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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月入三萬的靈活就業者,想從“遊民”變成“候鳥”

|遊民們的生活狀態,攝影:聶小閑

作者|傅一波 燕青

完全依靠互聯網遠程工作的人,現在有一個新的名稱:“數字遊民”(Digital
Nomad)。他們常被認為可以自由安排生活和工作,既能去世界走走,又能保證收入,這種貌似理想的生活圖景,讓這個群體籠上一層浪漫化的色彩。

2020年後的新冠疫情和遠程辦公,讓更多人加入這個群體。據不完全統計,全球數字遊民數量超過了3000萬人。在中國,數字遊民也變成了一種年輕人追逐的生活方式。

然而,成為數字遊民,事實上好像走進一座圍城。許多數字遊民告訴鳳凰深調,即便工作方式是在線上,人終究需要在現實中生活,他們許多時刻都在忍受著一種被社會邊緣化的孤獨感。

甚至一些人因此選擇重新回到朝九晚五的生活,而另一些人,則開始在各地尋找固定社區,重建那種“歸屬感”。

“以陌生人的身份來又以陌生人的身份走”

30歲的內蒙人張誠,從2017年起成為了數字遊民,旅居世界各地。

他曾是一名金融保理師。工作期間,從杭州被外派至深圳,擔任一個投資項目的審核,公司股東來找他,想讓他在項目成本的審核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以便快速推進。張誠發現項目中存在50多萬元的關聯交易,拒絕了。

股東衝著他的臉,甩了一個紙杯。這件事讓張誠的工作價值感大打折扣,他告訴鳳凰深調,他往後的工作狀態日漸低靡,覺得自己活像一隻“腳踩轉盤的倉鼠”。

張誠經常關注社交媒體上的數字遊民博主,這些博主大多和他背景相似,從事互聯網、金融行業。看著他們分享旅居的日常生活,張誠想試試。他算了一筆賬,依靠提供商業谘詢、炒股,大約可以維持每月3萬元的收入,這些工作都可以通過一台連接互聯網的電腦來完成。2017年中,他正式辭職,開始在國內尋找遠離大城市的地方,邊旅行邊工作。

他帶著一個21寸登機箱和雙肩包,去往第一站,雲南大理。

在大理,張誠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後背著包、穿過翠湖和磚石路,到露天咖啡館辦公。花開季節,湖邊的空氣濕軟清新,張誠覺得自己整個人“活”了起來。

在旅居生活中,他精簡了自己的隨身物品,隻在箱子裏放當季衣物,每隔不到一個月,會換一個新地點生活和工作。半年內,他去了三亞、桂林,日本、法國、英國、印尼、泰國。

但另一麵,頻繁更換生活場所讓他產生了“生活疏離感”。在現實中,他和人的接觸,僅局限於與陌生人點頭問好。在法國馬賽旅居時,他經常繞過一幢老式磚房建築去公園晨跑,總會遇到一位金發碧眼的法國跑友,對方向他微笑,張誠也伸出手,兩人輕輕碰下手背,然後擦肩而過,各不相幹。

每到一個新城市,張誠會在社交媒體(Facebook)的當地小組發一封介紹自己的帖子:姓名、職業、什麽時候來的、預備停留多久,然後詢問有什麽推薦遊玩的地點。回複他的隻有當地民宿的房東、城市裏舉辦活動的人們,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就算和這些人交換了聯係方式,約好去聚會,也經常因為需要緊盯股票大盤或是著急回複客戶而錯過。

經常的,還來不及重新安排一次深入的聊天或者社交活動,他就又要前往下一座城市了。“我幾乎沒有能保持聯係的人。”張誠說,“以陌生人的身份來又以陌生人的身份走,其實蠻悲傷的。”

他的社交方式越來越多地回到線上——在社交媒體app裏找人聊天,“這種感覺,像被現實世界孤立了。”

張誠的社交難題是世界各地數字遊民遇到的普遍困境。倫敦大學教授Dave Cook曾在《The Freedom
Trap》(自由陷阱)中指出,大多數數字遊民開始獨自旅行和工作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孤立感會變得越來越明顯。

鳳凰深調接觸的中國數字遊民無一例外都談到了這種感受。

2018年,29歲的修圖師鄧靜裸辭成為數字遊民。4年以來,大多數時間她都獨來獨往,朋友不超5個。與人交流,她全部依靠社交軟件,偶爾在深夜想有感而發,找人聊聊,結果在微信群裏說句話,並無人回複,“隻能刷微博、抖音,再無聊,就刷劇。”

80後夫妻王凱雯、黃皿從2020年成為數字遊民。那一年,他們關掉了在深圳的咖啡店。黃皿是潮玩設計師,王凱雯做法律谘詢。兩人賣掉了深圳的小公寓,嚐試租住到郊區的山上帶院子的房子,也試過在海邊租房。2021年,夫婦倆想要嚐試住在房車內的旅居生活。

他們說,無論選擇在哪裏居住,數字遊民的生活方式讓原本現實中的朋友都不可避免地成為了網友。“離職之前,我們在現實中的朋友有律師、有做投資項目的,談論的話題多聚焦於工作項目、投資,找不到除工作之外的其他誌趣相投的話題。做數字遊民之後,見麵的次數從每周一次,到後來僅限於朋友圈互相點讚。”王凱雯說。

人,總是要尋找社群棲居

孤立感讓張誠很疲憊,他開始尋找同類人聚集的社區。

“累了,中國人還是要回到中國。”張誠說,“歸屬感”對他而言,就是回到母語環境中進行社交活動。2020年,他決定去北京定居。

他在北京找到一處共享辦公空間,位置在東三環國貿創意園,然後在2公裏外的團結湖附近租了間房。

|東三環國貿創意園內的遊民據點

共享辦公空間是一棟兩層樓建築,周圍辦公樓聚集,距離地鐵站步行15分鍾。700米的空間內部,有16間辦公室,每間每月租金約2400~3800元。一層樓有開放式辦公工位和單人辦公室,中央是吧台,提供咖啡、飲料和西式早餐,二層樓是有4~5人的會議圓桌。據空間工作人員介紹,此處常駐人員九成是數字遊民,周末,公共空間內會組織交流沙龍和遊戲活動,有時是“狼人殺”,有時是讀書分享會。

|遊民據點的隔間

固定的辦公空間讓擁有相同工作、生活方式的人們,在固定的時間相聚,創造了一定的社交機會。相比之前到處漂泊的日子,張誠的社交生活逐漸豐富和規律起來。每天早晨,他從團結湖的住所來到共享辦公空間,打開電腦工作,中午休息,會和這裏的數字遊民們閑聊,遇上聊得好的,就相約晚上喝一杯。

共享辦公空間開放時間從早上8點到晚上9點,很多遊民在當天工作完成後,選擇各回各家。

和張誠選擇共享辦公的方式不同,王凱雯夫婦在旅居途中發現了數字遊民的居住社區。社區的名字叫DNA(Digital Nomad
Anji,安吉數字遊民公社),位於浙江安吉縣溪龍鄉的村落中。

今年3月,他們原本是想去找國內房車改裝高手“鬆木巴士”,來改造自己的第一輛旅居房車。“鬆木巴士”的主理人Harry剛好是DNA的第一批入駐者,於是夫婦兩人就順便體驗了社區的群居生活。

DNA提供住宿,有六人間和雙人間選擇,六人間每人每周收費180元,雙人間每人每周收費430元。考慮到入住者體驗社群需要時間,DNA對申請者提出“要住滿7天”這一個要求。

從1300公裏外的深圳自駕去安吉的路上,王凱雯向黃皿表達了不安,“封閉生活太久了,我害怕我們無法適應群居生活。”

到達安吉是晚上8點,彎曲的村路不好走,沒有路燈。最後一公裏,王凱雯的車穿過一片茶田,燈光漸亮,他們看到了社區門牌。

|DNA 外景 ,攝影:梭梭

進入社區後,是一塊可作為籃球場的空地,有一棟樓是居民用餐、健身、唱K、觀影的地方,左側是居住區,裏麵有房間、公共洗衣房、洗手間、淋浴間和會議室。王凱雯和丈夫被安排在了一個2人間,依傍著一片茶田。

|遊民們在DNA的日常活動,攝影:阿德

第一天醒來的早晨,一位滑板女孩向王凱雯揮手問好,邀請她一起玩。晚上,大家聚在公共區域,聊生死、聊三體宇宙觀、未來世界。“當時社區有三十多個常駐居民,都是數字遊民。”王凱雯說,社區居民有微信群,會不定期自發組織活動,有技能分享,或是娛樂項目,隨時有人在群裏吆喝感興趣的居民一起組隊去做一件什麽事,比如去茶田騎行、晨跑、飛盤,或者去觀影區看恐怖片。

社區創立者許崧告訴鳳凰深調,DNA裏七成以上是九零後,幾乎能找到市場上所有類目的設計師,包括平麵設計、建築設計、園林景觀設計、內裝設計、遊戲設計的。除此之外,還有文字編輯、翻譯和程序員。

在DNA裏,每個數字遊民的生活作息都不太相同。

|DNA 外景 ,攝影:Alesi

王凱雯每天早晨7點半左右起床,看書學習,去健身房鍛煉身體。空閑時間,她還會和丈夫騎著電瓶車去鄉裏轉悠。她的鄰居們,有人早晨6點就開始晨跑,也有人過著日夜顛倒的生活。

“半夜三四點鍾睡不著覺,在大廳也能找到人跟你吃個宵夜,聊個天。”王凱雯說,這是社區的包容性,彼此之間的互動讓居民找回了城市空間裏消失的溫度。“24小時都有人在活躍,突然就進入到一個比較放鬆的群體當中去了,可以感覺到社交帶來的親切感和溫度。”

入住一周後,他們就決定在這個社區定居。

5月,黃皿把深圳潮玩設計工作室的材料和工具全都搬到了安吉。和以往獨自處理搬遷事宜不同,DNA社區創立者許崧召集社區居民一起,幫助黃皿夫婦把房間外的走廊單獨辟出,加上牆和門窗,改造成工作室。

這間工作室不大,水泥地麵上隻有幾張露營用的桌椅。三麵牆分別對應潮玩作品展示架、工作台、書架,門邊角落裏還有一張屬於王凱雯的咖啡工作台。

被“複刻”的大理

王凱雯認為,這樣的社區,核心是和同類聚集在一起,一起工作、一起生活。時間久了,數字遊民社區居民們開始發現互相合作的可能性,與此同時,也漸漸融入周邊村落的社交關係中。

被大家稱為“KC”的陳磊是外貿商,專門把中國的發電機轉賣至中東、非洲地區。來到DNA之前,他一直旅居各地,從山東、北京,到廣州大理。他想嚐試更多的可能性,在一個地方定居,於是選擇了DNA。

社區旁邊的梅西鎮裏曾有位百歲老人,能記得幾十年前老鎮中心街道,每一家商鋪的名字,還能口述出商鋪的樣貌。如今,老人已去世,但KC時常聽村裏的修表師傅說起。回到DNA,KC把故事又說給鄰居聽,後來,他就想找個機會用繪圖的方式還原老人口中的街道。

自由設計師、插畫師沚楓曾記錄了他在社區生活7個月以來,與周邊村民之間發生的趣事。

晨跑時,他經常路過社區旁邊的白茶街,總能碰到一位打掃衛生的保潔員大爺,冬天時,大爺問他:“大冬天穿短褲,冷不冷啊?”夏天經過時,大爺問他:“哎喲,跑步這麽多汗,熱不熱啊?”

一次,他和朋友們一起去社區七公裏外的老梅溪街看看,走著走著被一戶人家的飯香吸引,隔窗張望之時,窗子裏素未謀麵的奶奶就邀請他:“你們吃飯了嗎?進來一起吃點?”

社區居民小茗想種花,她到處收集能做花箱的木材。某日晨跑回來,看見社區隔壁的農戶院子裏有木板,就想進去問問主人是否能賣給她用。主人回答:“你是隔壁的嗎?送你好了!你們那裏我很熟,旁邊水塘就是我家的。”

數字遊民大多很年輕,保留著城市中的生活習慣,延續到鄉村後,村民也覺得很新奇。

社區居民百裏總是穿著緊身瑜伽褲晨跑,一天沚楓和百裏在晨跑完後徑直去一家鄉村麵館吃麵,被瑜伽褲包裹的百裏,收到了麵館裏男女老少的“注目禮”。

“有人情味的社群關係,是吸引數字遊民聚集的重點。”DNA創始人許崧告訴鳳凰深調,這樣的社區既不同於大城市,又區別於小縣城,人們沒有效率為先的工作氛圍,也不是由出身和背景構成的熟人社會,多樣性個體構成的社區,讓社交更有新鮮感,“正如雲南大理”。

許崧建立社區的初衷,其實是因為他想“複刻”在雲南大理時的生活方式。

|工作中的許崧,攝影:Alesi

許崧是中國最早的一批數字遊民。他1969年出生在杭州,是個背包客、作家。2004年開始,就和妻子周遊各地,成為“數字遊民”。2010年,許崧41歲,旅居生活按下暫停鍵,為了找到一個生活成本更便宜的地方進行寫作,他和妻子搬到了大理。

彼時,“逃離北上廣”的口號漸漸升溫,大理氣候宜人,房價每平米5000元不到,促成了一批數字“新移民”前往,並逐漸成型社區。

在那段時間裏,許崧和妻子時常走街串巷,總會看見人民路上一家咖啡店裏聚集著附近的街坊鄰居,這家咖啡店有個幾十平米大的院子,石榴樹下人們聚在一起喝咖啡、有說有笑,不時有鄰居進院子加入對話,散場時街坊鄰居會主動幫忙結賬買單、打掃收拾,“他們好像把這裏當作自己的店一樣。”

許崧回憶,一天下來,店裏往來了大約兩百多人,都是常住大理的“新移民們”。相似的情形也在大理其他的酒吧、小店鋪裏存在,“這些情形構成了一種特別的社會公共空間,可以很明顯看到人和人之間良好的互動關係。”

很快,許崧也融入到大理的社區生活中。天氣好的時間,他和鄰居們相聚在一起紮堆聊天、喝咖啡。鄰居間的互動關係深入後,也促成了一些合作。

許崧結識了書店老板阿德,一名出版人。他們都想試試能否將大理社區作為模版,在另一個合適的地方複製。2021年3月,浙江安吉“白茶原”鄉村振興項目的開發商找到了許崧和阿德,並和他們在大理見了麵。政府與開發商希望通過引入人才來帶動縣城經濟。許崧覺得是個非常好的實驗機會,三方一拍即合。

“可以試著在安吉複刻大理的社群,給遊民們更多的選擇。”他說,那時的大理已發展成熟,數字遊民們需要更多新的社區。

在安吉,他們與當地政府、開發商三方商議之後,決定對一處廢棄的竹木加工廠進行改造,成為能夠容納82個數字遊民的社區,建成後由許崧負責運營,掛牌為“DNA數字遊民公社”。2022年4月11日,DNA通過公眾號發布第一則招募啟事,邀請世界各地數字遊民們來試居住。

第一封報名郵件在晚上10點左右來到了許崧的郵箱,對方是一位藝術家。許崧說,那時他的內心忐忑,一直盯著郵箱看是否有新的申請郵件。第二天,驚喜來了,郵箱內多了7封未讀郵件,申請人正逐漸增加。

“上岸”,或成為“候鳥”

許崧,還在四處考察,希望能夠找到更多適合建立數字遊民公社的地方。今年9月底,他前往江西九江市廬山市考察,看看能否將當地一些“卡殼”的地產項目改造成數字遊民公社。

“這個社區存在的意義,在於創造了一個生活成本遠低於大城市的社區,能做自己想做的任何工作,並且,有朋友。”許崧說,但他也不確定是否能有更多的DNA誕生。建立這樣一個數字遊民社區初期投入很大,建成後還需要持續運營。

|DNA大廳和宿舍之間的廊道,攝影:阿德

王凱雯和黃皿準備在DNA一直居住到房車完工交付。拿到房車後的第一件事,是去大理。他們對許崧口中描繪的那種包容度很大的社區產生了濃厚興趣,想去看看。至於更遠的未來生活究竟會停留在哪裏,他們也說不清楚。

“或許會像其他老遊民一樣,在全球選擇一兩個據點,之後的日子就在這些精心挑選的據點中生活,像候鳥那樣。”王凱雯說。

也有人選擇退出遊民生活,回歸到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狀態。

9月底,在一個雨天,鄧靜坐在屋內,雨水順著陽台縫隙滴下來,她剛收到自己的體檢報告:心率不齊、肝功能也不好,長時間日夜顛倒、熬夜工作之後,她意識到自己不想再繼續這樣的生活。“要錢還是要命?”她問自己。

今年7月時,她看到過DNA招募社區居民的消息,加入的念頭一閃而過,但最終還是放棄了。11月,她正在完成自己作為數字遊民的最後一個訂單,月底完工後,她決定投簡曆,找個地方踏實上班,“已經體驗過自由的感覺,是時候往下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和數字遊民這個概念相似的一個更大的群體,是“靈活就業者”。至2022年3月,中國的靈活就業人員達到約2億人,在就業人口中占比26%。

對比更廣義的“靈活就業者”,數字遊民被認為最起碼是能依靠職業技能、解決基本生活問題的人,因而他們的生活形態和所麵臨的難題,對於靈活就業大軍如何融入社會,也或許有一些參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