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劇中神乎其神的犯罪側寫專家，在現實中也能走進現場就猜出犯人的樣子嗎？

作者：王槙

1956 年12月2日晚7點55分，紐約布魯克林區的派拉蒙影院發生爆炸，近1500名觀眾奔逃四散。

● 50年代的派拉蒙劇院

● 爆炸時影院放映的電影《戰爭與和平》的海報

這不是恐怖第一次降臨紐約。此前幾年裏，當地的圖書館、火車站、公交車站、電話

亭、音樂廳、電影院等各種場所，已發生過20多起類似的炸彈襲擊。

● 從左至右，隨時間推移，「炸彈狂人」的管製彈藥越來越凶險

製造這些案件的是同一個人。他除了投炸彈外，還以「F.P.」的筆名到處投遞恐嚇信，被警方和公眾稱為「炸彈狂人」（the mad
bomber）。

● 部分投炸彈地點標記，最初兩處均為愛迪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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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彈狂人」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給警局的信：「戰爭期間我不會再扔炸彈，這是出於我的愛國心。但總有一天，我要讓愛迪生公司遭到報應。」

危機麵前，紐約警方的調查卻陷入了僵局。雖然警察局成立了「爆炸偵查組」，動員了各區350名執法長官、以及他們手下近23000名警官參與調查，但還是無法查明炸彈狂人的身份，隻能認定此人與愛迪生公司有仇。

●
當時的愛迪生吞並了近30家電力公司，分散在各處的前員工檔案和投訴信件不計其數，人工尋找麵目全無的「炸彈狂人」無異於大海撈針

無奈之下，警隊內部有人建議犯罪實驗室負責人霍華德·芬尼（Howard
Finney），不妨谘詢一下精神病學家詹姆斯·布魯塞爾（James
Brussel）。雖然警方並無這樣的先例，但一籌莫展的芬尼顧不得細想，還是決定去碰碰運氣。

當時大概沒有人能想到，對這起案件的谘詢將成為刑偵曆史上一次著名的實踐。其代表的破案方法，直到今天還在刺激著人們的靈感和想象力。

「沙發上的福爾摩斯」

在紐約警隊中，布魯塞爾本來就因博學而小有名氣。

除了作為精神病學家執業，他還擔任紐約精神衛生所的執行助理，負責分析和診治患有精神疾病的罪犯。布魯塞爾還業餘分析過梵高、狄更斯、柴可夫斯基等人的作品，推測他們的個性特點。

● 布魯塞爾（圖左）在為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提供心理評估服務

不過，在罪案中谘詢精神病學家的意見，不但對警方來說是無奈之舉，連布魯塞爾本人都覺得有些不可思議：「以前分析的都是眼前的活人，現在分析一個影子？」

但查看過幾封「炸彈狂人」寫的恐嚇信後，布魯塞爾卻真的有了一些想法。經過 4
個小時的分析，他為警方列出了炸彈狂人可能具有的10個特征，並提供了行動建議：

1. 男性

  2. 勻稱，中等身材，不胖不瘦

  3. 中年人，45歲或更老

  4. 至少上過兩年高中，有金屬製造和電工方麵的技能

  5 外觀整潔，看上去禮貌得體，實則狂妄自大，古板固執，是個偏執狂

  6. 獨來獨往，沒朋友，沒結婚，很可能是處男——「我打賭他都沒親過女孩」

  7. 和年長的女性親屬同住

  8. 斯拉夫裔，天主教徒，定期去教會

  9. 住在康涅狄格州

10. 患心髒病

 
行動建議：公布以上描述，由於猜測可能出錯，炸彈狂人看到後可能會無法忍受，而主動暴露信息——他希望自己為人所知。

此外，在來訪的警方人員準備告辭時，他還叫住他們，補充了最後一條判斷：「等你抓到他時，我敢肯定，他穿的會是雙排扣西裝，而且扣得嚴嚴實實。」

● 布魯塞爾所著的《一位犯罪精神病學家的案例手冊》於1968年出版，收錄的第一個案例就是對「炸彈狂人」的分析

可想而知，這種看起來近乎水晶球巫術的判斷方式，與當時警方主要通過直觀的人證物證破案的做法大相徑庭，他們對布魯塞爾分析的第一反應也絕非信服。

1957年1月，炸彈狂人終於落網。警方發現，布魯塞爾的猜測幾乎全部命中——作案者喬治·梅特斯基（George
Metskey）是個整潔得體、中等身材的斯拉夫裔中年人，來自康涅狄格州，未婚，與兩位姐姐同住，曾經做過電工。

尤為驚人的是，他確實穿著雙排扣西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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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梅特斯基，愛迪生分公司的一名前員工，1931年因工傷帶薪休假一段時間後，遭以「消極怠工」開除。梅特斯基認為工傷導致他患上肺結核病，多次向愛迪生公司索賠無果，1936年向勞動保障局的申訴也以失敗告終。恐嚇信上的筆名F.P.是Fair
Play的首字母縮寫：公平玩法

布魯塞爾這種在常人看來如有神通的精確分析，使他被當時的媒體譽為「沙發上的福爾摩斯」。他是怎樣推測出這些特征的？

首先，他根據恐嚇信的內容，以及投彈地點擴散的規律，發現炸彈狂人非常符合偏執狂的診斷標準，而偏執狂具有緩慢而持續加重的被害妄想，一般要在30歲之後才會極度惡化。炸彈狂人1940年第一次作案時病情已相當嚴重，如今16年過去，保守估計年齡應在45歲以上。

此外，這類精神病人大多身材勻稱，炸彈狂人有85%的可能符合這一特征；恐嚇信上的字跡規整幹淨、幾乎沒有塗改，這種習慣會偏執地體現在生活的方方麵麵，如整潔得體、待人禮貌、遵守規則等。

而且，偏執狂疑心重，總擔心別人迫害自己，因此很可能獨來獨往，沒有伴侶和朋友。

其他的準確分析，則來自布魯塞爾識人斷物的豐富經驗：

1. 炸彈狂人的信中從不使用口語，英文表達老套，這說明他可能是移民，或在非英語母語的社區中長大；

  2. 炸彈狂人同時使用炸彈和刀具，二者都是斯拉夫人的慣用武器，因此他可能是斯拉夫裔，也就很可能是天主教徒；

  3.
恐嚇信全部來自紐約和威斯特徹斯特，而多疑的偏執狂不是從居住地直接寄信，如果他確是斯拉夫裔，則來自紐約和威斯特徹斯特附近最大的斯拉夫聚居地——康涅狄格州——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 梅特斯基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沃特伯裏，在中途的韋斯特徹斯特或目的地紐約投遞恐嚇信

4.「炸彈狂人」在信中表示自己長期受到病痛折磨，當時最普遍的慢性疾病是心髒病、癌症和肺結核。十幾年下來，癌症的存活希望不大，而肺結核早在1950年代初即可藥物治愈，布魯塞爾因此推測炸彈狂人患有心髒病——這一點他猜錯了，作案者患的是肺結核，隻不過被妄想和仇恨衝昏頭腦的偏執狂，有多大可能樂意讓醫院治好他的病呢？

  5.
最玄的「雙排扣西服」，則是出於布魯塞爾腦海中浮現的想象畫麵：一個謹小慎微、穿雙排扣西服的中年男人。他認為這個形象有合理的根據：偏執狂保守謹慎，流行的著裝總要等到過時之後，他才願意嚐試，雙排扣西裝正是這樣一種選擇。

● 相對保守的雙排扣西裝在美國1920-30年代非常流行，40年代之後逐漸沒落。

● 50年代紐約街頭最流行的是牛仔褲配黑色皮夾克

他作出這些分析時使用的方法，就是後來刑偵中的「犯罪側寫」（crimina lprofile），隻不過這一名稱在當時尚未出現。

所謂犯罪側寫，就是通過分析罪犯留下的活動痕跡，推斷罪犯可辨識的行為個性和人口學特征。

其基本原理，就是認為人的生理特點、行為習慣和個性特征之間，存在著推此即彼的規律。

人類社會對這種觀念早已不陌生，在現代科學萌芽前便不乏實踐——如15世紀末天主教會出版的《女巫之錘》，就介紹了用胎記、獨居和養貓等特征來判別女巫的方法，被今天的犯罪側寫研究者引為蒙昧時代的先賢。

● 這本「緝巫指南」在200年內再版了近30次，銷量僅次於《聖經》

● 教士在尋找 「魔鬼的標記」

19世紀80年代，意大利犯罪學家切薩雷·龍勃羅梭（Cesare
Lomboroso）又采用實證研究，對數百名罪犯和大量屍體的特征作歸納分析，總結出了「天生罪犯」的體質特征，如麵部不對稱、下頜和顴骨奇大、鼻子歪扭、齒係參差不齊、兩側顱骨不對稱等。

● 龍勃羅梭和他所分析的罪犯頭骨，麵部特征

更加接近現代犯罪側寫的，可能是1888年倫敦「開膛手傑克」連環殺人案後，外科醫生托馬斯·邦德（Thomas
Bond）提交的分析報告，與布魯塞爾的分析至少在外觀上已經十分相似：

「強壯，冷靜，大膽；性欲亢奮；看上去安靜無害；中年人，穿著整潔得體；有穿鬥篷或大衣的習慣；性格孤僻古怪；無固定職業，依靠臨時工或救濟金；不少周圍人知道他間歇性地精神不正常。」

● 「開膛手傑克案」
懸置了100多年之後，一位DNA鑒定專家從犯罪現場的一塊可能屬於凶手的披巾上提取了部分DNA片段，這些片段與當時的嫌疑犯艾倫·柯明斯基（Aron
Kozminski）姊妹後代的遺傳物質高度重合，而披巾上的精液提取物表明凶手是一名黑發的猶太男子，這也與艾倫·柯明斯基的特征相符

事實上，即使是極為成功的早期側寫者如布魯塞爾，也難免會使用今天看來不大靠譜的方法，比如認定斯拉夫人喜歡使用炸彈和刀具。

作為老一代精神病學家，布魯塞爾經常使用弗洛伊德式的分析方法，認為偏執狂的被害妄想大多源於不順利的「俄狄浦斯期」。正是基於這種分析，他認為梅特斯基仍然無意識地愛著自己的母親，因此不會有伴侶，而是和母親或與之類似的女性長者同住。

因此，無論邦德醫生還是布魯塞爾，都是基於人生經驗和特定的知識背景作出分析。真正將這些知識和經驗集大成並廣泛應用於刑事偵查，則始於美國聯邦調查局（FBI）。

FBI的犯罪側寫

1958年秋天，炸彈狂人梅特斯基被捕一年半後，一個叫霍華德·特頓（Howard
Teten）的年輕人從大學畢業，成為了一名警官。

從警後，特頓逐漸在犯罪現場調查中發現，通過凶手留下的痕跡，可以推測他們的性格、生活方式、作案手法等。在他的腦海中，這些印象逐漸相互聯係起來。

對於剛剛在這一領域大放異彩的前輩布魯塞爾，特頓非常欽佩，曾跟隨他學習側寫技巧，但也不再認同其慣用的弗洛伊德理論。

1972年，特頓利用FBI豐富的已偵破案件為資源研習犯罪側寫，已經有了七年的積累。他開始在FBI新成立的行為科學組擔任培訓講師，與變態心理學家穆雷尼（Patrick
Mullany）合作，為FBI培訓的學員傳授側寫經驗。

很快，他們就在學員谘詢的真實案件中提供了可靠的側寫，並引起FBI當局的注意。

1973年6月，7歲的蘇珊·耶格（Susan
Jaeger）與家人在蒙大拿郊區露營時，深夜被人劫走。家人沒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勒索，警方持續搜查也無果，他們擔心最壞的情況已經發生。

10個月過去了，參與調查的一名特警聽了特頓和穆勒尼的課，便向他們請求幫助。穆勒尼了解案件詳情後，對凶手作出側寫：

「本地人，高加索男性，曾在親密關係中受挫，性格孤僻，有參軍經曆，綁架蘇珊之前就殺過人，喜歡收藏受害者的肢體作為戰利品，蘇珊之後可能會有新的受害者。」

警方發現，這一側寫和他們調查過的一名23歲的越南退伍士兵大衛·梅爾霍夫（David
Meirhofer）頗為一致。但此人被調查時相當配合和熱心，回答問題清晰明確，還順利通過了測謊，因此未被當做嫌疑犯。

特頓提醒蒙大拿警方，梅爾霍夫可能是典型的「反社會變態」，能輕易通過測謊。他建議監聽蘇珊家的電話，凶手可能會在某些特殊的日期打來。

在特頓和穆勒尼的幫助下，警方最終掌握了梅爾霍夫殺害蘇珊的鐵證——電話錄音，以及從他家裏搜出的一隻蘇珊的手。

● 1974年9月，梅爾霍夫被捕，這是FBI首次通過犯罪側寫的幫助抓獲連環殺人犯

此前，特頓也曾給學員提供過側寫，但因為沒有得到FBI的官方認可，所以隻是口頭傳達，從不形成書麵文字，「不能讓調查局難堪」。此案成功之後，特頓和穆勒尼的方法開始在FBI內部得到推廣。

1978年，行為科學組正式對外開放犯罪側寫的谘詢服務。

1980年代初，行為科學組已經積累了大量連環殺人/奸殺案的側寫經驗。行為科學組後來的領導人約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等人綜合分析這些案件之後，提出了暴力犯罪

的有組織力/無組織力二分法，成為FBI犯罪側寫的標誌性成果，在重大案件偵查中廣泛應用。

行為科學組還發展了著名的慣技分析，即通過分析特殊的犯罪手段，推斷出罪犯的專業技能、生活經曆、與受害者的關係等。

他們還可以對罪犯做標記分析，也就是分析罪犯在犯罪時做出的、對完成犯罪沒有幫助、而用來滿足特定的情緒需求的行為，可以反映罪犯的人格特征和行為模式。

通過對慣技和標記的分析，FBI還對強奸犯作出歸納和分類，根據作案動機可分為五種：補償型、淫威型、憤怒型、施虐型和機會型。

● 泰德·邦迪（Ted
Bundy），美國最為臭名昭著的連環奸殺犯之一，典型的施虐型強奸犯。這一類型的強奸犯善於角色扮演，通過誘騙接近或轉移受害者，事前周密計劃，在侵犯過程中通過造成對方的身心痛苦獲得快感，通過捆綁等方式實現性奴役和各種折磨，且最有可能殺人

FBI的大量犯罪側寫實踐表明，犯罪存在著不同的模式，而且這些模式與罪犯特征之間存在著聯係。這無疑對刑偵工作大有助益。

● 犯罪側寫谘詢正式開放三年後，FBI於198

1年收集了接受過服務的54位執法官員的反饋，問卷調查的結果表明，各地辦案人員對犯罪側寫有較高的滿意度，側寫分別在72%的案例中幫助執法者專注於調查重點，20%的案例中小範圍鎖定嫌疑犯，17%的案例中直接指認罪犯

但是，犯罪側寫也長期廣受詬病：用約翰·道格拉斯自己的話來說，犯罪側寫與其說是「行為科學」，不如說是一門手藝，「人們無法在學院習得做側寫的素質。」

●
約翰·道格拉斯，1990年起擔任行為科學組負責人，將組名改為調查支援組，以擺脫人們對「行為科學」的偏見。2014年解散後，該組織的側寫經驗在國家暴力犯罪研究中心的行為分析組繼續發揮作用

這是因為，無論布魯塞爾還是FBI，在犯罪側寫方麵始終沒有形成相對完整的知識和方法體係，主要依靠零散的個人經驗。FBI的側寫更強調洞察力和辦案經驗形成的直覺，在內部以師傅帶徒弟的方式傳授，長期以來都缺乏有指導作用的體係。

這種工作和傳習模式，在影視劇中無疑會表現出極大的魅力，但在現實中如此處理人命關天的刑事案件，自然免不了受到質疑。

尤其是，法庭在聽取犯罪動機、行為特征和刑事責任能力等方麵的評估意見時，側寫專家們基於純主觀經驗的判斷論述，難以得到法庭的采信。

如FBI以犯罪有組織力/無組織力二分法來描述案件現場、據此推斷犯罪動機時，就受到過法庭的質疑：是否有數據說明該分類的有效性？不同FBI專家對案件的分類有多一致？根據犯罪現場推斷罪犯動機時，基於哪些專業知識和一般性原理？

FBI側寫專家對這些疑問的回應，沒能得到法院的認可。

●
FBI行為科學組前成員在2001年為一起案件提供專家證言時，試圖以「側寫在執法界供不應求」證明其有效性，被法庭駁回

而且，這種主觀性極強的犯罪側寫，本來就重點針對那些缺乏或無法有效利用物證、且犯罪特征明顯的連環重罪案件。進入21世紀後，這類案件斷崖式下降，而且DNA鑒定、微量物證分析等刑偵科技迅速發展，提供了高精度的物證分析，犯罪側寫的重要性也就直線下降。

● 「綠河殺手」蓋瑞·裏奇韋（Gary
Ridgway）在20世紀80-90年代殘忍殺害了約49名年輕女性。FBI的犯罪側寫曾在嫌疑犯中重點鎖定了裏奇韋，但無法作為有效證據將他定罪，直到2001年的DNA鑒定提供了他犯罪的直接證據

困境麵前，推理小說般見微知著的傳統犯罪側寫逐漸衰微。不過，側寫作為一種刑偵手段，並未隨之消失，而是在FBI以外走出了一條新路。

進擊的專業，退散的手藝

90年代以來，犯罪側寫出現了明顯的變化：新的側寫者不再依賴主觀的經驗直覺和大膽推斷，而是嚴格基於物證分析和正規研究成果，作有限的演繹和推理。

如在犯罪偵查學家布倫特·特維一起殺人案審判中提供的部分側寫，與傳統側寫中常見的「30歲上下，外觀不整，和父母一起生活，沒有駕照……」的論斷大相徑庭：

心理學家還將各種定量研究的方法引入側寫。他們也像FBI那樣收集大量連環重罪案件信息。

但不同於FBI的是，他們分別提取出犯罪現場的特征和罪犯的特點，將之數據化，並通過統計模型分析哪些特征之間具有確切的相關性，相關的程度如何，哪些犯罪特征傾向於同時出現並能預測罪犯的哪些特點，相應的統計模型的穩定性如何等等。

● 針對墨爾本地區的100起持槍搶劫案，犯罪心理學家量化了當地搶劫犯的一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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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年代末英國利茲發生的一起係列強奸案中，側寫通過分析作案地點的分布以及隨時間變化的情況等信息建立統計模型，確定了強奸犯最可能居住的兩個街區，幫助警方找到了真凶。此後，這種類型的側寫被廣泛應用於連環重罪案件。

通過引入研究方法和專業知識，建設行業準則和同行評估，從業者們還在繼續努力提高側寫的專業化程度。像布魯塞爾那樣放飛想象，在腦海中浮現
「炸彈狂人」身穿雙排扣西服的場景，大概會成為專屬上個世紀的傳說。

然而，側寫在司法領域日漸嚴肅的同時，它在影視作品中卻越來越魔幻。謎案、神探與當下熱門的心理學相結合，造就了側寫在大眾心目中玄幻形象。

● 以側寫專家為主角的常青美劇《犯罪心理》

不過在太平洋彼岸，老式犯罪側寫似乎仍然大有可為。

1980至1990年代，中國連環殺人/奸殺案激增，但直到2002年左右，犯罪側寫才開始引入國內，目前仍然沒有較為集中的側寫團隊和綜合性的側寫經驗。而作為傳統手藝的犯罪側寫，似乎在這裏找到了新的土壤：

主要參考資料：

1.The Mad Bomber of New York: The Extraordinary True Story of the
Manhunt That Paralyzed a City, Michael M. Greenburg, 2011.

2.Criminal Profile: Into the Mind of a Killer, Wayne Petherick,
2005.

3.犯罪心理畫像——行為證據入門分析，布倫特·特維著，李玫瑾等譯，2005.

 

   

華客網：紐約“炸彈狂人”事件：神乎其神的“沙發福爾摩斯”(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