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那個位子上，所以沒有選擇。”
這幾天，不少人在為說謊的專家們和決策者的錯誤開脫。言下之意，他們隻不過是因為形勢所迫說了一些違心的話，做了一些違心的決定，違心地參加了一些不得不執行的任務。
他們，沒得選。
比較典型且流傳較廣的，是一篇公號小作文《看到有些人在罵吳尊友，帶著心酸，說說曾經認識的吳大夫》。
這篇發布於12月11日的小作文，為吳尊友先生此前的“誤判”做了很多辯解。
大致意思是說，他認識的吳是位好大夫，但作為首席科學家時，“他並不是他自己”，隻不過是“言不由衷”。
作者在這篇小作文兒中寫道：
吳大夫被人罵，是因為發言。但是，罵人者沒有厘清事實。吳大夫對著攝像機時，他的身份是發言人，不是大夫，也不是首席科學家。首席科學家根據自己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提供給決策者的，不是給公眾的。我對吳大夫的專業能力和素養，沒有任何質疑，根據以往的認識，我覺得，他會依照事實和專業判斷，提供專業的意見。但是，發言人的職責，是解釋決策，而不是宣布自己的判斷或決定。本人相信，而且確實了解過，吳大夫沒有、也不會支持全員、多次核酸檢測，因為，那是違背基本科學原理的做法。
作者還在文中列舉了吳當年做艾滋病流行實地調查時的一些情形，認為吳實際上是一位“罕見的實幹者”。
對於這篇小作文兒中列舉的部分事實，我大抵相信是真實的。但認為吳作為“首席科學家”時“不是他自己”，我實在覺得荒唐可笑。
這讓我想起上海那位“著名相聲演員”的一句名言：
以下內容，是周立波所扮演的周立波的個人臆測和夢話，與周立波本人沒有任何關係。
我想說的是：作為人，我們在任何時候其實都是有選擇的，無論有多艱難。
沒有選擇，隻能是一個借口。
比如，新聞編輯有時看上去對某些內容似乎是沒有選擇權的，但實際上，並非完全沒有選擇。
很多年前，當我還是報紙編輯的時候，對於那些不得不刊發的謊言，我會主動要求標注來源，誰說的誰特麼自己負責。我可能沒有權力拒絕刊載，但至少我能讓讀者們知道，那不是我們的觀點，您得注意分辨。
再比如，封控期間，小區鐵皮封門，有的工作人員堅決不讓急需去看病的人出去，“上邊有通知”“我隻是執行”“你們不要為難我”。看上去，他們似乎沒有選擇。但實際上，他隻需要說一句，“我實在攔不住他”，就完事兒了。
專家也一樣。對於他們來說，有些謊言看上去似乎不得不說，但實際上並不是。既然那麽多人都陽了，你難道就不可以“陽”一個“寶娟兒嗓”嗎？
沒有什麽謊言，是刀架在專家脖子上說的。
對於吳首席，那句“新十條出台時機恰到好處”真是讓人大跌眼鏡兒。
假如提前到今年年初要多死86.6萬-103.9萬人是真的，那麽提前到今年8月份可不可以？或者，推後一周，讓大家把退燒藥備好，會不會是“更恰到好處”的時機呢？
一句“恰到好處”，真是把專家的公信力敗了個精光。
諂媚之態，昭然若揭。
最近我讀的一本書（《項塔蘭》）裏，有這麽一段話：
“我花了很長的歲月，走過了大半個世界，才真正學會什麽是愛與命運，以及我們所做的抉擇。我被拴在牆上遭受拷打時，才頓悟這個真諦。不知為何，就在我內心發出呐喊之際，我意識到，即使鐐銬加身，一身血汙，孤立無助，我仍然是自由之身，我可以決定要痛恨拷打我的人，還是原諒他們。我知道，這聽起來不算什麽，但在鐐銬加身，痛苦萬分的當下，當鐐銬是你唯一僅有的，那份自由將帶給你無限的希望。要痛恨還是要原諒，這抉擇足以決定人一生的際遇。”
人，在任何時候都是可以有選擇的，即使再難，選擇做一個良善之人都不難。
沒有選擇，都是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