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民們的生活狀態，攝影：聶小閑
作者｜傅一波 燕青
完全依靠互聯網遠程工作的人，現在有一個新的名稱：“數字遊民”（Digital
Nomad）。他們常被認為可以自由安排生活和工作，既能去世界走走，又能保證收入，這種貌似理想的生活圖景，讓這個群體籠上一層浪漫化的色彩。
2020年後的新冠疫情和遠程辦公，讓更多人加入這個群體。據不完全統計，全球數字遊民數量超過了3000萬人。在中國，數字遊民也變成了一種年輕人追逐的生活方式。
然而，成為數字遊民，事實上好像走進一座圍城。許多數字遊民告訴鳳凰深調，即便工作方式是在線上，人終究需要在現實中生活，他們許多時刻都在忍受著一種被社會邊緣化的孤獨感。
甚至一些人因此選擇重新回到朝九晚五的生活，而另一些人，則開始在各地尋找固定社區，重建那種“歸屬感”。
“以陌生人的身份來又以陌生人的身份走”
30歲的內蒙人張誠，從2017年起成為了數字遊民，旅居世界各地。
他曾是一名金融保理師。工作期間，從杭州被外派至深圳，擔任一個投資項目的審核，公司股東來找他，想讓他在項目成本的審核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以便快速推進。張誠發現項目中存在50多萬元的關聯交易，拒絕了。
股東衝著他的臉，甩了一個紙杯。這件事讓張誠的工作價值感大打折扣，他告訴鳳凰深調，他往後的工作狀態日漸低靡，覺得自己活像一隻“腳踩轉盤的倉鼠”。
張誠經常關注社交媒體上的數字遊民博主，這些博主大多和他背景相似，從事互聯網、金融行業。看著他們分享旅居的日常生活，張誠想試試。他算了一筆賬，依靠提供商業谘詢、炒股，大約可以維持每月3萬元的收入，這些工作都可以通過一台連接互聯網的電腦來完成。2017年中，他正式辭職，開始在國內尋找遠離大城市的地方，邊旅行邊工作。
他帶著一個21寸登機箱和雙肩包，去往第一站，雲南大理。
在大理，張誠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後背著包、穿過翠湖和磚石路，到露天咖啡館辦公。花開季節，湖邊的空氣濕軟清新，張誠覺得自己整個人“活”了起來。
在旅居生活中，他精簡了自己的隨身物品，隻在箱子裏放當季衣物，每隔不到一個月，會換一個新地點生活和工作。半年內，他去了三亞、桂林，日本、法國、英國、印尼、泰國。
但另一麵，頻繁更換生活場所讓他產生了“生活疏離感”。在現實中，他和人的接觸，僅局限於與陌生人點頭問好。在法國馬賽旅居時，他經常繞過一幢老式磚房建築去公園晨跑，總會遇到一位金發碧眼的法國跑友，對方向他微笑，張誠也伸出手，兩人輕輕碰下手背，然後擦肩而過，各不相幹。
每到一個新城市，張誠會在社交媒體（Facebook）的當地小組發一封介紹自己的帖子：姓名、職業、什麽時候來的、預備停留多久，然後詢問有什麽推薦遊玩的地點。回複他的隻有當地民宿的房東、城市裏舉辦活動的人們，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就算和這些人交換了聯係方式，約好去聚會，也經常因為需要緊盯股票大盤或是著急回複客戶而錯過。
經常的，還來不及重新安排一次深入的聊天或者社交活動，他就又要前往下一座城市了。“我幾乎沒有能保持聯係的人。”張誠說，“以陌生人的身份來又以陌生人的身份走，其實蠻悲傷的。”
他的社交方式越來越多地回到線上——在社交媒體app裏找人聊天，“這種感覺，像被現實世界孤立了。”
張誠的社交難題是世界各地數字遊民遇到的普遍困境。倫敦大學教授Dave Cook曾在《The Freedom
Trap》（自由陷阱）中指出，大多數數字遊民開始獨自旅行和工作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孤立感會變得越來越明顯。
鳳凰深調接觸的中國數字遊民無一例外都談到了這種感受。
2018年，29歲的修圖師鄧靜裸辭成為數字遊民。4年以來，大多數時間她都獨來獨往，朋友不超5個。與人交流，她全部依靠社交軟件，偶爾在深夜想有感而發，找人聊聊，結果在微信群裏說句話，並無人回複，“隻能刷微博、抖音，再無聊，就刷劇。”
80後夫妻王凱雯、黃皿從2020年成為數字遊民。那一年，他們關掉了在深圳的咖啡店。黃皿是潮玩設計師，王凱雯做法律谘詢。兩人賣掉了深圳的小公寓，嚐試租住到郊區的山上帶院子的房子，也試過在海邊租房。2021年，夫婦倆想要嚐試住在房車內的旅居生活。
他們說，無論選擇在哪裏居住，數字遊民的生活方式讓原本現實中的朋友都不可避免地成為了網友。“離職之前，我們在現實中的朋友有律師、有做投資項目的，談論的話題多聚焦於工作項目、投資，找不到除工作之外的其他誌趣相投的話題。做數字遊民之後，見麵的次數從每周一次，到後來僅限於朋友圈互相點讚。”王凱雯說。
人，總是要尋找社群棲居
孤立感讓張誠很疲憊，他開始尋找同類人聚集的社區。
“累了，中國人還是要回到中國。”張誠說，“歸屬感”對他而言，就是回到母語環境中進行社交活動。2020年，他決定去北京定居。
他在北京找到一處共享辦公空間，位置在東三環國貿創意園，然後在2公裏外的團結湖附近租了間房。
｜東三環國貿創意園內的遊民據點
共享辦公空間是一棟兩層樓建築，周圍辦公樓聚集，距離地鐵站步行15分鍾。700米的空間內部，有16間辦公室，每間每月租金約2400～3800元。一層樓有開放式辦公工位和單人辦公室，中央是吧台，提供咖啡、飲料和西式早餐，二層樓是有4～5人的會議圓桌。據空間工作人員介紹，此處常駐人員九成是數字遊民，周末，公共空間內會組織交流沙龍和遊戲活動，有時是“狼人殺”，有時是讀書分享會。
｜遊民據點的隔間
固定的辦公空間讓擁有相同工作、生活方式的人們，在固定的時間相聚，創造了一定的社交機會。相比之前到處漂泊的日子，張誠的社交生活逐漸豐富和規律起來。每天早晨，他從團結湖的住所來到共享辦公空間，打開電腦工作，中午休息，會和這裏的數字遊民們閑聊，遇上聊得好的，就相約晚上喝一杯。
共享辦公空間開放時間從早上8點到晚上9點，很多遊民在當天工作完成後，選擇各回各家。
和張誠選擇共享辦公的方式不同，王凱雯夫婦在旅居途中發現了數字遊民的居住社區。社區的名字叫DNA（Digital Nomad
Anji，安吉數字遊民公社），位於浙江安吉縣溪龍鄉的村落中。
今年3月，他們原本是想去找國內房車改裝高手“鬆木巴士”，來改造自己的第一輛旅居房車。“鬆木巴士”的主理人Harry剛好是DNA的第一批入駐者，於是夫婦兩人就順便體驗了社區的群居生活。
DNA提供住宿，有六人間和雙人間選擇，六人間每人每周收費180元，雙人間每人每周收費430元。考慮到入住者體驗社群需要時間，DNA對申請者提出“要住滿7天”這一個要求。
從1300公裏外的深圳自駕去安吉的路上，王凱雯向黃皿表達了不安，“封閉生活太久了，我害怕我們無法適應群居生活。”
到達安吉是晚上8點，彎曲的村路不好走，沒有路燈。最後一公裏，王凱雯的車穿過一片茶田，燈光漸亮，他們看到了社區門牌。
｜DNA 外景 ，攝影：梭梭
進入社區後，是一塊可作為籃球場的空地，有一棟樓是居民用餐、健身、唱K、觀影的地方，左側是居住區，裏麵有房間、公共洗衣房、洗手間、淋浴間和會議室。王凱雯和丈夫被安排在了一個2人間，依傍著一片茶田。
｜遊民們在DNA的日常活動，攝影：阿德
第一天醒來的早晨，一位滑板女孩向王凱雯揮手問好，邀請她一起玩。晚上，大家聚在公共區域，聊生死、聊三體宇宙觀、未來世界。“當時社區有三十多個常駐居民，都是數字遊民。”王凱雯說，社區居民有微信群，會不定期自發組織活動，有技能分享，或是娛樂項目，隨時有人在群裏吆喝感興趣的居民一起組隊去做一件什麽事，比如去茶田騎行、晨跑、飛盤，或者去觀影區看恐怖片。
社區創立者許崧告訴鳳凰深調，DNA裏七成以上是九零後，幾乎能找到市場上所有類目的設計師，包括平麵設計、建築設計、園林景觀設計、內裝設計、遊戲設計的。除此之外，還有文字編輯、翻譯和程序員。
在DNA裏，每個數字遊民的生活作息都不太相同。
｜DNA 外景 ，攝影：Alesi
王凱雯每天早晨7點半左右起床，看書學習，去健身房鍛煉身體。空閑時間，她還會和丈夫騎著電瓶車去鄉裏轉悠。她的鄰居們，有人早晨6點就開始晨跑，也有人過著日夜顛倒的生活。
“半夜三四點鍾睡不著覺，在大廳也能找到人跟你吃個宵夜，聊個天。”王凱雯說，這是社區的包容性，彼此之間的互動讓居民找回了城市空間裏消失的溫度。“24小時都有人在活躍，突然就進入到一個比較放鬆的群體當中去了，可以感覺到社交帶來的親切感和溫度。”
入住一周後，他們就決定在這個社區定居。
5月，黃皿把深圳潮玩設計工作室的材料和工具全都搬到了安吉。和以往獨自處理搬遷事宜不同，DNA社區創立者許崧召集社區居民一起，幫助黃皿夫婦把房間外的走廊單獨辟出，加上牆和門窗，改造成工作室。
這間工作室不大，水泥地麵上隻有幾張露營用的桌椅。三麵牆分別對應潮玩作品展示架、工作台、書架，門邊角落裏還有一張屬於王凱雯的咖啡工作台。
被“複刻”的大理
王凱雯認為，這樣的社區，核心是和同類聚集在一起，一起工作、一起生活。時間久了，數字遊民社區居民們開始發現互相合作的可能性，與此同時，也漸漸融入周邊村落的社交關係中。
被大家稱為“KC”的陳磊是外貿商，專門把中國的發電機轉賣至中東、非洲地區。來到DNA之前，他一直旅居各地，從山東、北京，到廣州大理。他想嚐試更多的可能性，在一個地方定居，於是選擇了DNA。
社區旁邊的梅西鎮裏曾有位百歲老人，能記得幾十年前老鎮中心街道，每一家商鋪的名字，還能口述出商鋪的樣貌。如今，老人已去世，但KC時常聽村裏的修表師傅說起。回到DNA，KC把故事又說給鄰居聽，後來，他就想找個機會用繪圖的方式還原老人口中的街道。
自由設計師、插畫師沚楓曾記錄了他在社區生活7個月以來，與周邊村民之間發生的趣事。
晨跑時，他經常路過社區旁邊的白茶街，總能碰到一位打掃衛生的保潔員大爺，冬天時，大爺問他：“大冬天穿短褲，冷不冷啊？”夏天經過時，大爺問他：“哎喲，跑步這麽多汗，熱不熱啊？”
一次，他和朋友們一起去社區七公裏外的老梅溪街看看，走著走著被一戶人家的飯香吸引，隔窗張望之時，窗子裏素未謀麵的奶奶就邀請他：“你們吃飯了嗎？進來一起吃點？”
社區居民小茗想種花，她到處收集能做花箱的木材。某日晨跑回來，看見社區隔壁的農戶院子裏有木板，就想進去問問主人是否能賣給她用。主人回答：“你是隔壁的嗎？送你好了！你們那裏我很熟，旁邊水塘就是我家的。”
數字遊民大多很年輕，保留著城市中的生活習慣，延續到鄉村後，村民也覺得很新奇。
社區居民百裏總是穿著緊身瑜伽褲晨跑，一天沚楓和百裏在晨跑完後徑直去一家鄉村麵館吃麵，被瑜伽褲包裹的百裏，收到了麵館裏男女老少的“注目禮”。
“有人情味的社群關係，是吸引數字遊民聚集的重點。”DNA創始人許崧告訴鳳凰深調，這樣的社區既不同於大城市，又區別於小縣城，人們沒有效率為先的工作氛圍，也不是由出身和背景構成的熟人社會，多樣性個體構成的社區，讓社交更有新鮮感，“正如雲南大理”。
許崧建立社區的初衷，其實是因為他想“複刻”在雲南大理時的生活方式。
｜工作中的許崧，攝影：Alesi
許崧是中國最早的一批數字遊民。他1969年出生在杭州，是個背包客、作家。2004年開始，就和妻子周遊各地，成為“數字遊民”。2010年，許崧41歲，旅居生活按下暫停鍵，為了找到一個生活成本更便宜的地方進行寫作，他和妻子搬到了大理。
彼時，“逃離北上廣”的口號漸漸升溫，大理氣候宜人，房價每平米5000元不到，促成了一批數字“新移民”前往，並逐漸成型社區。
在那段時間裏，許崧和妻子時常走街串巷，總會看見人民路上一家咖啡店裏聚集著附近的街坊鄰居，這家咖啡店有個幾十平米大的院子，石榴樹下人們聚在一起喝咖啡、有說有笑，不時有鄰居進院子加入對話，散場時街坊鄰居會主動幫忙結賬買單、打掃收拾，“他們好像把這裏當作自己的店一樣。”
許崧回憶，一天下來，店裏往來了大約兩百多人，都是常住大理的“新移民們”。相似的情形也在大理其他的酒吧、小店鋪裏存在，“這些情形構成了一種特別的社會公共空間，可以很明顯看到人和人之間良好的互動關係。”
很快，許崧也融入到大理的社區生活中。天氣好的時間，他和鄰居們相聚在一起紮堆聊天、喝咖啡。鄰居間的互動關係深入後，也促成了一些合作。
許崧結識了書店老板阿德，一名出版人。他們都想試試能否將大理社區作為模版，在另一個合適的地方複製。2021年3月，浙江安吉“白茶原”鄉村振興項目的開發商找到了許崧和阿德，並和他們在大理見了麵。政府與開發商希望通過引入人才來帶動縣城經濟。許崧覺得是個非常好的實驗機會，三方一拍即合。
“可以試著在安吉複刻大理的社群，給遊民們更多的選擇。”他說，那時的大理已發展成熟，數字遊民們需要更多新的社區。
在安吉，他們與當地政府、開發商三方商議之後，決定對一處廢棄的竹木加工廠進行改造，成為能夠容納82個數字遊民的社區，建成後由許崧負責運營，掛牌為“DNA數字遊民公社”。2022年4月11日，DNA通過公眾號發布第一則招募啟事，邀請世界各地數字遊民們來試居住。
第一封報名郵件在晚上10點左右來到了許崧的郵箱，對方是一位藝術家。許崧說，那時他的內心忐忑，一直盯著郵箱看是否有新的申請郵件。第二天，驚喜來了，郵箱內多了7封未讀郵件，申請人正逐漸增加。
“上岸”，或成為“候鳥”
許崧，還在四處考察，希望能夠找到更多適合建立數字遊民公社的地方。今年9月底，他前往江西九江市廬山市考察，看看能否將當地一些“卡殼”的地產項目改造成數字遊民公社。
“這個社區存在的意義，在於創造了一個生活成本遠低於大城市的社區，能做自己想做的任何工作，並且，有朋友。”許崧說，但他也不確定是否能有更多的DNA誕生。建立這樣一個數字遊民社區初期投入很大，建成後還需要持續運營。
｜DNA大廳和宿舍之間的廊道，攝影：阿德
王凱雯和黃皿準備在DNA一直居住到房車完工交付。拿到房車後的第一件事，是去大理。他們對許崧口中描繪的那種包容度很大的社區產生了濃厚興趣，想去看看。至於更遠的未來生活究竟會停留在哪裏，他們也說不清楚。
“或許會像其他老遊民一樣，在全球選擇一兩個據點，之後的日子就在這些精心挑選的據點中生活，像候鳥那樣。”王凱雯說。
也有人選擇退出遊民生活，回歸到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狀態。
9月底，在一個雨天，鄧靜坐在屋內，雨水順著陽台縫隙滴下來，她剛收到自己的體檢報告：心率不齊、肝功能也不好，長時間日夜顛倒、熬夜工作之後，她意識到自己不想再繼續這樣的生活。“要錢還是要命？”她問自己。
今年7月時，她看到過DNA招募社區居民的消息，加入的念頭一閃而過，但最終還是放棄了。11月，她正在完成自己作為數字遊民的最後一個訂單，月底完工後，她決定投簡曆，找個地方踏實上班，“已經體驗過自由的感覺，是時候往下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和數字遊民這個概念相似的一個更大的群體，是“靈活就業者”。至2022年3月，中國的靈活就業人員達到約2億人，在就業人口中占比26%。
對比更廣義的“靈活就業者”，數字遊民被認為最起碼是能依靠職業技能、解決基本生活問題的人，因而他們的生活形態和所麵臨的難題，對於靈活就業大軍如何融入社會，也或許有一些參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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