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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檢測時代”落幕,該好好給他們算下賬了

作者|賈擁民

均衡研究所學術顧問,浙江大學跨學科中心特約研究員

12 月 7 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製綜合組發布 ” 新十條 “,其中 ” 進一步優化核酸檢測 ” 明確規定 ”
不按行政區域開展全員核酸檢測,進一步縮小核酸檢測範圍、減少頻次
“,除特殊場所外,不要求提供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不再對跨地區流動人員查驗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不再開展落地檢。

這是一個轉折點,標誌著 ” 核酸檢測時代 ” 開始落幕了。

在許多人眼中,核酸檢測企業似乎是一個全新的事物,在疫情爆發以前,幾乎從未接觸過。由於疫情管控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賴於核酸檢測結果(有專家聲稱,隻有核酸檢測結果才是
” 檢驗新冠的金標準
“),所以核酸檢測企業也被蒙上了不同於一般企業的特殊色彩。特別是,在疫情期間不少行業舉步維艱的背景下,許多核酸檢測企業賺得盆滿缽滿,讓有些人自覺不自覺地陷入了陰謀論:疫情越嚴重,對核酸檢測企業越有利,因此假陽假陰滿天飛,都是那些無良的核酸檢測企業有意泡製的!

有人聲稱,應該把核酸檢測業務
“收歸國有”;或者至少,應該限製它們的盈利空間,不能讓它們獲取 ”
暴利 “,因為核酸檢測企業的業務決定了它們實際上具備了某種公共事業公司的性質。

果真如此嗎?且讓我們從頭盤點一下。

核酸檢測市場早就存在,是疫情管控讓其起飛

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隻是病原體核酸檢測的其中一種。病原體核酸檢測,又隻是分子診斷檢測技術的一種應用,而且分子診斷也隻是體外診斷的一個細分領域。

新冠疫情以來的 ” 核酸檢測 “,一般都是用實時熒光 PCR
檢測方法進行的,它也是在病原體檢測領域應用最廣泛的一種核酸檢測技術。

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這種技術在我國已經經過了數十年的發展和完善,已經廣泛應用於流行性感冒、麻疹、風疹、手足口病、病毒性腹瀉、乙型肝炎、艾滋病等傳染病病原體的核酸檢測、監測或篩查。目前,包括新冠病毒在內的我國
40 種法定傳染性的病原體都可以通過實時熒光 PCR 技術檢測。

除此以外,核酸檢測技術也已經在生殖醫學、腫瘤醫學、農牧學、生態學、刑偵等非傳染病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

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許多醫學檢測企業裏(如已經上市的大型醫學檢測企業金域醫學、迪安診斷等),都設有分子診斷部門,病原體核酸檢測隻是這個部門下麵的其中一個業務方向。在那個時候,中國分子診斷市場雖然發展迅速,維持了相當高的增長率,但是總體規模不大——
2019 年,據第一創業證券預測,國內分子診斷市場的整體規模大約為 66 億元,其中使用 PCR
技術的大約占到了一半。當然,病原體核酸診斷的市場規模就更加小了:包括儀器在內,病原體核酸診斷市場規模不超過 10 億元。

PCR
技術是上個世紀末就成熟的一種檢測技術,長期以來一直是醫學檢測企業(或稱第三方醫學實驗室)的必備項目,主要承接來自二級及以下基層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的檢驗業務外包。三級以上公立醫院的檢驗科一般不願意將檢驗業務外包。

到 2018 年,僅迪安診斷、金域檢測、艾迪康、達安基因四家龍頭企業就占據了 70%
的市場份額,許多小型檢驗企業瀕臨淘汰邊緣。有報道稱,40 元的檢驗費用,外包費隻有 18
元左右,而且回款的賬期有的長達十幾個月。更何況,隻有像迪安診斷、金域醫療這種長期和醫院有合作關係的 ” 大戶
“,才有能力承受和醫院溝通的隱形成本,一般的檢測企業通常被排除在外。

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國有關部門把核酸檢測結果確定為 ” 檢驗新冠的金標準 “,並且賦予核酸陰性結果 ” 一票否決權 ”
——決定了你能不能出行、上班、就醫,上學等等。與之相配套,由財政(醫保)全額負擔的重點人員核酸、全員核酸、常態化核酸、× 天 × 檢
……
等一係列舉措相繼出台,一舉創造了一個萬億級的核酸檢測市場,在兩年左右的時間內幾乎從無到有地創造出了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核酸檢測產業。

這不僅僅是空前的,很可能也是絕後的。

因此,核酸檢測市場早就存在,但原來的市場規模很小且處於準寡頭壟斷狀態,是疫情管控創造了新冠核酸檢測的巨額政策紅利和起飛風口。

功過評說:請先明晰是哪一種 ” 核酸檢測機構 “?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全國核酸檢測累計次數肯定已經達到兩三百億次了。有報道稱,到 2022 年 5 月,全國核酸檢測能力就達到了每天
5700 萬管,其中大部分 ” 產能 ” 是由核酸檢測企業提供的。

當然,核酸檢測企業並不是唯一的檢測機構。

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郭燕紅介紹稱,目前我國提供核酸檢測服務的醫療衛生機構主要有三類:

第一類,二級及以上綜合醫院和傳染病專科醫院;

第二類,疾控機構,從國家到省、到市、到縣都有疾控中心,也可以提供核酸檢測(2020 年 8
月,國務院聯防聯控機製發布的《進一步推進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能力建設工作方案》要求,”
全國所有二級以上綜合醫院、、各級疾控機構以及縣域內至少 1 家縣級醫院具備核酸采樣和檢測能力 “);

第三類,醫學檢驗實驗室。醫學檢驗實驗室也是醫療機構的類別之一,被稱為 ” 第三方檢測機構
“。

” 第三方檢測機構 ” 就是本文所說的核酸檢測企業。

核酸檢測企業作為醫療機構的一種,其注冊、審批、校驗和管理,與其他醫療機構一樣,都按照《醫療機構管理條例》、《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的實施細則》,以及《醫學檢驗實驗室的基本標準》的有關規定來進行。審批的機構一般是設區的市級及以上的衛生健康行政部門,獲得批準之後,就可以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按照核準的診療科目來提供檢測服務。

如果要開展核酸檢測,還必須要符合臨床基因擴增檢驗實驗室的相關規定,具備生物安全二級及以上條件以及 PCR
實驗室的條件,在相應的衛生健康行政部門進行登記備案。

如果一家全新成立的企業要開展新冠核酸檢測業務,通常有以下四個步驟:

1、先成立一家公司,作為商事主體;

2、設置醫學檢驗實驗室,向市區兩級衛健委申請,獲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

3、申請獲得病原微生物實驗室備案(BSL-2)資質;

4、申請獲得 PCR 基因擴增實驗室資質,可以直接用新冠核酸檢測項目申請 PCR 實驗室,也可以先有 PCR
實驗室再申請新冠核酸檢測項目。

不過,申請《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的條件並不低,主要包括:要有 500 平方米以上的工作場地和 500
萬元以上的注冊資金(每增加一個檢測專業,還需要再增加 250 平方米場地、250
萬元注冊資金)。此外,每個醫療機構至少要有一個副主任以上的醫師主執業,並有兩個以上副高職稱檢驗師、五個初級職稱技術人員,等等。

除了新成立的核酸檢驗企業之外,核酸檢測需求大爆發,還激活了大量以前處於 ” 準僵屍狀態 ”
的醫學檢驗企業,從而促進了區域性醫學檢驗企業(實驗室)的快速發展。在疫情發生之前,這些醫學檢驗企業在與幾家準寡頭的競爭中瀕臨絕境,它們沒有多少業務量,在房租、人力成本、設置成本的重重壓力之下勉強維持著生存。但是它們擁有現成的病原微生物實驗室備案和
PCR
基因擴增實驗室資質,因此能夠快速申請到開展新冠核酸檢測的資格證書,在完成了項目資質備案後馬上就可以開展業務。從相關報道來看,這些企業從提出申請到獲得批準,最快可能隻需要幾天的時間。

核酸檢測企業的快速準入有非常大的意義,除了能夠迅速擴大核酸檢驗能力,助力疫情防控之外,還有兩個作用,一是重新激活了醫學檢驗市場的競爭;二是培育(複活)了一大批醫學檢驗市場主體,它們當中將來說不定會成長出幾家偉大的企業也未可知。

單價從 500 元到 15 元,要感謝 ” 市場化 “

在非疫情時期,第三方檢測機構(醫學診斷企業)提供的無疑是市場化服務,它們作為盈利性市場化主體的定位勿庸置疑。但是在新冠疫情期間,從核酸檢測公司提供的服務來看,它們似乎帶有一定程度的公共事業公司的性質,那麽它們獲得如此高的利潤是不是合理呢?

要知道,核酸檢測費用一般是由財政(醫保)全額支付的。在看到了種種 ” 核酸亂象 ”
之後,還有人甚至建議將核酸檢測國有化。這種說法真的有道理嗎?

在疫情防控需要在短期內迅速擴大核酸檢測能力的情況下,一個關鍵是如何吸引更多企業進入市場並鼓勵在位企業積極擴大產能。這一方麵是要提供快速準入的通道,另一方麵是要提供足夠高的擴產激勵。

最有效的激勵無疑是利潤。

隨著市場參與者的增多和檢測產能的持續擴大,成本就會迅速下降,這反過來又有利於政府招標時壓低集采價格。因此這是一個頗有點違背直覺的過程:要降低新冠核酸檢測的集采價格,恰恰要先允許核酸檢測企業能夠獲得高額利潤。實際情況也證明了這一點。核酸檢測的費用,從最初的
500 元,一路降低到了現在的單人單管 15 元左右、混管 3 元左右。

當然,集采也會帶來一些問題,主要原因是集采招標時往往隻關注價格這個維度,導致價低者得(這裏暫不考慮招標中也有出現腐敗的可能性)。在這種招標製度下,好處是所有的企業都有機會,小的核酸檢測企業與大企業都有可能中標。但是相比大企業,小企業更容易受困於
” 贏家的詛咒
“。當中標的價格過低,無法獲得適當的利潤甚至不能覆蓋成本時,它們就可能不得不偷工減料甚至造假,於是就有可能出現少檢、漏檢、多檢、錯檢的情況。

但這個問題不能通過國有化來解決。事實上恰恰相反,國有化必定會帶來更糟糕的結果。

關鍵是,政府不可能像市場主體那樣,利用分散的信息,對價格及時做出反應,滿足不同的需求。而且,國有化意味著將核酸檢測的利益從私營企業轉移到了
” 公家人 ” 身上,這種轉移的結果如何,曆史上早有明證。許多人以 ” 龍王賣傘 ”
為類比來抨擊核酸檢測企業;其實,核酸檢測企業即便想做龍王,也非常困難;但是政府卻天然就是 ” 龍王 “。

回歸企業本質:該重組重組、該破產破產

上麵所有這些討論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給定迄今為止疫情防控政策。在這個前提下,核酸檢測企業做得可能還算不是很差吧。也許,核酸常態化檢測的費用本來就是不應該由財政負擔的。也許,更早的時候就應該停止核酸檢測了。

我們或許可以責怪核酸檢測,但是其實沒有必要多責怪核酸檢測企業。

核酸檢測領域後來表現出來的許多亂象,可能都與臨時措施變得長期化了這個問題有關。核酸檢測在一開始時主要是一項臨時性措施,例如在有明確風險的區域進行若幹次全員檢測、對重點人群進行若幹次檢測,等等,但是後來它變得常態化了。

一項臨時性措施,該結束的時候就應該結束,盡管它可能曾經發揮過很大的作用。不然,就有可能形成既得利益群體,裹脅政策的製定,從而造成更嚴重的問題。

現在雖然不少場合仍然需要核酸陰性證明,但是令人欣慰的是,一致預期畢竟已經變了,大家都認為到不久的將來,核酸檢測就要徹底退場了(當然,要讓核酸檢測真正徹底退場,談何容易!)。

到了那個時候,核酸檢測企業該怎麽辦呢? 或者未雨綢繆,核酸檢測企業現在應該做些什麽準備呢?

無疑,有些從業者可能會有點失落,畢竟這個行業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飛快地走完了其他行業至少需要 10
年才能完成的一個周期。而且,後入場者可能要承擔虧損(已經有核酸檢測企業宣布破產了)。

有人擔心,核酸檢測企業很快就會陷入產能過剩,但是產能過剩本身也是行業重組即將開始的信號。在新冠疫情期間,畢竟有不少檢測企業成長起來了,它們獲得了不少資金,可能會用來並購那些規模更小的企業,從而提高分子檢測、體外檢測行業的集中度,進而提升第三方檢測的滲透率。又或許,它們可以利用購入的設備、建成的實驗室、聚集的人才,轉型為抗原檢測企業甚至疫苗研發企業等。

說到底,核酸檢測企業的產能過剩問題,還有其他許多問題,業外人士都不必過於擔心的,隻要讓核酸檢測企業真正回歸企業本色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