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先下”
1月24日下午，戴永新一家三口很早就到了樟宜機場，沒能買到口罩。遠在杭州的大兒子頭一天就告訴他，“最好買一點口罩”，他在酒店附近的大商場和幾家“7-11”都沒能買到。他們一家三口，直到飛機降落後，才從防疫人員手中領到口罩。與4位確診患者共乘一機的他們，全程沒有防護，對於能否順利解除隔離，戴永新心中忐忑。
同樣忐忑的還有徐可與父母。他回想起來，新加坡機場的安檢“形同虛設”，尤其是沒有測量體溫，似乎對當前的疫情顯得漫不經心。
原本這架航班上有4個團，其他都是散客。其中的趙女士留意到，酷航更改過一次飛機型號，她後來懷疑，“是為了增加武漢改簽杭州的116名乘客臨時換的”。得知武漢肺炎疫情後，新加坡酷航決定取消1月23日到2月2日期間所有飛往武漢的航班，原本這些航班的乘客可全額退款或自願選擇酷航其他航班，飛往大陸其他城市及港、澳地區，或將機票無限延期。
徐可一家是登機比較晚的一撥人，坐在飛機的後排。此時，前麵的位子已基本坐滿。
5個小時後，飛機於1月24日晚上9點半落地杭州蕭山國際機場。
一看表，比計劃早了15分鍾。機艙廣播讓乘客暫緩行動，按住了部分飛機一停穩就拿取行李的乘客。十幾分鍾後，上來2位身穿防護服的人。
受訪者供圖
波音787是寬型客機，有2個通道，2名防疫人員從通道一頭開始分發“健康申報卡”。戴永新一家三口的座位在飛機中間一排，發到他們的時候，他問，“為什麽不讓空姐一起發”，他以平常國際航班乘務員發放入境卡為經驗，想不明白為何發表格不能發得高效一點。他得到的回答是，“你不要管”。
跟經驗老道的戴永新相比，徐可則“老實”得多，21歲還在讀大學的他對眼前發生的這一切都感到新鮮。他以為，這些都是航空公司和機場檢疫在非常時期的常規程序，和大多數旅客一樣，填完表後，耐心地待著等出艙。
從發表格到最終放行，大概花去一個半小時。飛機廣播終於通知，“武漢乘客或最近去過武漢的乘客原地不動，其他乘客有序下機”。
徐可坐在最後一個機艙，他跟著人流一點一點往前艙門移動，越往前走，他發現坐著的人越多，他本以為這些乘客隻是不願擠，但從他們身邊路過時，低頭瞟見，他們表格中“出境地”一欄，無一例外填的都是“武漢”。直到這時，他才意識到整架飛機約有三分之一的座位，都坐著武漢人，遠比猜測中多得多。
那一瞬間，徐可心態有點崩了，本能地開始感到恐懼。1月25日這天，新型冠狀肺炎通報的全國確診病例達1975人，其它國家也陸續有診症病例傳出。人雖在“新馬”，心思卻被每天手機裏的信息牽住，這麽多“武漢出境者”，更使一家人感到不安。
徐可沒想到，在回家的最後一道關卡上，他們和一百多位武漢人共同處在一個密閉空間裏，長達7小時。“當時我也不知道都想了些什麽，但已經做好了被感染的心理準備。我自己倒還好，就是擔心爸媽，不是說好多被傳染的都是中老年嗎？”
機場除夕夜
等他們到機場大廳，離飛機落地有1個多小時。
戴永新在飲水機處，碰到飛機上服務他們那幾排的空乘小姐——11名機組人員，將與219名乘客一起被隔離。戴永新回想起，飛行期間，這位空乘曾試圖為他們一家三口調換位置，但後來又放棄了。他於是上前問她，“是不是我們邊上有武漢乘客”。這位空乘員長得很好看，也是杭州人，不過對她老鄉提出的問題，給了一個以模棱兩可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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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永新最後一次看到“武漢人”，就在到達機場大廳後不久。他本以為，下了飛機後，就沒有機會與他們再有交集，沒想到又看到了，是兩位姑娘。她們出現在視野中時，左右各有3名“護法”，將二人護在中間。趙女士也看到了這一幕，她覺得這兩位姑娘是“二十出頭”，“圍著她們的起碼有4個人”。他們都是身穿防護服的工作人員，一行人出現時挺引人注目，朝機場洗手間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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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之後，飛機上的“武漢人”和“非武漢人”徹底分開。原本飛往武漢的116名乘客被帶到了更封閉的地方，進行更細致的隔離檢查。淩晨3點左右，來了一位工作人員，告訴大家說，116名乘客的檢查結果出來了，“其中7位有異常”。
原本落地杭州的219名乘客，整個晚上都待在T3國際航站樓的一樓大廳裏。越到夜裏越冷，這些剛從熱帶國家回國的人也沒帶夠衣服，徐可和父母把所有能穿能披的都套上，再加上機場發的毯子，可還是不夠，就這麽捱到了早上。
上午10點左右，杭州市“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指揮部發布官方消息，稱“飛機著陸後，2名發燒人員將送至蕭山區第一人民醫院，其餘武漢乘客在機場賓館就地隔離，219名其他乘客在市委黨校集中醫學觀察”。蕭山區第一人民醫院是國家三乙醫院，也是距離機場最近的一家綜合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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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永新聽他兒子在網上刷到這條消息，不久，才得到工作人員的現場確認，來者說，先把大家送到賓館去，如果沒有問題就可以回家。
在機場度過不眠之夜的這219位乘客，終於可以前往下一站，正如公告所說，他們果真將前往杭州市委黨校。按戴永新的觀察，車隊浩蕩有七八輛車之多，5輛大巴，另有領隊警車，每兩輛大巴中間，又有警車做間隔。約一個小時後，他們到達目的地。此時，已經是1月25日中午，離他們落地蕭山機場超過12個小時。
這不安的一夜，也恰是除夕夜。
隔離開始
杭州市委黨校賓館的條件不錯，一人住一個標間，每天有送餐機器人定點送飯，需要任何生活必需品，在專門組建的微信群裏發言，就有專人幫忙去買，包括大衣、外套。因為天冷，隔離觀察又不能開熱暖氣，因此每人還會分到一個熱水袋來取暖。被隔離的乘客和空乘人員要做的，就是每天定點測體溫，上午9點半、下午3點各一次，確保身體沒有不適。其他的大把時間都屬於自己，與外界溝通的唯一方式就是網絡。
在蕭山機場附近賓館隔離的其餘武漢乘客，也過著相似的生活，這樣持續14天，其間不與任何人接觸，除非感到身體不對勁要看醫生。
被隔離的第一天晚上，徐可發了低燒。他沒有驚慌，很平靜，因為在走出艙門時，他就預想到了這一刻的到來。徐可很快在微信群裏聯係了醫生，體溫37.8度，沒有其他特殊症狀，與冠狀新型肺炎表征很大的差別是，徐可的喉嚨發炎了，醫生推測可能隻是普通的感冒發燒。徐可想想也是，畢竟前一晚在機場凍得夠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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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徐可早有心理準備，但當母親知道兒子發燒時，一下就哭了。一家三口的房間互相挨著，卻見不到麵，每天隻能靠視頻聊天，這一堵牆隔得好像有幾千公裏遠似的。
219名乘客裏有不少孩子。趙女士的女兒才6歲，得以跟她住在同一個房間。漫漫14天，她哄女兒的方式是告訴她，“媽媽帶你到另一個地方度假，咱們做一個遊戲，在這裏住半個月”。第二天，女兒就說想回家，趙女士隻能繼續她善意的謊言：“還不行，要半個月，遊戲咱們不能輸”。
如果事先得知真相，她認為自己會選擇“下飛機，隻要艙門還沒關”。隔離期間，她谘詢了律師朋友，得到的解釋是，航空公司對乘客有“安全保障義務”和“告知義務”。另一個她想不通的點在於，兩批乘客即便上了同一趟飛機，為何將大家交叉混坐，而不是區隔開來？不過就像趙女士所假設，倘若真的被事先告知，他們當中將有多少人願意繼續搭乘這趟航班？這是個未知數。
兩種困境
酷航不是唯一做此選擇的航空公司。
1月25日，馬來西亞飛往天津的OD688航班上，有31名武漢乘客。北京人高珊告訴記者，飛機一降落，她就看到地麵有十來名身著防護服的人，他們上飛機後，乘客才得知，同機原來武漢乘客，其中1位有發燒情況。
在飛機上等待4個小時後，後排一位年長男性乘客被率先帶離飛機，高珊注意到，即便此時，他也沒有戴口罩，也沒有被防疫工作人員要求做其它防護措施。被安排在最後幾排的這31名武漢乘客，也隻有部分佩戴口罩。
第2天，高珊從網上得知，這位發熱病人就被確診了，並且“為重症病例”。1月27日，此31名武漢乘客又新增一例確證患者。也就是這天，微信群中的工作人員才鬆口說，“不出意外，需要隔離14天”。至今也沒有人告訴他們所處何地。高珊從手機地圖上揣測，他們應當是被隔離在天津手電筒廠廠區的一處招待所中。
同是1月25日，又有3架載有本應飛往武漢的乘客的國際航班，降落在杭州蕭山機場，分別是AK1574、CA734、MF8642，從馬來西亞沙巴、泰國曼穀和日本大阪飛來，3個航班上共25名武漢人，其中有1名發熱病人。第二天同一時間大阪飛杭州的航班，又延續了這種情況。
圖片來自微博網友@巧克力烏龜
機上乘客經曆大抵相同，打算返回武漢的乘客發現航班取消，不得已改簽，落地或醫治或隔離；而非武漢人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上了飛機，落地後才知道自己在剛才的幾個小時中並不安全。
夾在他們中間是航空公司，航空公司是否應該將兩撥乘客安排在同一班客機上？同乘一架飛機，是否應當做起碼的區隔？是否應當盡到“告知義務”？是否應當發放口罩及提供其它防護措施？上述航班的乘客都提出了這些疑問。
問題的另一麵則是如何保障武漢人的利益。
1月27日，南航CZ380由日本名古屋飛往上海，上海乘客覺察到同機有武漢乘客後，向機場反應，不願與他們同乘一架飛機。最終，武漢乘客得以單獨飛回上海，接受檢查與醫治。
對遭遇“嫌棄”的武漢乘客來說，封城後有家難回，何嚐不是艱難的困境。這種困境既來自同胞的排斥，也來自部分航空公司“不接受湖北旅客”的措施，疫情當前，留給武漢乘客的選擇並不多。作為運送乘客的一線，如何兼顧湖北與非湖北乘客的利益，對航空公司來說也是個挑戰。
在“善待武漢人”的口號中，當身邊真的出現武漢人時，能否真的如倡議般善待，又該如何切實地既幫助他們又保護自己？在疫情麵前，人與人之間相互防備的界線究竟該如何把控？病疫邊界和人道關懷又該如何平衡？麵對即將到來的“返工潮”，這既是對個人，也是對社會提出的更大難題。
華客網:深度：與武漢乘客同機——雙方的困境(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