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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務院重整帷幄 高層擬設“一國兩製”委員會

就中國國務院上周四(2月13日)公布,免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的職務,改任港澳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保留正部長級。港澳辦主任一職由全國政協副主席、秘書長夏寶龍兼任。香港中聯辦新任主任駱惠寧、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分別兼任港澳辦副主任。香港媒體指,在香港反修例風波後,更為深遠地看,甚至不排除會把治港工作和對台工作進行整合,有成立“一國兩製”委員會的可能。

據香港01今天報道說,中央重整港澳係統 ,“一國兩製”委員會成立可期。

中國國務院上周四(2月13日)公布,免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簡稱港澳辦)主任張曉明的職務,改任港澳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保留正部長級。港澳辦主任一職由全國政協副主席、秘書長夏寶龍兼任。香港中聯辦新任主任駱惠寧、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分別兼任港澳辦副主任。這是在香港反修例風波後,中央港澳體係進行的重大結構性調整。

對於這次不同尋常的人事調整,很多人聚焦於夏寶龍的“老將出馬”,以及張曉明的“變相降職”。但事實上,此次調整的意義遠超人事,它是在組織結構上全麵厘清和理順了中央治港(澳)體係—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簡稱港澳小組)、港澳辦、中聯辦之間,乃至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之間的關係。更為深遠地看,甚至不排除會把治港工作和對台工作進行整合,有成立“一國兩製”委員會的可能。

該報道說,每一項重大調整,背後總有一套邏輯支撐。由副國家級的政協副主席、港澳小組的副組長夏寶龍兼任港澳辦主任,客觀上提升了港澳辦的級別,職能上更多地回歸於港澳小組下設的“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而港澳辦原主任張曉明“降級”為常務副主任,同時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兼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讓“港澳小組-港澳辦-中聯辦”形成了垂直的權力結構,猶如打通了中央治港(澳)體係的“任督二脈”—位於金字塔頂端的是港澳小組,往下是中央政策與辦事機構—港澳辦與港澳小組辦公室,再往下則是駐港澳一線的中聯辦,以及特區政府。這就最大限度避免治港(澳)機構各自為政、多頭管理所產生的內耗。再加上夏寶龍在層級上是副國級國家領導人,又和國家主席習近平有共事背景,這樣的安排表明中央對港澳工作重視的同時,也使港澳辦協調其他部委與地方資源時有更大力量。

港澳小組現任組長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負責分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副組長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主任楊潔篪,中央書記處書記、統戰部部長尤權,國務委員、外交部部長王毅,中央政法委員會副書記、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部長趙克誌。剛剛兼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的夏寶龍亦是港澳小組的副組長。

中央治港(澳)體係中另一部門中聯辦,是中央政府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派出機構,與中共中央香港(澳門)工作委員會一個機構兩塊牌子。雖然港澳辦設在中央,中聯辦設在香港(澳門),但兩者在今次調整之前行政級別上都是部級單位,沒有隸屬關係,也就是說誰也不是誰的上級,這樣的設置很容易造成各自為政和多頭管理。

以香港為例,一個直接後果便是,沒有機構能夠成為香港事務的最終拍板者,以至於凡是有關香港的事情,事無巨細都要中央高層拍板,很多時候既不利於及時解決問題,也很難獲知香港問題的本質,很容易讓中央陷入被動。另一方麵,每一個機構都可能有自己的主導利益,在理解中央政策上很可能出現偏差,結果便是政出多門,在治港問題上始終缺乏穩定的政策思路,進而影響“一國兩製”的實踐。

過去半年多以來,因為反修例風波的爆發,困擾香港經濟社會發展和“一國兩製”良性運轉的一係列深層次矛盾暴露無遺,給北京治港工作帶來慘痛教訓。顯然,中央政府要管理香港這樣高度自治且深層次結構矛盾突出的地方,需要一個獨立的、高度集權的、垂直管理的體係,此次港澳辦的調整恰恰完成了這樣的改變。

據該報道認為,“一國兩製”委員會或是未來選項。

報道稱,事實上,在中共十九大之後進行的大規模“黨政機構改革”中,就發生了“小組治國”到“委員會治國”的政治體製之變。當時,不僅全新建立了中央全麵依法治國委員會、中央審計委員會與中央和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等在內的委員會,還將此前的四個領導小組—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全部升格為委員會。

香港01說,可以想像,如果“一國兩製”委員會設立,必然將整合對台小組和港澳小組兩個議事協調機構,習近平自然會是委員會的主任,而汪洋和韓正相應也會擔任副主任,其他中共中央、國務院等多個部門的負責人必然進行統合。這樣設置對於“一國兩製”的實踐,特別是台灣的未來意味著什麽,勢必是一個值得探究和思考的話題。究竟會否如此演進?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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