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Opinion
“The ‘Parasite’ victory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sian-American
representation,” writes Walter Chaw. “This is merely Hollywood
recognizing, very belatedly, South Korea’s amazing film industry —
which has been making superlative films for decades.” https://t.co/HT4Esq1fiD— The New York Times (@nytimes)
February 11, 2020
1949年的時候，我的父母還是孩子，他們跟很多同齡人一樣，從被共產黨接管的中國大陸逃離。許多人原本計劃在共產黨垮台後回中國。在他們的有生之年，大概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我爸媽兩邊的家庭都在台灣待了一段時間，然後，到70年代初，我的父母來到了美國，沒過多久就生下了我。
我在科羅拉多州長大，在我生活過的大部分環境裏，我是唯一的亞裔，因此我學會了排斥——有時不無激烈——父母和他們的文化，同時融入美國文化。周日晚上，我懷著焦慮和些許的恐懼，看著韓國電影《寄生蟲》贏得四項奧斯卡大獎，包括份量最重的最佳影片大獎。
《寄生蟲》的勝利雖然是一個令人驚歎的時刻，但可能並非一個分水嶺時刻。一個曆來品味可疑的機構，今年似乎作出了正確的選擇，這當然可喜可賀。對韓國電影業來說，這也是巨大的榮耀。然而，雖然許多亞裔美國人一開始的反應是欣喜若狂，但《寄生蟲》的獲獎與亞裔美國人的代表性並無關係。
這隻是好萊塢對韓國令人敬佩的電影產業遲到的肯定。在過去的幾十年裏，韓國拍了不少優秀的電影。
在社交媒體上，圍繞影片獲獎情況的討論迅速兩極分化。在左派看來，《寄生蟲》的勝利代表著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近年來強調多樣性所取得的成效。著名的亞裔影評人、《洛杉磯時報》的賈斯汀·張(Justin
Chang)不無謹慎地表示，這“或許是一個跡象，表明學院增加成員的多樣性、成為一個真正的全球性機構的努力正在取得雖不完美但很明顯的效果”。
在右派那裏，這部影片的獲獎給恐懼機器提供了燃料。它即使不是一場新的黃禍的開始，至少也證明，進步媒介在密謀挫敗保守派對日益威權的民族主義的追求。甚至在《寄生蟲》獲得最佳影片獎之前，保守派媒體BlazeTV的知名主持人喬恩·米勒(Jon
Miller)就已經向他近6萬名Twitter粉絲抱怨，“一個名叫Bong Joon
Ho的家夥“打敗了”《好萊塢往事》和《1917》，贏得了最佳原創劇本獎。
《寄生蟲》獲獎的餘波，將會滿足一些人的希望，也會激起社會分裂雙方的恐懼。左派認為，奉俊昊的電影是對當下的一份令人眼前一亮的宣言，講的是99%的人對1%的貪婪鬼已經忍無可忍，這是個合理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寄生蟲》抓住了對統治精英不滿的時代情緒，很少有電影能做到這一點，也正是這種情緒推動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的總統競選，並且矛盾的是，它還讓唐納德·特朗普在2016年當上了總統。
而右派認為，這部電影獲獎是奧斯卡評委們的一種怯懦的努力，為了彌補去年《綠皮書》獲獎引起的厭惡（同時也是為今年幾乎重演“#奧斯卡真白”現象的贖罪），這種看法或許有一定道理。但我並不太相信，學院突然對“包容”產生了興趣。
夾在中間的是亞裔美國人。對我們許多人來說，在奧斯卡頒獎禮上獲得代表的最大希望不是《寄生蟲》(Parasite)，而是王子逸的《別告訴她》(The
Farewell)。影片講述的是一個處於個人危機時刻的年輕亞裔美國女性，感受到與父母和祖母的文化隔閡越來越嚴重。遺憾的是，盡管《別告訴她》在金球獎(Golden
Globes)和電影獨立精神獎(Film Independent Spirit
Awards)上獲得了廣泛的成功和認可，卻沒有獲得奧斯卡提名。我發現，它被排除在外更能說明好萊塢不僅漠視亞裔美國人，而且漠視女性導演。
小時候，我經常被人問認不認識李小龍。我的同學心目中隻知道兩個亞洲人：我和李小龍。人們認為亞洲隻有一種文化，而不是幾十種，而且有些文化之間彼此懷有根深蒂固的厭惡和偏見，這種看法一直是東西方之間產生誤解的一個主要原因。《別告訴她》正確把握了我身為亞裔美國人的具體經曆：我們在中國就像在美國一樣，是一群格格不入的外國人。它準確地捕捉到那種文化上無家可歸的感覺。隻有當亞裔美國人完全認同亞洲文化中存在普遍的通用概念時，《寄生蟲》的勝利才是他們的勝利。但我不認識李小龍。我也不認識奉俊昊。
我內心深處沉默而充滿渴望的部分想要讚美所有那些和我一樣的麵孔。但我內心那個神經兮兮、飽經風霜的部分擔心，好萊塢隻會簡單地開始挖掘韓國影片，並把韓國人才吸引到美國，讓他們成為動作警匪片裏的配角，令他們蒙羞。1990年代，好萊塢對香港電影市場就是這麽做的。世界上最大牌的明星成龍，最多隻能在《尖峰時刻》(Rush
Hour)係列電影裏擔任給克裏斯·塔克(Chris
Tucker)搭戲的“正經人”角色，片中還有一個經久不衰的玩笑，說成龍飾演的角色是日本人。考慮到中日兩國之間的痛苦曆史——不同的曆史學家有不同的看法，但人們普遍認為，至少有1400萬中國人死於第二次中日戰爭——這是個沉重的玩笑。
在這個種族主義的行業中，就連李小龍也被選來充當《青蜂俠》(The Green
Hornet)中的司機，以及1969年的《醜聞喋血》(Marlowe)中那個性情衝動的恐同者，那人因為被說是“同性戀”就跳了樓。在他參與策劃的劇集《功夫》(Kung
Fu)中，他的位置最終被一名白人演員取代，之後他回到香港，終於找到了自己渴望的成功。
不能忘記奧斯卡的地方主義，去年秋天，奉俊昊本人在接受《Vulture》采訪時也承認了這一點。他說，奧斯卡金像獎“不是一個國際電影節”。相反，“他們非常本地化。”
華客網:紐時:《寄生蟲》的奧斯卡勝利與亞裔美國人無關(圖)
探索更多來自 華客 的內容
訂閱後即可透過電子郵件收到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