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左右，我在北京大學二教的教室上課，路過烏央烏央的一群人。我問同學，這是有什麽活動嗎？同學跟我說：“這是戴爺在講課呢！”（盡管她本人十分不喜歡這個男性化的稱呼，但在如今的社交媒體評論中仍然常見這個叫法）。十年前，她的通選課就如此火爆，太難搶，令我直接放棄在係統內選她的課。我憑借著起得早占座，去旁聽她的影片賞析。我在那個教室角落，曾有過許多汗毛豎起、被她感染的覺醒時刻。在我早期的學生時代，她是我的啟蒙者和偶像。我要是說我沒有受益，那絕對是撒謊。
在我的印象裏，戴錦華從未離開過人群的擁簇。彼時是學生的前呼後擁，如今，是社交媒體視頻中彈幕的圍繞。但是當戴老師在立場向來偏向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觀察者網媒體矩陣批評都市青年和中產文化的時候；當她在視頻裏批評張愛玲龍應台的作品不值一提，是因為她們分別是美國某機構雇傭寫手和台灣文化部長的時候；當她在上野千鶴子對談中稱“市場把所有的不公平都合法化、自然化了”，甚至講述了東北婦女主任的故事以論證“女性整體是社會主義曆史受益的群體”的時候，我就覺得我與昔日的老師告別了。在觀點上，與曾經很崇拜的老師分道揚鑣，以前總覺得不太有底氣，現在則有了一種決絕的急迫。
反思戴錦華並非易事。我的朋友圈就有許多她的門生和粉絲，而我勉強地、一廂情願地自稱學生，卻從未與她有過真正的交集。我社交媒體上小範圍的批評，讓我成為另一些人眼中“不夠格的學生”。有人跟我說，她作為體製內學者，有難言之隱。另有人說，能放出來的言論、片段和媒體文章，都是刪減、編輯過的，不能代表一個人的真實和完整觀點。還有人說，戴老師的動機和本意並非如此，隻是怪大環境讓她無法真正地、充分地表達。更有人說：如果她說了不該說的，她就永遠不能說了。
不能直接批評房間裏的大象，也不意味著讓猴子李代桃僵。不能直截了當地做反抗性意見的表達，不意味著要大力支持，更不是戴錦華把造成中國社會不公的責任都轉嫁給那些她能夠批評的對象的理由。尤其是在同時覆蓋性別、階級、民族、國別的話題中，戴錦華一邊以女性主義者的姿態抨擊父權製，同時大力批評中產、資本、全球化等，前後不一致地矛盾地嫁接著社會不公的根源，錯置了議題的批判對象。她言辭上的模糊性雖然往往被解讀成一種因言論審查而形成難言之隱，但實際上幫助她跳過了公共辯論中的邏輯推演和實證過程，更為她的保守傾向、對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認同，帶來一種似是而非的感覺。而她因女性主義者獲得的支持又放大了她在這些議題上的影響力。
本文麵對的是作為文本的“戴錦華”，而非其個人。“戴錦華熱”是一個客觀現象，它對當下中國的女權主義意味著什麽，當然也要考慮到輿論環境、言論和學術審查，知識分子在如今社會扮演的角色，網絡傳播的效果等各方因素。她的著作或許可以更為全麵地展示她的看法，但她流行於網絡被流量推送的視頻，在如今的大眾主流文化中，顯然更有影響力，更能說明她的哪些隻言片語引起公眾的興趣和流量的青睞，為主流輿論所利用。
上野千鶴子。圖：網上圖片
與上野千鶴子對談
up主全嘻嘻引發了許多輿論批評之後，大家十分期待一個“真正的實力在線的對談”。這樣的萬眾期待自然地落在了頗有人氣的電影學者、女權主義者戴錦華的肩頭。然而訪談中，是千鶴子而不是戴錦華提到了中國性別研究學者李小江；是上野千鶴子提到中國的改革開放極速推進市場化、中國女性也卷入激烈的社會競爭；千鶴子比戴錦華更直接說出“伏地魔”的名字：文革、紅衛兵、慰安婦……而戴錦華的回答空大無物，躲閃回避，更似外賓。不嚴謹地說，倘若把戴錦華和千鶴子的名字調換，恐怕才更符合我記憶中曾經期待的戴錦華。
按理說，這是一個媒體舉辦的圖書推介論壇。雙方在對話的過程中，無法就某一個話題深入討論，存在籠而統之的現象，無可厚非，但這並不能掩蓋對談中幾乎每個問題、每個對話都踏空呼應，顧左右而言他，甚至從嚴肅的社會議題轉向避重就輕的抒情的情況。
在衰老和照料問題上，千鶴子指出了老齡社會的照料責任應該是社會共同承擔，而不是落在女性身上。而照料母親33年之久且在疫情期間喪母的戴錦華，不提中國普遍存在的家庭期待中男女照料角色的差異，隻談老齡化照護的階級差異和所需的社會資源。她更忽視中國疫情管控的政策，仿佛中國的階級問題與西方的階級問題同構，無視目前中國體製下，城鄉、體製內外雙軌製的社會差異，無視被戶籍製度卡住脖子的農民工在居住、求職、教育、醫療各個方麵低人一等的現實。
在社會老齡化的話題中，她更是把公共話題轉向個人，在回避中國的老齡化亟待建設對應的公共福利製度，而稱自己希望能夠安樂死。當上野千鶴子指出這是“自我決策、自我負責的新自由主義生死觀”，戴錦華則把它拉入了主觀意誌的討論，認為喪失了主體意識的生命沒有意義。當千鶴子認為老齡化是東亞共同的社會問題，並介紹了日本本地照護保險製度，戴錦華提供了“衰老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你很年輕的時候已經變得暮氣沉沉，覺得已經沒有了希望”這樣一句關於內在個人精神氣質的煽情雞湯，這是對現實社會結構、政策製度和尖銳社會矛盾的典型回避。
作為讀者，我們完全可以理解戴錦華的公共表達存在禁忌。但這種不得不被暫時懸置的禁忌，也同時意味著這些表達注定與中國的曆史和現實割裂。同樣是資本主義，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形態與美國、西歐一樣嗎？中國眼下最激烈的社會矛盾之一，可以當做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來認識和評說嗎？同樣是大力批評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上野千鶴子認為資本主義與市場之外的所有變量重構了性別差異，而戴錦華認為“市場經濟使我們高度浪漫化市場……市場把所有不公平都合法化，自然化了”。此間微妙差異，正說明了戴錦華隻願意批評市場而不想提到政府角色如何作用其中過程。
在這樣的情況下，新自由主義之惡作為一種可以被批評的惡，被濫用了。這種濫用不但讓新自由主義成為其他不可以被批評和言說之惡的替罪羊，也把中國具體現實語境的問題簡化、窄化成了外部的、全球化的、或者其他遙遠問題。為了能夠讓這樣的轉移注意力的遊戲完成，所有對中國社會矛盾根源的分析就必須要浮於淺表，就必須支離破碎，用辭藻和語言風格來掩飾有失嚴謹的學術要求。然而，這些策略性描述，依然可以向我們揭示，為官方所允許存在且被觀察者網所青睞的“限定款女性主義學者”的稻草人究竟在為怎樣的理念站台。
避重就輕背後，一位國家主義者的自覺
回顧戴錦華數十年來從事的知識生產和學術研究，性別、階級、民族其實是貫穿其電影研究、公共表達的老話題。然而與其鮮明可見、看似先鋒先進的女性主義性別立場相並置的，是如其偶像切瓦格拉式的陳舊的烏托邦革命英雄主義，是她選擇性地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全球化、市場、資本的猛烈反對和抨擊，是文化批評中對中產審美文化的嫌惡而又不探究這種現象的根本政治原因的避重就輕。這些可言明的取舍選擇和愛好嫌惡，反映照見了一個最不可言明的立場：一個若隱若現的國家主義者。
與上野千鶴子談及世婦會的話題，戴錦華首先說自己人在美國，沒有參加。對於“彼時中國對女性主義的理解被顛覆”，戴錦華的解釋是：“來自國際的女性主義者……大型基金會的讚助……有計劃地翻譯係列作品……這樣的過程本身還與傳播者角色相聯，也與背後的支持機構有關，構成了上世紀90年代中國新自由主義的另外一個傳播渠道”。這著實是一種認為世婦會作為“境外勢力”的在中國傳播新自由主義的委婉表達。
然而戴錦華在2006年出版的《性別中國》中曾經對世婦會做出過正麵評價：“1995年，世婦會在中國召開，則推進了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全麵普及……世婦會的召開似乎給中國女性主義者與國際婦女NGO組織創造了彼此聯係的機遇和可能，並且在客觀上推動了中國女性主義社會文化實踐由文學、文化領域向社會科學領域的轉型。於是，農村婦女、打工妹、青少女、老年婦女問題，重新回到女性主義或社會性別議題之中。”
對世婦會評價的前後差異，表現出戴錦華的曆史意見在這數十年間的明確而微妙的變化和意見轉向。這種變化是代表性的。尤其在今天的意見表達上，不存在其它政治選擇。在中國的學術生產和公共言論表達的環境裏能夠屹立不倒的常青樹，一定是按照規定動作修剪、扭曲後的造型盆景。不論是否出於戴錦華個人的本意，在社交媒體和網絡中，她已經被捏造成了這種國家意誌潛意識的代言人。
戴錦華在北大上課的情況。圖：網上圖片
一則標題為“戴錦華評張愛玲：我對張愛玲熱難辭其咎”的短視頻，更能說明在某些“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她的定位所在。戴錦華在此視頻中稱，《秧歌》不是文學，而是政治，因為這是美國有關機構雇傭張愛玲得到的寫作；對於提問者引用龍應台的觀點，她回應說“龍應台go
to
hell”，她就是台灣文化部部長。這裏，她否定了二者作品的文學性，將二者的作品屬性定義為政治。而她在做這種論斷的同時何嚐不是正在為另一種政治意識形態服務？
戴錦華在這則視頻中稱，“某種意義上我是中國第一個研究張愛玲的人，所以我對‘張愛玲熱’難辭其咎。”這說法有許多層含義。除了學術第一人的自我標榜和“張愛玲熱”的居功，還順帶表達了對張愛玲的鄙夷不屑，否則也不會用“難辭其咎”的負麵說法了。實際上，研究張愛玲第一人應為文學評論家夏誌清，當然，後者是美籍學者。而不準確或擦邊球之外，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張愛玲熱恐怕是無法在因果論上單一歸因於某一位學者的研究討論的。
對比戴錦華自己提到的在《浮出曆史地表》的2003年再版後記，其中的“花絮說明”可見，對於夏誌清的存在，她的“無知”並不是無知無覺的。2003年，她寫到：“自以為畢業於北大中文係，熟讀各路文學史……竟不知張愛玲、蘇青何許人也……彼時我從未讀過夏誌清先生的文學史，不知道他對於張愛玲的命名意義……”，在這個後記說明中，戴錦華自己寫到，她對張愛玲所下的各個輕易結論“是此書諸多‘曆史局限’中最刺眼的數處。”
是什麽讓時隔多年後戴錦華在課堂中放棄了她在後記中嚴謹、坦誠和自省的態度，忘記了自身的曆史局限，反而堅持將擦邊球進行到底？當然，這則短視頻可能是某個講座之後的Q&A的斷章取義，她或許也未曾料想這些隻言片語會這樣被截取傳播，但僅就視頻文本而言，她所表現的強烈的對立情緒和批判意味，從傳播結果上已經構成了一種最具有國家主義性質的爽文敘事。批評張、龍的爽點就在於，我們早已離開了還尚有辯論和討論空間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當下的中國言論氛圍裏，張愛玲執意離開大陸的原因中包含對中共政府的否定，這是難以被容忍的汙點；而龍應台在台灣問題中的態度不符合眼下的中國戰狼式的外交及內宣需求。
戴錦華的“自反性”不僅僅是一種善用轉折的長難句風格，更是一種意見和立場的前後不一致的矛盾。與國家主義總是保持相同站位，也就意味著她必須作出這種前後不一致的表態，而借助獨特風格的語言和辭藻閃爍其詞。其不論是在鏡中還是在霧中，不論是遮蔽的還是曖昧的，戴錦華在明確宣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的同時，她許多簡化、片麵的言論在輿論中滋養的是她曾經極為反對的民族主義和簡單粗暴的階級論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