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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危機中,中國媒體和公民發聲的力量

新聞 雅婷 3周前 (02-10) 47次浏览

上個月,在北京的記者。
上個月,在北京的記者。KYODO, VIA ASSOCIATED PRESS

冠狀病毒的暴發讓國際社會再一次審視中國的政治製度。一些評論者對中國共產黨應對危機的效率表示讚賞,但大多數人都在抨擊中共的弱點。一些人甚至將此次疫情歸咎於中共,稱其為共產黨的冠狀病毒或一帶一路大流行病。
中國再一次在很大程度上被描述為鐵板一塊的龐然大物,而黨似乎行使著近乎完全的控製,用一名專欄作家的話說,中共熄滅了幾乎所有的自由和監督的希望。但是,中共的權威不是絕對的。讓人認為它也許有絕對的權力,是在模糊盡管政府收緊了限製,中國社會多年來仍設法維持的活力。
冠狀病毒危機中出現的有希望的事情之一是,中國更敢說話的信息渠道和社交媒體上的新聲音產生的創造性報道。為了刻畫這個複雜的故事,記者和活躍人士表現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動員能力,有時還挑戰當局對疫情的處理。

到目前為止已發表的幾十篇文章涉及範圍廣泛,從關於武漢(這個有1100萬人口的城市是新冠病毒暴發的中心,自1月23日起封城)的醫生、患者和居民的困境等人情味故事,到關於醫療資源短缺、刻意掩蓋信息,以及中國紅十字會的腐敗等更具調查性的報道。

財新傳媒下屬的中國最受尊重的商業雜誌之一《財新周刊》最近發表了一篇直言不諱的調查報道,它由37名記者撰寫,分為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一步步地講述武漢市政府遲遲不披露危機嚴重程度,讀起來既像驚險小說,又像科學分析。這篇文章展示了地方當局通過威脅吹哨人醫生、讓他們噤聲,淡化疾病暴發的波及範圍,隱瞞病毒可以在人之間傳播的事實,從而將疫情掩蓋了近一個月。根據對學者、醫生、病人和官員的采訪,這篇報道表明,人際傳播在暴發的早期就已經很明顯,與武漢市官員的說法相矛盾,官員稱,感染僅限於那些去過某個藏汙納垢的海鮮和活動物市場的人。

除了《財新》以及另一個以調查能力著稱的雜誌《財經》之外,其他頗受尊重的媒體,包括《新京報》、《北京青年報》深度報道部北青深一度和《中國青年報》,甚至中國版《GQ》、《人物》和《三聯生活周刊》等時尚雜誌,都對冠狀病毒危機做了深入報道。
但這些媒體是如何突破政府對信息的控製的呢?
首先,政府的控製並不完整,有些報道被審查漏掉,至少暫時漏掉。中國的政策製定比表麵看起來的更為四分五裂,執行上經常出現漏洞,尤其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

這些縫隙是地方官員有時能夠掩蓋他們的過錯、不讓北京知道的原因之一。但這些縫隙也為批評性報道創造了機會。
地方官員隻能直接監管在本省注冊的媒體;他們對總部設在其他地方的新聞機構做的事幾乎沒有發言權。因此,才有了可被稱為異地調查的做法這是中國新聞業一個長久以來的特征。大多數關於冠狀病毒疫情的深度報道,都是由總部設在湖北省(武漢是它的省會所在地)以外的新聞媒體報道的。
中央政府也在危難關頭故意留給媒體一些有限的空間,讓它們來揭開失敗的蓋子。

暫時的信息開放對政府有幫助:信息可以幫助政府找到問題的根源,把握公眾的情緒,也可能讓政府做出有效的回應,或者至少讓政府展現出一種受監管的透明度的形象。
可以預見的是,危難過後,批評的聲音能否持久取決於這些媒體精心準備報道策略的能力。正如關於2008年汶川地震的報道,以及我花了數年時間分析的礦難報道,目前對新冠病毒疫情的報道也是傾向於間接地暗示找問題。一種常見的方法是,把批評藏在關於個人苦難的富有人情味的故事裏。

對被死於病毒性肺炎的患者家屬暴打的一名醫生的感人采訪,沒有具體指責任何人;它隻是揭示出基層危機管理的混亂和絕望。然而,在對人間悲劇的真實描述背後,似乎隱藏著一個不言而喻的政治信息:如果醫生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話,他們怎麽能我們怎麽能與病毒作鬥爭呢?
另一種方法是,記者大量引用專家的評論。

在一定程度上,這讓記者可以把自己與他們所傳達的反對意見隔離開。考慮到中國社會對學者的高度尊重,把批評用知名專家的意見表述出來,既提高了批評的水平,也使其聽起來更易接受。
《財新》有一篇報道幾乎完全依賴專家的說法,暗示武漢官員推遲了發布有關疫情的重要信息盡管他們的官方義務有含糊不清的地方,但推遲的做法是錯誤的。這篇文章基本上是一份追究地方當局法律責任的案件梗概,但讀起來並不給人這種印象。

報道以兩位北京教授的呼籲結束,他們建議修改現行法律,以防止未來發生類似的不幸。學者們用提出解決方案的方式說話,似乎不是在譴責,而是提供建設性的反饋。(至少一開始是這樣:這篇報道後來被屏蔽了。)
就目前而言,冠狀病毒危機的責任就像以前其他的危機一樣主要落在地方官員的肩上。

將矛頭指向中央政府是更微妙的問題:首先,這可能很快引發審查和其他懲罰;第二個原因是,一般來說,越接近權力的上層,追究責任就越困難。西方記者會立刻批評中國整個政治體係的所有缺陷,但中國記者則傾向於避免籠統的評判,而是關注具體的犯錯誤者。

《財新》最近的一篇文章報道稱,湖北衛生部門直到國家疾病預防控製中心至少在內部提高了疫情的威脅級別大約10天後才將疫情公開。這篇文章並沒有指出誰應該對此負責,而是讓讀者自行判斷,這究竟是一個關於地方政府掩蓋情況的故事,還是一個國家官僚機構效率低下的故事。
由於社交媒體在傳播(有時是泄露)信息方麵起著更有力的作用,中國的批評性新聞也出現了激增。最先對這種可疑疾病發出警告的武漢的醫生們,是用微信群來傳播他們的擔憂的。

他們的信息隨後被鳳凰衛視網站轉載並加以分析,財新和其他媒體也寫了這些吹哨人醫生的故事。武漢的醫院人滿為患的可怕狀況,以及引人注目的屍袋片段被公民記者、護士和病人記錄了下來。社交媒體平台上流傳著一些超現實的畫麵,比如武漢空蕩蕩的街道,人們舉著橫幅阻止武漢居民進入他們城鎮的照片,有一個地方甚至把道挖斷,使其無法通行。
也許可以說,冠狀病毒疫情是中國首次直播的重大災難,是參與者用自己的智能手機做的直播。

社交媒體已不僅僅是信息的載體,它近年來還催生了更多的新聞報道和更多的不同聲音。對冠狀病毒危機的一些深入報道來自非傳統的、隻在網上發表的新聞網站,比如騰訊和搜狐,這些網站沒有做獨立報道的官方許可;還有所謂的自媒體,這些自行運營的社交媒體帳戶製作的內容從娛樂到政治評論無所不有。這些平台中有一些已在盈利,由前記者運營,以公民新聞為特色。
但危難關頭的批評性報道的窗口往往相當窄,它的開啟和關閉也不可預測。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官員實行的是我在其他地方所說的所謂謹慎的即興之作:他們的最終目的是社會穩定,當局試圖在政治控製與精心策劃的透明度之間尋找脆弱的平衡,在審查、宣傳與允許媒體(或其替代物)要求追究責任之間搖擺。
例如,我發現,政府隻允許了數周對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進行調查報道,那次地震導致逾6.9萬人死亡。

關於校舍質量差導致了死亡人數多的報道出來之後,政府阻止了對這場災難的獨立調查。
一旦一場危機看來可能會導致社會不穩定尤其是當公眾的指責似乎從地方轉向中央政府時,政府就開始控製媒體,並試圖利用它來傳遞一個統一的官方信息。就連民族主義報紙《環球時報》的總編輯胡錫進也批評了武漢政府在冠狀病毒暴發的初期讓吹哨人噤聲的做法。另一方麵,一些關於新冠病毒的批評報道雖然不一定是最嚴厲的,也已經從互聯網上消失了。

很難說中國記者和關心此事的公民還能對這場危機進行多久的報道、提出多少尖銳問題。但值得記住的是,威權主義也是創造力之母。中國引導、壓製或控製媒體的努力,已經產生了一些巧妙地、間接地避開了限製的非傳統新聞來源。當局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到了這些來源。

即使是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領導下,政府對來自人民的自下而上的壓力他們需要了解真相以及對問責的要求仍然敏感,並會做出某種響應。正如冠狀病毒疫情所揭示的那樣,在中國,公眾與黨國之間也存在著一種社會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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