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yone in China knows better than to take
what Communist Party mouthpieces tell us at face value, but when
1.4 billion lives are at stake, is it still possible to live with
the half-truths?” asks Frankie Huang https://t.co/P47Zv7CjR3— New York Times Opinion (@nytopinion)
February 7, 2020
上海——距離武漢這座擁有1100萬人口的城市被封鎖已經過去了兩周,在此期間,我和我的丈夫在500多英裏外的上海公寓裏,也同樣按照當局要求閉門不出。
隨著禁閉的日子緩慢消磨,我們不再換下睡衣,每一天的界限也不再分明。每天早上,我一睜眼就會拿起床邊桌上的手機,仔細閱讀最新消息、新的死亡人數、新的確診病例、遏製冠狀病毒蔓延的新措施,還有新的猜測。但一切都感覺離我在23樓的公寓很遙遠。在窗戶和牆壁之內,我們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裏。
我們就像舒適溫室裏的水培植物,靠輸送的營養生長脂肪。每天,外賣員開著電動車送來外賣、雜貨和水。每當我戴上口罩走出公寓大門,乘坐消毒劑味道強烈的電梯下樓,踏上去大堂拿貨的冒險之旅,我都感覺自己很傻。我用鑰匙的邊緣按電梯按鈕。這些預防措施就像是角色扮演,但我仍然在每次進門時盡責地洗手,低聲哼著字母歌。
“我們要不要離開?”丈夫已經向我提過好幾次這個問題了,每次都很隨意,聲音平靜,小心翼翼掩飾著自己的情緒。我們都是美國公民,所以我們隨時可以選擇離開。
我們誰都不想成為婚姻中危言聳聽的那個人,尤其是當我們還年輕、健康、離危害如此之遠的時候。
“不用。對我們來說沒那麽危險。”
“也是。”
“說真的,現在去旅行才嚇人。現在去和一群陌生人擠在一起13個小時似乎是個糟糕的主意。”
“嗯。”
“再說,上海的情況很好。雜貨店裏商品充足,我們點的所有東西都能順利送達,醫院裏也不擁擠。”
“對。”
“我們沒事。我們是安全的。”
我知道,我如此渴望留下是不完全合乎邏輯的。我們的家人和朋友都很擔心,催促我們趁現在還有機會趕緊回美國,與這場蔓延的疫情相隔一片大洋才好。但我一直在想,當湖北省(武漢是其省會)的人們正麵臨醫院人滿為患、物資供應短缺、被驅趕和粗暴對待的時候;醫務人員正冒著生命危險上前線的時候,我們有資格考慮逃離嗎?在舒適的家裏禁足幾個星期真的是逃跑的好理由嗎?
即使上海的情況可能變得沒那麽舒適,我們也並非束手無策。我們有幾盒口罩、幾桶飲用水、土豆和卷心菜、方便麵、麥片和幾塊冷凍牛排。如果你認為這聽起來像是城市老鼠的膚淺邏輯,你是對的。如果情況真的變糟,我並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仔細想想,我對這種新的致命疾病如此不當回事是說不通的,尤其是考慮到中國政府的過往記錄,我對它幾乎沒有什麽信任。
也許我根本就沒有那麽冷靜。當我剝開內疚的外殼,就看到了暗處醞釀著的焦慮。和中國其他所有人一樣,我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沒有多少具體概念,我完全聽任中國政府的擺布,不知它會如何選擇。但我們平民並不清楚全部的真相,哪怕真相是政府所要求的信任的重要部分。
在疫情暴發之初,當地媒體曾有幾天時間進行了嚴肅報道,但隨後,政府宣傳機器半路殺出,以宣傳正能量和維持秩序的名義限製公眾所能了解的信息。這不是什麽新鮮事。在中國,人人都知道不要輕信共產黨的喉舌,但當14億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我們還可能接受半真半假的信息嗎?
此刻,我也感受到了其他所有中國人感受到的那種對死亡的原始恐懼,它讓我們麻痹。我曾一度說服自己一切都會好起來,但這種幻覺遲早會被什麽東西打破。
昨天,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有人發現自1月30日以來,官方統計的死亡人數與確診人數的比例每天都保持在2.1%。“神奇的病毒,還是個數學高手!”
盯著這些數字,我感覺我的臉在扭曲。我忘記了,每一條新聞都必須加以審查,用來鞏固政權的統治。即使在生死攸關的時刻,我仍不能免於這種令人筋疲力竭的活動,黨永遠都要贏。
它就像傷口一樣刺痛,而這種疼痛讓我清醒。
當千百萬生命危在旦夕時,我非常希望能相信中國政府。我想要相信其決策是為了拯救最多的人。我想要相信實施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隔離——實際上犧牲了一個有5800萬人口的省——是為了更多人的利益。我想要相信每一個極端措施都會有回報,而不隻是美化了的公關噱頭。
我害怕這種驚懼。我不想麵對事情可能變得多麽糟糕,如果基礎設施停止平穩運行,我們小小的舒適家庭禁足生活將會多麽快地崩塌。坐以待斃的人即便養尊處優也還是坐以待斃,而我已經不再幻想這一切能善終了。
Frankie Huang是一名作家、插畫家
華客網:美國人在中國:麵對病毒和禁足 我們該離開嗎?(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