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晨的頭巾玩梗風波，已經平息。
而伊朗的反頭巾運動，愈演愈烈了。
經過三個多月的抗議活動，示威者與當局的鬥爭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
據聯合國統計，伊朗安全部隊已逮捕了至少1.4 萬人。
人權組織稱，已有上百人喪生，包括至少40 名兒童。
血腥、殘暴的鎮壓，激起了更多反對聲。
其中包括伊朗影後塔拉內 · 阿裏多斯蒂。
她曾多次發帖聲援反政府浪潮。
最新消息稱，她已經被安全部隊拘捕。
這不是伊朗電影人第一次身陷囹圄。
時不時就有知名的伊朗演員、導演被封殺、判刑、驅逐的消息傳出。
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政治管製如此嚴苛，伊朗電影卻依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兩次摘得奧斯卡金像獎，常年是各大電影節的座上客。
出過大師級導演阿巴斯 · 基亞羅斯塔米。
今年戛納電影節，伊朗演員紮拉 · 阿米爾 · 阿布拉希米更是憑《聖蛛》擊敗湯唯摘得影後桂冠。
貧瘠的土壤，卻長出了繁盛的花朵。
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
不妨借此機會，一探究竟——
《小鞋子》或許是大部分中國觀眾看過的第一部伊朗電影。
40 萬人打出9.2 分，穩居豆瓣 top250。
1999 年在美國上映時，創下伊朗電影有史以來最高的票房紀錄。
獲第 71 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
伊朗電影，衝出了世界。
但，榮光之下，再看此片，最大的感受卻是樸拙。
全片講了一個簡單的兒童故事。
一天，哥哥不小心弄丟了妹妹的鞋子。
這是個貧困的家庭，那是妹妹唯一一雙鞋。
哥哥哀求妹妹不要告知父母。
他焦急地奔走在街頭巷尾尋找鞋子。
他和妹妹不得不在上學時窘迫地共享一雙舊球鞋。
影片最高潮，哥哥參加了一場馬拉鬆比賽。
因為第三名獎品正好是一雙新鞋子。
但荒誕的是，因為發力過猛，哥哥成了第一個衝過線的。
影片結尾，贏得冠軍的哥哥，因為錯失季軍獎品而悲傷落淚。
不隻情節單純，這部影片各方麵都很樸素。
小成本製作，非專業演員。
自然光源，同期聲音。
攝影、剪輯都相當樸素，有濃濃的寫實風格。
但最打動人的也正是樸素的影片傳遞出的質樸情感。
它遠遠超出了兄妹情，更有深刻的人文關懷和人性照拂。
片中，兄妹倆其實一開始就找到了丟失的鞋子，它被一個小姑娘穿著。
他們試圖討回鞋子時發現，小姑娘的父親是一位盲人。
善良的兄妹倆默契地對視一眼後，默默離開了。
相比好萊塢電影龍卷風一般的狂轟亂炸，此片如一陣微風，不夠濃重，卻能觸碰到人們最纖細敏感的神經。
但這並非導演馬基德 · 馬基迪獨辟出的風格。
可以說是 80 年代中期之後，伊朗電影新浪潮時期作品的整體風格。
新浪潮主將阿巴斯 ·
基亞羅斯塔米拍出的「村莊三部曲」（《何處是我朋友的家》《橄欖樹下的情人》《生生長流》）中，這種美學風格已經相當成熟。
亦是以平實的影像、淳樸的情感，呈現普通人的生存狀態。
但這與其說是創作者自覺的選擇，不如說是因勢而動、軟性抗爭的結果。
由於伊朗政教合一的國情，電影很長一段時間都被視作「褻瀆神靈」的存在。
尤其是 1979 年伊斯蘭革命後，電影生產一度中斷，很多電影人因「腐蝕公眾罪」遭起訴，政府下令審查所有以前公映過的影片，90%
的作品（約 2000 部）被禁演。
伊朗電影徹底落後於全球電影發展的步伐。
也因此，早期大部分本土電影幾乎看不到先鋒的技術和理念。
罕有先鋒意識的導演阿巴斯，在國內被封殺了十餘年。
《我在伊朗長大》
伊朗的電影審查製度更是完全被教義浸透。
除了禁止常規的暴力、血腥畫麵外，對女演員要求尤為嚴苛。
女演員必須戴好頭巾、麵紗，不做「過激行為」。
這使得最尋常的男女關係都很難呈現。
《橄欖樹下的情人》裏，男女主拍愛情戲也要謹慎地保持距離，目光都不敢相觸。
無奈之下，才有越來越多的導演選擇將鏡頭對準兒童。
阿巴斯說，在不那麽政治性的電影裏也可以實現政治的表達。
他們借孩子純真的視角，隱曲地呈現社會的苦難，呼喚人心良知。
就像《小鞋子》中，孩子澄澈的目光和家中慘淡的光景形成刺眼的對照。
《白氣球》《誰能帶我回家》等很多伊朗兒童電影中都有類似的畫麵。
《白氣球》
但為什麽直到 1997 年這部《小鞋子》才讓伊朗兒童電影真正進入國際視野？
除了影片本身的質量外，更與當時的文化政策有關。
伊朗電影有兩次發展期，第一次是1982
年，伊朗政局穩定後，為發展經濟，鼓勵本土文化發展。
設立了法拉比電影基金會，為電影創作提供資金援助，審查也開始放寬。
但宗教限製依然嚴格，兒童、青少年題材也就成了基金會主要扶持的電影類型。
阿巴斯的《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產生於這一背景下。
伊朗兒童電影也由此發展、成熟起來。
伊朗電影的第二次勃興是1997 年新總統上位後。
全球化的刺激下，伊朗政府再次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取消了極端審查規定，解禁了外國進口片，還傾資支持年輕導演出國學習。
在這一時期，湧現出許多電影人才，還有女性導演。
莎米拉 · 瑪克瑪爾巴夫
在這一背景下，美學風格已經臻至成熟的兒童電影《小鞋子》，水到渠成地打開了伊朗電影走向世界的大門。
同年，其實還有一部阿巴斯的《櫻桃的滋味》，獲戛納電影節金棕櫚。
雖沒有市場的巨大反響，但卻在藝術一極同樣將伊朗電影推向了國際舞台。
走出閉塞的環境後，與世界的溝通、對話成了伊朗電影即將麵臨的新挑戰。
如果說，《小鞋子》讓全世界看見了伊朗電影。
《一次別離》則讓伊朗電影在國際舞台上真正獲得了一席之地。
2011 年，在柏林電影節一舉斬獲金熊獎、影帝、影後三項大獎。
次年又打敗張藝謀耗資 6 億的野心之作《金陵十三釵》，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這部同樣是小成本、紀實風的家庭電影。
但在內容上卻是一次大膽的突圍。
影片不再隻是對伊朗底層現實景觀化的展示。
而是直接戳破宗教與世俗人性的衝突，影射了伊朗等級分明的社會現狀，更涉及移民、離婚等在伊朗仍是禁忌的話題。
影片主要矛盾集中於一對護工與雇主。
男主與妻子分居後，家中患阿茨海默症的老人無人照顧。
他請來一個護工。
貧窮的護工為了生存不得不違背教義照顧老人如廁。
但有一天，男主回家後，發現這樣一幕——
自己的父親癱倒在地，雙手卻被綁在床上。
男主大怒，認定護工每天都將父親綁起來後出門忙自己的事。
他不聽任何解釋，將護工推出了家門。
沒想到一天後，他居然被指控謀殺。
因為護工表示，自己被男主推下樓梯後，流產了。
到底是誰的問題？
實際上兩方都有問題，男主雇傭孕婦，護工自己流產卻想騙男主的賠償金。
但這一真相因為缺乏證據很難厘清。
法律難以維持公正，家庭也無法給予信任。
宗教就成了維持生活繼續運作的重要一環。
但不同的是，對中產階級的男主而言，宗教讓他脫身。
他以《古蘭經》起誓，謊稱不知道護工是孕婦而脫罪。
對護工來說，宗教卻徹底壓垮了她。
她做不到用《古蘭經》發誓。
她最終崩潰了，大哭著放棄了賠償，承擔了一切罪責。
荒誕的對比，證實了宗教的兩麵性和虛偽性。
由於內容敏感，伊朗本土對這部影片沒有過多宣傳。
但也並沒有明令禁止。
這依然與當時的政治背景相關。
2009 年伊朗大選後，伊朗與西方因導彈計劃形成了難以調和的緊張局麵。
這部影片被看作一次「示威」，向國際社會展示伊朗的文化實力。
表現 09 年後伊朗社會的紀錄片《綠潮》
但因為電影本身遠遠超越了民族性。
從對伊朗社會、家庭的客體性反思，觸及到現代社會共通的性別、教育、人性話題。
反而使影片有效地緩和了政治的敵對狀態。
導演法哈蒂獲奧斯卡最佳導演提名時說：
「在政治家之間談論戰爭、恐嚇與侵略時的時候，他們國家的名字‘伊朗’在此以他光輝的文化而被提及，這是一種隱藏在政治塵埃之下的豐富而古老的文化。」
宛如一個文化外交大使。
5
年後，他的《推銷員》更是將美國的《推銷員之死》與伊朗新浪潮開山之作《奶牛》的文本相融合，再次問鼎奧斯卡。
他的創作也很能代表伊朗新現實主義的突圍路徑。
同代導演賈法 · 帕納西、穆罕默德 · 拉索羅夫也都有很強的社會批判性。
表達策略都是從小切口呈現個體困境，瞄準社會頑疾。
技術和思想上都逐漸與世界有了更深層次的溝通。
穆罕默德 · 拉索羅夫《白草地》
其實不難看出，雖說伊朗審查製度多次鬆動。
但基本上都是政治因勢利導的一時調整，並不是出於對伊朗電影發展的真正關切。
深植於文化基底的宗教始終未變，注定伊朗電影始終是戴著鐐銬的舞蹈。
即使今天伊朗電影已經蜚聲中外，但伊朗本地人依然很多都看不到或者隻能看閹割版。
伊朗的電影神話，是一代代伊朗電影人風雨不改、縱馬橫刀的結果。
除了上述所說的與審查製度的遊擊戰。
更有很多電影人用「禁片」正麵抗爭。
阿巴斯說，「有的人用缺席影響世界。」
拉開伊朗電影變革序幕的《奶牛》，因揭露貧困村莊裏的絕望現實被禁。
賈法 · 帕納西的《越位》，在明令禁止女性看球的環境中，公然拍女性看球的故事。
穆罕默德 · 拉索羅夫的電影從未在伊朗發行過。
《再見伊朗》講伊朗女律師想方設法逃離伊朗。
《無邪》揭露伊朗強製服兵役、執行死刑，以及司法體係等各方麵的社會弊病。
紀錄片《禁止收看》，呈現伊朗民眾受限的資訊與言論。
他們也都因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2010 年 3 月，穆罕默德 · 拉索羅夫和賈法 · 帕納西被捕。
一次次上訴後，拉索羅夫被判處 1 年有期徒刑、2 年旅行禁令以及終身禁拍電影。
帕納西被判 6 年有期徒刑，20 年內不得製作或執導任何影片，不得寫劇本，不得接受國內外媒體采訪，不得離開伊朗。
還有演員、製片等其他工作人員也都卷入其中。
演員瓦法米爾因拍攝批評伊朗保守風氣的《出售德黑蘭》，被判處 1 年監禁及鞭笞 90 下；
參演《出租車》的伊朗人權女律師，被判處 38 年監禁和 148 次鞭刑；
《聖蛛》全劇組受到官方批評，收到死亡威脅警告 ……
他們卻並未因此屈服，反而表現出更加激進的反抗。
賈法 ·
帕納西用「非法」手段拍出紀實影像《出租車》，拍下伊朗出租車內不見光的光碟交易，毫不留情地批評伊朗政府固步自封的腐朽麵貌。
今年一部揭示伊朗女性困境的《聖蛛》，導演拍攝時被捕，後又遭到驅逐，最後依然堅持在鄰國約旦完成拍攝。
電影之外，還有很多電影人因為對社會事件的發聲遇害。
比如最近的反頭巾運動，《推銷員》主演塔拉內 · 阿裏多斯蒂冒著危險發聲。
她也始終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她被捕後，更多的同行也都站了出來。
相比內娛明星在公共性話題上隻顧明哲保身，他們的勇氣讓人驚歎。
但自然，這也是他們沒有退路的選擇。
不止電影受限，他們就生活在無處不在的限製中。
生存空間被擠壓到避無可避時，反抗就成了唯一的出路。
阿巴斯曾在采訪中說，「限製給了人們發揮創造力的機會。」
正是對自由的不舍追求，鍛造了伊朗電影永遠湧動、旺盛的生命力。
同為曆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伊朗電影的發展足以給我們啟迪。
每次一提到中國電影的低迷現狀，很多人都歸結於受限太多。
但，束手就縛就是唯一的選擇嗎？
伊朗電影人讓我們看到，事在人為。
有人背負枷鎖創造奇跡，有人劈開枷鎖舍身成仁。
別忘了，藝術的另一麵，本是無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