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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什麽謊言,是刀架在專家脖子上說的

“他在那個位子上,所以沒有選擇。”

這幾天,不少人在為說謊的專家們和決策者的錯誤開脫。言下之意,他們隻不過是因為形勢所迫說了一些違心的話,做了一些違心的決定,違心地參加了一些不得不執行的任務。

他們,沒得選。

比較典型且流傳較廣的,是一篇公號小作文《看到有些人在罵吳尊友,帶著心酸,說說曾經認識的吳大夫》。

這篇發布於12月11日的小作文,為吳尊友先生此前的“誤判”做了很多辯解。

大致意思是說,他認識的吳是位好大夫,但作為首席科學家時,“他並不是他自己”,隻不過是“言不由衷”。

作者在這篇小作文兒中寫道:

吳大夫被人罵,是因為發言。但是,罵人者沒有厘清事實。吳大夫對著攝像機時,他的身份是發言人,不是大夫,也不是首席科學家。首席科學家根據自己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提供給決策者的,不是給公眾的。我對吳大夫的專業能力和素養,沒有任何質疑,根據以往的認識,我覺得,他會依照事實和專業判斷,提供專業的意見。但是,發言人的職責,是解釋決策,而不是宣布自己的判斷或決定。本人相信,而且確實了解過,吳大夫沒有、也不會支持全員、多次核酸檢測,因為,那是違背基本科學原理的做法。

作者還在文中列舉了吳當年做艾滋病流行實地調查時的一些情形,認為吳實際上是一位“罕見的實幹者”。

對於這篇小作文兒中列舉的部分事實,我大抵相信是真實的。但認為吳作為“首席科學家”時“不是他自己”,我實在覺得荒唐可笑。

這讓我想起上海那位“著名相聲演員”的一句名言:

以下內容,是周立波所扮演的周立波的個人臆測和夢話,與周立波本人沒有任何關係。

我想說的是:作為人,我們在任何時候其實都是有選擇的,無論有多艱難。

沒有選擇,隻能是一個借口。

比如,新聞編輯有時看上去對某些內容似乎是沒有選擇權的,但實際上,並非完全沒有選擇。

很多年前,當我還是報紙編輯的時候,對於那些不得不刊發的謊言,我會主動要求標注來源,誰說的誰特麼自己負責。我可能沒有權力拒絕刊載,但至少我能讓讀者們知道,那不是我們的觀點,您得注意分辨。

再比如,封控期間,小區鐵皮封門,有的工作人員堅決不讓急需去看病的人出去,“上邊有通知”“我隻是執行”“你們不要為難我”。看上去,他們似乎沒有選擇。但實際上,他隻需要說一句,“我實在攔不住他”,就完事兒了。

專家也一樣。對於他們來說,有些謊言看上去似乎不得不說,但實際上並不是。既然那麽多人都陽了,你難道就不可以“陽”一個“寶娟兒嗓”嗎?

沒有什麽謊言,是刀架在專家脖子上說的。

對於吳首席,那句“新十條出台時機恰到好處”真是讓人大跌眼鏡兒。

假如提前到今年年初要多死86.6萬-103.9萬人是真的,那麽提前到今年8月份可不可以?或者,推後一周,讓大家把退燒藥備好,會不會是“更恰到好處”的時機呢?

一句“恰到好處”,真是把專家的公信力敗了個精光。

諂媚之態,昭然若揭。

最近我讀的一本書(《項塔蘭》)裏,有這麽一段話:

“我花了很長的歲月,走過了大半個世界,才真正學會什麽是愛與命運,以及我們所做的抉擇。我被拴在牆上遭受拷打時,才頓悟這個真諦。不知為何,就在我內心發出呐喊之際,我意識到,即使鐐銬加身,一身血汙,孤立無助,我仍然是自由之身,我可以決定要痛恨拷打我的人,還是原諒他們。我知道,這聽起來不算什麽,但在鐐銬加身,痛苦萬分的當下,當鐐銬是你唯一僅有的,那份自由將帶給你無限的希望。要痛恨還是要原諒,這抉擇足以決定人一生的際遇。”

人,在任何時候都是可以有選擇的,即使再難,選擇做一個良善之人都不難。

沒有選擇,都是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