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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科學家或曾助朝鮮發展核武“一臂之力”

德國之聲調查研究發現,德國柏林馬克斯·伯恩研究所與朝鮮之間的學術合作有可能違反了聯合國製裁禁令。這一事件開始令人們關注德國如何處理科研自由的邊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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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W 中文- 德國之聲 (@dw_chinese)
December 24, 2022

金正恩力求武器現代化。正因此,聯合國禁止成員國與其進行研究合作。然而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相關合作在柏林並未停止。

這是一封來自平壤的郵件——發件人:林鬆鎮教授,物理學家,激光光學專家。郵件隻有短短幾句話,但已足夠令人震驚:要知道,在朝鮮,任何能擁有電子郵箱,並被允許與其他國家聯係的人都是受信於政府的。

林教授向德國之聲證實,他曾於2008年至2010年在柏林馬克斯·伯恩研究所(Max-Born-Institut)擔任客座研究員。而在那之後,“我通過這個電子郵件繼續與研究所保持聯係,並一起發表文章。”

最後一次聯合發表是在2020年夏天,文章刊登在一家公認的專業雜誌上。而彼時,距離聯合國要求其所有成員國停止與朝鮮進行科學交流已近4年。安理會希望通過這種方式阻止朝鮮接觸關鍵性敏感知識,並將其用於生產更現代化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聯邦憲法保護局警告無效

德國是聯合國最大的支持者之一。為何以非線性光學和短脈衝光譜研究而著名的馬克斯·伯恩研究所卻偏偏繼續與朝鮮合作呢?

德國聯邦憲法保護局在2016年已明確發出警告稱,盡管對朝鮮實施了全方位製裁,“仍能觀察到朝鮮在持續努力獲取西方技術,這其中就包括德國”。

德國之聲對此案進行了調查研究,最終發現,德國有可能違反了聯合國製裁禁令,且此事本可以避免。這一事件開始令人們關注德國如何處理科研自由的邊界問題。

一係列的導彈試驗

幾乎每天都有關於朝鮮的頭條新聞:這個東亞國家從未像2022年這樣發射了如此多的彈道導彈,與此同時,國內人民卻在挨餓。數周以來,人們越來越擔心朝鮮會開展其自2006年以來的第7次核武試驗。
迄今朝鮮共進行了6次核試驗,最後一次是在2017年。

這背後的算計是:朝鮮要通過武器技術展示其實力——保持軍事實力對這個極權國家來說至關重要,而這一切又需要科研和技術。

自2006年以來,聯合國共通過了9項一攬子製裁措施,對技術轉讓和學術交流做出了嚴格限製。在朝鮮進行第五次核試驗後,安理會最終於2016年11月決定,所有成員國暫停與朝鮮研究人員的科研合作。

聯合國呼籲停止一切合作

該決定出自聯合國第2321號決議,適用於跨學科,既適用於理論基礎研究,也適用於應用研究。隻有在醫療領域或經過個案評估後才允許出現例外。這是為了防止“兩用”(民用和軍用)科研知識轉移。

一位聯合國內部人士告訴德國之聲:“先進科研成果在軍事上的適用性很難進行證明,其結果也很容易被否認或隱瞞。”
由於話題敏感,他不願透露姓名。

該消息人士將這種向朝鮮轉移知識的危險性描述為“切實存在的危險”。他補充說,聯合國的製裁禁令還包括通過電子郵件進行遠程協作以及聯名發表文章。“有人擔心,這種合作方式可能促進無形的技術轉讓,並最終服務於朝鮮武器計劃。”

中國第一,德國第二

自2006年第一次核武試驗以來,如果沒有技術進步,無法理解朝鮮軍事何以如此快速發展。人們推測,這其間必然是發生了有風險的知識轉移。美國詹姆斯·馬丁核不擴散研究中心(James
Martin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的一項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該研究考察了朝鮮從1958年到2018年間的國際科研合作。

結果顯示,在近1150項科研出版物中,作為朝鮮盟國,中國以900多份聯合出版物獨占鼇頭。緊隨其後的是德國,有139份出版物。

單看過去十年,一個德國人的名字便會引起注意——馬克斯·伯恩研究所研究員約阿希姆·赫爾曼博士(Dr. Joachim
Herrmann)。研究人員在赫爾曼博士參與的幾項合作研究中發現了軍民兩用知識轉移的風險。

馬克斯·伯恩研究所是一間非盈利研究機構,由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BMBF)和聯邦州進行等額撥款資助。“馬克斯·伯恩研究所不開展任何軍事研究,隻進行基本的民用研究和與激光有關的研究,”
研究所管理層在回應德國之聲的問詢中這樣寫道。

現已退休的物理學家赫爾曼自1992年該研究所成立以來便一直從事研究工作。德國之聲聯係上他並進行了電話交談。但赫爾曼拒絕接受采訪。

兩名在柏林的朝鮮人

2008年底,赫爾曼博士和朝鮮物理學家林鬆鎮在柏林相識。這位朝鮮客座科學家獲得了德意誌學術交流中心(DAAD)的獎學金資助。

幾個月後,第二位名叫金光賢(Kim Kwang
Hyon)的朝鮮人來到馬克斯·伯恩研究所,——他是拿著戴姆勒和奔馳基金會的獎學金來到德國。金光賢在此呆到2012年,並完成了博士學位。

2017 年至 2020 年間,赫爾曼與朝鮮科學家共聯名發表了9 項馬克斯·伯恩研究所出版物。
林鬆鎮參與了其中八項,當時還是博士生的金光賢參與了第九項。合著者署名中還出現了其他朝鮮人的名字——林教授讓他自己的學生也加入了進來。

 
所有共同發表的文章均可供公開查閱。出版物涉及的都是激光技術領域的基礎性研究,並非針對某一個特定的實用目標。但這並不能排除研究成果日後被應用於軍事領域做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

意見不一

德國之聲從10位獨立的物理學家和裁軍專家那裏獲得了對最新出版物的評估。六位物理學家對此意見不一:一半人認為研究成果不構成風險問題,另一半人則認為存在未來被應用於軍事領域的可能性。

4位被征詢意見的裁軍專家則一致表達了擔憂,尤其是前聯合國監督對朝製裁專家小組成員古川勝久(Katsuhisa
Furukawa)。古川的結論是:單獨看論文可能沒什麽問題,但這種科研合作方式作為整體而言可能問題很大——“研究成果可能會加深朝鮮對科學的理解和認知,並將這種認知最終服務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劃,對此我深感擔憂。”

古川認為,赫爾曼與朝鮮研究員的合作“很可能構成了德國違反聯合國製裁的行為”。這位前聯合國雇員建議對此進行調查,並補充道:“至少我認為,德國政府和馬克斯·伯恩研究所對聯合國的製裁執行不力,或者可能故意無視聯合國的製裁。”

在德國依靠個人自覺

在德國,科研自由受憲法保護。研究人員可以自由選擇合作夥伴和項目而免受政治幹預。但這種自由裏也包含了責任。

事實上,研究人員自身有責任去確定可能出現的“軍民兩用風險”。如果對於研究內容是否會被合作夥伴應用於軍事領域存疑,應聯係聯邦經濟與出口管製局(BAFA)。後者會對項目是否可以繼續進行聯合研究進行調查。但調查建議需由科研人員一方提出。

而一旦牽扯到聯合國製裁的實施問題,事情就會變得複雜起來,因為隻有當成員國在本國內部以具備法律效力的方式實施製裁時,製裁才會生效。就德國而言,這就涉及到歐盟法律和本國法律。

一般像馬克斯·伯恩研究所進行的基礎科學研究並不需要在歐盟內部獲得批準。但由於研究應用領域的界限往往很模糊,因此當涉及到製裁案例時,無需批準並不意味著可以自動免除審查。

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向德國之聲證實他們會根據個案具體情況評估其是否需要審批許可,在界限模糊問題的界定上也非常樂意提供幫助。夥伴國的人權狀況也會被納入評估標準。

但馬克斯·伯恩研究所從未聯係過該部門,因此,也從未進行過個案評估。

研究所認為聯邦政府負有責任

2020年,在聯合國收緊對朝製裁近四年後,赫爾曼博士與朝鮮科學家共同發表了最後一份研究所出版物。在答複德國之聲的書麵聲明中,研究所解釋說,之後科研上的聯係是“自願”終止的。原因是“董事會對朝鮮在國際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感到擔憂”。研究所不再與朝鮮政權的代表合作,甚至希望連同可能出現的合作跡象一起避免。”

目前尚不清楚為什麽這麽晚才采取措施。從研究所的角度出發,主要過錯方在聯邦政府。研究所認為聯合國要求終止與朝鮮所有科研合作的決定“並未在德國得到實施。我們也從未從聯邦政府那裏收到有關中斷與朝鮮的科學聯係的要求。“

聯邦政府反駁責任在己

德國聯邦議院綠黨成員兼研究委員會主席凱•葛林(Kai
Gehring)不接受這一指責。“這是一個主動還是被動接收信息的問題。學術界如果有人完全沒有注意到有這樣一個對朝鮮的全麵製裁機製,我不能不感到非常納悶——這種事是怎麽發生的。”

科學交流可以成為與專製政權對話的重要渠道,以推廣自由價值觀並致力共同解決全球問題。但葛林強調,在朝鮮問題上,科學外交的紅線早就被越過,“朝鮮是絕對的專製國家,是對國際安全的最大威脅之一。”

當科學家成為極權的一部分

曾與赫爾曼一起從事科研的林鬆鎮和金光賢,雖然一方麵擁有科學家的身份,但也無可避免地成為朝鮮極權體製的一部分——不管他們喜歡與否。

林鬆鎮目前在金日成大學任教,金光賢在朝鮮科學院任教。這兩個精英機構對朝鮮的核武器及彈道武器計劃至關重要。聯合國前官員古川證實,聯合國已經對這兩個機構“多次違反聯合國製裁”進行了調查。

回到朝鮮後,林鬆鎮還與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CAEP)的同事發表了兩篇研究論文——最近的一篇是在2022年夏天。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雖然也進行基礎學科研究,但該學院實際是以核武器的開發和試驗而著名。

金光賢則將朝鮮2016年1月的第四次核試驗稱為“裏程碑”事件。當時,他對官方媒體《平壤時報》表示:“我決心以國防科學家的思維和工作方法來推進科學研究,以完成最高領袖(……)布置的任務。”

科研自由的界限在哪裏

這個案例得出的結論是苦澀的:盡管聯合國明令禁止一切對朝科研合作,但在德國卻沒有人對馬克斯·伯恩研究所-這樣一個享受國家財政資助的機構,與朝鮮的合作提出質疑。相關參與人員之間的溝通明顯不足,科研領域的風險自查失敗了。

即便在對朝製裁這樣明確的案例中,能夠如此長時間的存在疏漏,足以表明整個體係存在弱點。聯合國製裁專家古川呼籲,“科學界和國家安全當局之間必須有更密切的合作。”

然而柏林方麵仍不願設置紅線。但這正是明確界限的意義所在:科研自由應當將邊界劃在哪裏,在朝鮮、中國或俄羅斯這樣的獨裁政權有可能對其加以利用,以服務其專製統治的情況下?

鑒於當下的對烏侵略戰爭,德國與俄羅斯的所有研究合作目前全部被擱置,與中國科學界的合作也備受爭議。德國在科研領域,仍沒能在自由主義價值觀與國家安全利益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