次銷售帶來的額外成本。

豐原藥業證券代表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也說:“要理性(擴產),不能盲目。一方麵我們要保證市場,市場供應虛的時候,加緊原材料采購、加點產能,市場一開始走下坡,產能釋放就要放緩,不能盲目地再開足馬力生產。”

或許巨頭們有更多承擔風險的能力,新華製藥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公司原來生產近百個產品,現在調整為集中生產布洛芬片等解熱鎮痛類產品,目前多個基地正加班加點、滿負荷全力生產。

鏈條中,還有不同的變量在產生。一些小型醫藥公司看準了市場的需求,決定一搏。他們給到藥企更高的進貨價,優先采購,然後在藥店漲價銷售。在內蒙古赤峰,一家鄉鎮藥店的店員湯敏親身經曆了漲價。12月10日那天,她上午向醫藥公司訂20盒布洛芬,價格還是12塊錢,下午再打電話,就漲到了18塊錢。也有藥店直接抬高了價格。12月14日,在廣州的一家藥店,進價3.3元的布洛芬被賣到了88元,被番禺區市場監管局立案調查。

除此之外,還有“保供”的影響。張嶽聯係過一家海南的藥企,對方被要求優先保供本地的藥品需求,這讓張嶽很為難,他打了個比方:原本,藥企每個月可以生產100盒藥,賣給外地的醫藥公司,但現在,有90盒留在本地,隻有10盒能賣到外地,“突然間就斷檔了”。斷檔從12月8、9號開始,這兩周,張嶽接連不斷地打電話,與一家河北本地的藥企第一次建立聯係,然後采購藥品。

這個過程叫做“首營”,張嶽說,“就跟企業和企業之間第一次見麵似的”,雙方互相審核經營資質、批文等,然後打款、催貨,整個流程走完需要3-5天,銷售也發生了某種程度上的滯後。

需求暴漲打破了係統的平衡,從前穩定的生產和銷售鏈條中出現了不曾預料到的混亂……就像攪渾了一潭原本清澈的水,需要一定時間讓泥沙重新沉澱下來,形成新的秩序。

▲ 鄭州一藥店免費發放布洛芬,每天100份,1份2粒。圖 / 人民視覺

互助

雖然,囤藥也是缺藥的原因之一,但無法苛責那些囤藥的人。

在鄉鎮藥店,店員湯敏明白來買藥的人的心理:沒有陽的人,總覺得自己已經陽了,一進藥店,感冒藥、消炎藥、退燒藥,全部都想買。一位農民工跟她說:“出什麽事兒了,我可能連醫院都住不上,但有點藥,我能堅持住。”

一些人不知道到底該吃什麽藥,“電視上專家說哪種藥就買哪種藥”,最初,店裏的連花清瘟賣光了;過了幾天,布洛芬和對乙酰氨基酚也沒有了;最後,連阿司匹林、安乃近這樣的藥也快賣完了。湯敏曾經向來買藥的人科普,一個人感染新冠後發燒,6粒布洛芬,完完全全就夠用了,但實際上,“接受不了,他們就覺得,我手裏的布洛芬越多,我越能治病”。

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限購。十天前進的最後一批20盒布洛芬、20盒對乙酰氨基酚,三天賣完了一大半,這之後,她把藥拆開,按粒賣,一粒布洛芬一塊錢。有人來買藥,沒有發燒就不能買,“如果是發燒,肯定能給你拿上幾片”。在一直缺貨的情況下,這間小小的藥店堅持賣退燒藥賣了十天。

00後王苗生活在雲南邊陲的一個小鎮上,她的父母經營著一家鄉村診所。過去三年,小城市沒出現過什麽疫情,診所準備的退燒藥非常少。最近一周,村子裏的人都來買藥,十幾盒藥,幾乎賣完了。害怕有人發燒沒有藥可以吃,她的父母也把藥拆開,按粒賣。

在張家口的一家醫院,負責采購藥品的劉成義陷入了忙碌。他早上6點到醫院,協調各類藥品,晚上10點才下班,“這兩天的工作節奏比正常時候忙出三倍”。醫院也開始了限購,退燒藥都是按三天的量銷售。除此之外,醫院原本的退燒藥品還有一部分並不對外銷售,因為要留出來給發熱門診和住院病人使用,“不能說病人來了,高燒沒有藥用”。

值得慶幸的是,兩個星期的混亂之後,一些城市的缺藥問題正在緩解。

從12月18日下午,山東淄博市的200家醫藥門店拆零銷售退燒藥;兩天後,廣東珠海市的520家零售藥店也開始拆零銷售布洛芬等藥,膠囊類價格均為一元一粒。

一些地方政府開始免費發放藥品,比如河南周口,從12月20日上午11時起,市民可以憑借身份證到同和堂的定點藥店免費領取10片退燒藥,這批藥一共有13萬片,公告倡議大家:“按需領取,自覺將藥品留給更需要的人。”

還有城市在發放免費的愛心包。在江蘇常州,愛心包分為兒童版和成人版,裏麵有退燒藥、感冒藥、維生素C片和抗原檢測試劑,針對的是老年人、兒童和有困難的人群。

同樣在江蘇,南京江寧區政府想到了更有效的方法:把16輛公交車改裝成發熱流動診療車,從12月19
日早上開始,在各個社區流動問診,每位患者發放6顆退燒藥。

除了這些,朋友、親屬,還有陌生人之間的互相幫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位女孩給朋友閃送布洛芬,跑腿小哥上門取貨時問,“能給我兩顆嗎?”她感慨,“原來大家都不容易”,並給了小哥兩顆藥。

那些退燒藥全都送出之後,天津的高瑞又接到了一個電話。是一位孕婦,預計在一周後生產,但12月18日那天,她感染了新冠,需要泰諾林。高瑞問之前求助的人,誰的藥還有剩?第二天夜裏10點,那位在電話中哭過的爸爸,將剩下的半瓶泰諾林給了孕婦的丈夫。高瑞覺得,“就是愛心傳遞了”。

(除高瑞外,文中涉及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