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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鑫宇案發布會 一位“不懂事”的記者引發了民眾關注

鄭曉蔚的自留地|胡鑫宇事件發布會上,“不懂事”記者和他們最後一絲驕傲的倔強

胡鑫宇事件新聞發布會,一位記者的舉動引發了民眾關注。當發布會接近尾聲,這位坐落在第三排醒目位置,但一直沒能獲得提問機會的記者,索性站起身來舉手提問,希望可以被主持人“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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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網友給他冠名“倔強記者”,一篇題為《胡鑫宇事件發布會,心疼這位倔強記者,莫非提問不在計劃範圍內?》的文章,也在朋友圈熱傳了開來。

我極感興趣地回看了近50分鍾的發布會視頻,注意到其實坐落在第二排的一位記者同樣惹眼。幾乎每逢提問環節,他都會將右手舉高高,始終保持著愈挫愈勇的工作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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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會收官階段,這哥們終於死心了,沒再舉手提問。但第三排這位開篇提到的記者朋友,仍然在執著提問。為了吸引主持人的注意,他著急忙慌地站起了身,右手高高舉過頭頂——但這個畫麵迅速被央視切走了。最終,他還是沒能獲得提問機會,台上官員同樣以“站起了身”的方式,手拿問題的答案稿紙,安靜離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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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位記者高高舉起的右手,展現出當下媒體行業裏非常稀缺、又非常令人動容的職業品質。

我注意到,前三個提問機會分別給予了人民日報、新華社和央視。提問者的先後出場順序,暗示著直播發布會存在“事前設計”的痕跡。

正如我特別喜歡的、如手術刀般犀利的微信公眾號“舊聞評論”作者所言:“采取直播發布會的形式,會否比單純的文字通報更有效?我們也看到,列席參會的人都是念出準備好的材料,嚴格限製了發布會的自由問答,相當於將純文字發布轉成純文字的視頻版,為什麽要這樣?

一個猜測是,央視在本次輿情處置上介入程度高,作為一個建立在視頻資料基礎上的宣傳平台,私心上對全程的視頻呈現有專業追求。而且,在說服江西接受發布會時,有可能用兩點公理來遊說:1借用疫情發布會的通行模式並不難,2發布會比紙本通報更具說服力。”

但這樣生硬的傳播形式,並不會令觀者感到服膺。民眾大體的收視觀感是:三家位高權重的央媒壟斷並把持了提問。並且,接獲提問機會的記者,也多是照本宣科,對著手機屏或小本本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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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記者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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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記者提問

這很像是文字通稿的3D化呈現,新聞發布會也由此喪失了“本來意義”:提問者與答題人,未能實現台上台下真正的實時交互,而是變成了情景奇怪的Siri語音。而一眾未能獲得提問機會的到場媒體,更像是獲邀來為本次發布會站台背書的品牌植入。

不過,高舉右手堅持提問的記者,顯然不願接受“潛規則”的設計與擺布。他們不去考慮發布會場景是否為事前布置、布會流程是否為提前彩排。

他們隻管發問。

這是“無冕之王”的職責所在——就像警察的職責,理應是給失蹤孩子的母親一個極具公信力的說法。

在此我想多說一句:一位母親向有關部門討要孩子死因真相,這一做法無比正當。特別是當經曆校方語焉不詳、監控設備“發揮失常”、千人大規模搜山未果等一係列事件之後,胡鑫宇家人基於上述既存事實,對學校、公權力機關做法提出合理質疑,是完全站得住腳的。網絡暴民對胡鑫宇家人的無端指責與粗鄙網暴,也是不可接受的。

再強調一遍,胡鑫宇母親討要愛子死因真相的權利,理應得到捍衛與保障。

就像胡鑫宇舅舅所說:“家屬就是想看到證據,也好消除心中疑惑。”

再說回“倔強記者”提問事件。發布會現場主持人本不應依據媒體級別,對央媒給予特別關照。畢竟,所有記者的提問權利均應是“普惠”的,而不應是特別的授予與饋贈。

甚至,我們從回放視頻中可以看到,當第一輪提問機會出現時,即便《人民日報》記者舉手並不明顯,話筒也很“流暢”地遞到了他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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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記者輕鬆獲得提問機會

顯然,“懂事”的主持人展示了超強的控場能力,絕不容許出現哪怕是一滴茶水潑灑主席台的紕漏。當台上領導“依序”回答了7個問題後,即便麵對多位記者舉手提問的訴求,主持人也以“時間關係”為由,潦草收官。

但,麵對這一舉國關切的焦點事件,誰會覺得“時間”是個問題呢?

50分鍾發布會內容難道就能消除所有疑問嗎?還是說,台上官員的回答內容隻夠支撐50分鍾時長,根本打不了加時賽,於是隻能準點結束?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欣慰地看到,這兩位“倔強記者”並沒有洞悉——或者說是並不準備領會這層“會議意圖”。從始至終,他們始終篤信新聞發布會的“明規則”,而不願去配合演戲,遵從所謂“潛規則”。

其實,我們從直播畫麵中還可以看到,不隻是這兩位記者,多位同行發布會全程也在拚命舉手,奮力打撈著近乎不可能獲得的提問機會。

這些記者無疑是令人尊重的。他們“走心”,而非“走過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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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筆直高舉右手的人,像高擎著一支光明的火炬。他們內心是有光的,生命是熱誠的。盡管一次次提問失敗,但依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他們遵循了職業操守,伸張了行業權利,捍衛了記者尊嚴,展現了最後一絲驕傲的倔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