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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競爭:中國動態清零政策的根源及後果

進入2022年底,中國卻開始了三年來全球範圍最後一波的新冠病毒傳播。且不論這一波疫情將在何種混亂中結束,人們更好奇的似乎是中國與世界的脫節。而曆史上,這種總是趕著世界潮流末端的景象,也就是中國社會的落後,大概算是常態,卻總是被美化為中國特色。

譬如說,1989年的學生抗議,其實算是1949年後世界共產主義陣營中最後一波民主運動,相對於蘇東的國家建設,中國一直致力於內部折騰式的不斷革命,直到1979年後才以改革開放的名義真正步入1950年代的蘇聯模式,才有類似於1950年代在蘇東多次爆發的政治抗議。但是時至今日,中國的執政黨和知識分子們都意識不到這種政治發展的落後才是1989年民主運動的根源,反而美化著1980年代的蘇式現代化模式。

對中國領導人來說,落後的含義似乎隻是物質層麵的,落後隻等於船不堅、炮不利,然後就是所謂挨打。而落後的反義詞即現代化,其中並不包括政治的現代化也就是民主製度的發展,這種政治落後與經濟現代化的共存,終於在1989年的三十三年後,被形容為所謂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並且在今年秋天的二十大文件上確立為正式表述。

隨之而來的,也就是二十大結束不到一個月,中國就再次爆發了一場近乎革命的革命,提醒著我們,某種程度上,這種有關現代化的觀念,以及政治的落後,或許正是殘酷的動態清零得以維持三年並且以混亂告終的根源,仿佛1989年民主運動的重演。

更確切地說,中國過去三年發生的一切,以殘酷的社會隔離進行新冠清零的政策,也是封閉政治下的曆史重複。它的後果,幾乎重複了1959到61年期間的三年饑荒,而它的政治根源,也與1958年大躍進的背景如出一轍。這曾經是,現在仍然是國際社會關心和追問的中國政治之謎,也是中國今天的新毛主義政治的關鍵。

換言之,如果比較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三麵紅旗也就是大躍進的心態,與中國今天的領導人過去三年何以親自指揮、親自部署、親自結束進行三年動態清零防疫政策的政治決心,可以發現其中的機製驚人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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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他為什麽要搞動態清零,固然存在道路依賴和對病毒的恐懼等諸多現實政治考量,但其核心關係到所謂製度競爭。曆史上,1958年的大躍進之初,麵臨蘇共二十大之後赫魯曉夫對斯大林主義的批評和對美國緩和政策的試探,毛澤東在蘇聯援助的156個大型項目上馬之後,在以趕英超美的目標打擊國內仍然對資本主義抱有幻想的政治力量的口號下,展開與蘇聯模式的競爭,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由此導致中蘇分裂,最終在1969年走向兵戎相見,並且開始轉向與美媾和,開啟了1971年以來至今五十年的中國與世界的緩和與融入進程。

而今天,從2012年算起,北京的所有政治考量和集權努力,一方麵在於防範蘇聯崩潰的命運重演,防止中國出現顏色革命的危機,另一方麵,則在於與民主世界進行製度競爭,通過宣傳和輸出威權主義的中國模式,尤其是中國治理模式,在全球範圍抗衡和消弱民主製度的影響,從而真正鞏固中國國內的政權。這是中國從2013年以來不懈推行一帶一路戰略的初衷,也是過去十年來中國政治宣傳戰狼化,以極端的民族主義論調詆毀民主、宣傳“四個自信”的根本考量,尤其是在三年疫情的製度競爭當中總結出所謂“東升西降”的曆史趨勢和中國特色現代化理論,為堅持清零政策提供理論支持。

中國模式的失敗

所以,就在過去三年疫情期間,防控疫情本身,成為與美歐進行製度競爭的戰場。中國以逐漸完善和強化的動態清零政策,試圖向中國人民展示一種不依賴西方式的先進疫苗和開放社會的彈性治理,而能通過土法煉鋼式的低劣疫苗和中藥、以及依賴暴力和宣傳的官僚行政體係,進行嚴格的社區網格化管理和產業與物流管製,即長期堅持全國範圍未經宣布的緊急狀態模式,控製病毒的傳播並且維持生產和經濟,實現一種中央意誌指揮下的疫情控製和管製經濟模式。

這是三年來,盡管新冠病毒毒株毒性已經大大減弱,而清零措施卻變本加厲的原因。北京領導人所青睞的所謂新型舉國體製,被用於展示針對病毒的製度競爭。幾乎所有的行政資源都被投入集中營式的隔離方艙建設,而非用於醫院設備的改善、醫療體製的改革、有效疫苗的引進和重點人群的關護。其結果,當然錯失三年時間,在拒絕與病毒共存也是拒絕與國際社會合作交流的同時,坐視醫療危機和政治危機的爆發,如同三年饑荒的重演。

以至於,即使到了清零政策被人民揭(舉)竿(紙)而起、憤而推翻之後,我們一方麵看到中國政府幾乎完全放棄了救治責任,任由疫情在缺醫少藥的短缺狀態下奪走人民的生命,另一方麵,在三年來不斷渲染歐美的疫情防控造成大量死亡、造成巨大混亂的反宣傳之後,一些強力機關繼續渲染新一波病毒的恐怖,繼續詆毀美國處於“政治失能、經濟失衡、社會失序”的政治衰敗之中。

不能不說,這種有關製度競爭的宣傳戰不僅主導了中國民眾的新冠認知,甚至主導了實際的防疫措施,也因由國際競爭主導國內政治從而造成了致命的失敗,如同冷戰時期蘇聯與美國圍繞兩種製度之間的競賽,包括意識形態和軍備領域的雙重競賽,最終耗竭了內部的一切潛力。對中國來說,這種製度競爭的後果已經浮現:不僅是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經濟的失敗,也是治理模式、也就是中國模式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