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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武漢專家:不明原因傳染病出現時 應以最高防控應對(圖)

“在武漢,我認為每100張實開床位至少應該配備1名院感防控人員。對照這個標準的話,武漢醫院的配備是遠遠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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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李六億在武漢金銀潭醫院指導醫院感染防控和醫務人員防護工作。左三為李六億。受訪者供圖

1月21日,鍾南山院士宣布“(新冠肺炎)肯定有人傳人現象”的第二天,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感染管理-疾病預防控製處處長、中國醫院協會醫院感染管理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六億接到了國家衛健委的電話,火速趕赴武漢。

李六億是我國醫院感染(以下簡稱“院感”)防控方麵的權威專家,曾參與20餘部院感控製與管理法規、標準的製定或修訂。2003年抗擊非典疫情期間,李六億在北京胸科醫院SARS救治中心負責院感防控工作,截至疫情結束,該中心的醫務人員感染率為0.48%,顯著低於北京和其他地區的醫務人員感染水平。

此番赴鄂,她以中央指導組醫療救治組院感防控專家的身份再次投身抗疫。至今,她已在武漢奮戰了50天。其間,李六億參與製定了國內首部《醫療機構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預防與控製技術指南(第一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中常見醫用防護用品使用範圍指引(試行)》。

初到武漢,當地疫情發展之快超出李六億的想象,一度讓她倍感焦慮。最忙時,她一天要給醫護人員進行五六場院感控製相關培訓,工作間隙,還常常接到醫護人員找她幫忙協調防護物資的求助電話。

“現在這種情況基本沒有了,工作已經走向有序。”3月7日,李六億告訴新京報記者。

麵對疫情前期武漢有的醫院出現院內感染、醫護人員去世的情況,李六億認為,應該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改進疫情防控機製。比如,當一種新發或不明原因傳染病剛出現時,應以最高防控級別應對。她還建議,麵向所有醫學生開設院感相關課程,提升醫務人員醫院感染防控意識與知識;在高校開設院感防控專業,為各大醫院輸送院感防控專業人才。

以下是新京報記者和李六億的對話:

“實際情況跟想象的不一樣”

剝洋蔥:你是什麽時候去武漢的?去之前關注過新冠肺炎的情況嗎?

李六億:1月21日,我接到國家衛健委的電話,讓我到武漢。此前,自從媒體報道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後,我就一直關注當地情況,因為作為院感防控人員,對新發、再發傳染病保持高度敏感性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再發傳染病,比如結核病之類,大家對它的防控辦法和流行病學特點(即傳染源、傳播途徑和易感人群)都比較了解,因此它們實際上是不可怕的。

但對於新發和不明原因的傳染病,尤其是在早期,由於大家對它的傳染源和傳播途徑都不清楚,人群還沒有免疫力,所以其風險是最高的,因此我一直通過相關報道了解這個疾病的進展情況。

剝洋蔥:到達武漢後了解到的情況,與你之前的預期相差大嗎?

李六億:差距還是比較大的。來武漢之前我其實信心滿滿,因為我覺得自己抗擊過SARS,不會恐懼,之前的很多經驗也可以用在這次的疫情防控中。

但實際來了以後,很多情況還是跟想象的不一樣。疫情發展太快了,病人在短期內大量增加,發熱門診病人特別多,我們的醫務人員工作強度也特別大,有的醫生一天最多要看100多個病人。這種高強度工作狀態下,醫務人員非常疲勞,感染暴露風險也大大增加。所以我感到很焦慮,替大家擔憂。

應該說各家醫院也都在想辦法應對。但因為病人太多,對口醫務人員數量有限,防護用品也非常短缺,此外還有非新冠肺炎患者需要救護,所以醫院當時確實有些忙亂,相關應急預案在落實過程中很難跟實際情況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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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發熱門診。新京報記者 向凱 攝

剝洋蔥:你到武漢初期開展了哪些工作?

李六億:我們是以國家衛健委院感防控專家的身份來到武漢的,到了以後,跟隨國家衛健委的領導以及後來中央督導組的領導到現場了解實際情況,進而督導、推進醫療機構的感染防控工作的落實。

主要了解三方麵的情況:一是去發熱門診和病房,了解病人的預檢、分診、收治、交叉感染情況;二是了解醫院醫務人員的防護狀態,包括防護用品的儲備情況,醫護人員對防護方法的掌握情況;三是了解醫院對於這種新發呼吸道傳染病的收治能力。

剝洋蔥:了解情況過程中發現了哪些問題?如何解決的?

李六億:一月底的時候,病人增加非常快,存在病人到發熱門診等待幾個小時都看不上的情況,住院床位也非常緊缺。所以,我們考慮如何在短期內快速提升醫院的收治能力,這是當時非常緊迫、亟待解決的問題。

最初收治能力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收治呼吸道傳染病病人的醫院建築布局要求“三區兩通道”,“三區”即劃分清潔區、潛在汙染區和汙染區,“兩通道”指醫務人員通道和病人通道,而綜合醫院往往不具備這個條件。

所以,我們指導綜合醫院對發熱門診和病區進行改建,以達到收治新冠病人的條件。為增加發熱門診的收治能力,我們建議在醫院室外空曠地區搭建臨時帳篷或遮陽傘,擴大病人的候診區。雖然室外氣溫有些低,但這是一個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辦法,它可以通過加強通風,降低患者密度,減少交叉感染的風險。

另一個問題是,在平時,綜合醫院的醫護人員采取標準防護就可以,即戴醫用外科口罩,加強手衛生。但對於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標準防護達不到保護醫護人員健康的要求,這也是前期醫務人員感染比較多的一個原因。

現在大家已經知道,醫護人員要戴醫用防護口罩,要穿隔離衣或防護服,如果進行高風險操作,還要戴防噴濺用品,比如護目鏡或防護麵屏。鑒於防護用品的需求量非常大,初期物資供應不足,我們也會強調采取分級防護,也就是根據暴露風險,高風險對應高級別防護,低風險對應低級別防護,這樣既可以減少防護用品的消耗,又能最大限度地保障醫務人員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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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李六億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督導後,與該院管理人員和院感防控人員合影。左四為李六億。受訪者供圖

院感防控人員配備嚴重不足

剝洋蔥:疫情前期,武漢一些醫院出現較多的醫護人員感染,原因是什麽?

李六億:原因應該是多方麵的。首先,這是一個新發傳染病,疫情前期,大家對它的認識不足,再加上防護用品緊缺,導致防護不到位。此外,在某些綜合醫院,對於感染防控的意識和標準預防措施的落實可能仍有一定不足。

在感染防控工作當中,標準預防具有很好的作用。如果在疫情發展之初就做好標準預防,醫務人員的感染率和患者的交叉感染率都是很低的。雖然我們跟SARS時期相比,院感防控水平和意識已經有了很大進步,但是跟我們真正的需求還有一定的距離。

另外,前期感染人數較多,與部分醫務人員當時工作強度特別大,導致免疫力降低也有一定關係。

剝洋蔥:此次疫情中,武漢各醫院的院感防控專業人員配備情況如何?

李六億:我認為是嚴重不足的。根據行業標準《醫院感染監測規範》,在平時,醫院應按每200-250張實際使用病床,配備1名醫院感染專職人員,在疫情當中配備人數應該更多。但普遍現象是,即便在平時,很多醫院也難以達到這個比例要求。疫情暴發後,麵對成倍增加的工作量,人員配備就更顯不足了。

像我們醫院(指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疫情發生後,院感防控工作人員增加了近一倍,但大家仍然很忙。在武漢,我認為每100張實開床位至少應該配備1名院感防控人員,收治重症病人的定點病區,一個有三四十張病床的病區就應該配備1名院感防控人員。對照這個標準的話,武漢醫院的配備是遠遠不夠的。

幸運的是,這次各地援鄂醫療隊帶來了330餘名院感防控專業人員,大大彌補了這一不足,且至少保證了援鄂醫療隊的院感防控工作,截至目前,援鄂醫療隊沒有一名醫護感染新冠肺炎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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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李六億在雷神山醫院督導醫院感染防控工作。受訪者供圖

剝洋蔥:據你觀察,此次疫情中,武漢不同醫院的院內感染情況有差別嗎?

李六億:一個醫院對院感管理工作的重視程度,包括配備的人員數量和素質,在這次疫情當中明確體現出來了,如果醫院平時院感管理工作做得比較紮實,這次的醫護感染人數會是比較少的。

據我觀察,在武漢,不同醫院院感管理工作的差距很大,同一個醫院不同科室的差距也很大,有些科室就“淪陷”了,有些科室就沒有問題。比如,感染科、呼吸科平時標準防護做得比較好,感染人數就相對較少,但有些科室,比如神經內(外)科、普外科平時可能不太注重標準防護,接觸到一個新冠患者,就可能傳染科室很多人。在武漢,像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編者注:公開信息顯示,截至3月11日,該院眼科有三名醫生感染新冠肺炎)這樣出現不止一名醫護人員感染的科室,並不是個案。

剝洋蔥:麵對各個醫院院感防控水平的差異,你們是如何促進院感防控規範化和標準化的?

李六億:一方麵,對援鄂醫療隊員進行感染防控知識與技能的培訓。這些醫護人員大部分來自綜合醫院,平時對呼吸道傳染病的防控了解不多。國家衛健委特別重視這項工作,要求援鄂醫療隊員必須經過培訓以後才能進到新冠肺炎病人的臨床救治一線。我最多的時候一天要進行五六場培訓。

另一方麵,參與一些法規、指南的製定。新冠肺炎是新發傳染病,進行應對要有一些新的要求。盡管經過SARS之後,國家出台了一係列與院感防控相關的法規文件(如2006年頒布的《醫院感染管理辦法》,2009年頒布的《醫務人員手衛生規範》、《醫院感染監測規範》、《醫院隔離技術規範》,2012年頒布的《醫療機構消毒技術規範》、《醫院空氣淨化管理規範》等),但這些要求分散在不同的文件裏,我們需要對這些文件進行歸納,然後針對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學特點,製定一個讓大家看到之後就知道怎麽做的文件。

我參與製定了《醫療機構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預防與控製技術指南(第一版)》,國家衛健委在1月22日頒布,這一版指南到現在還在使用,沒有修改。此外,文件下發以後,由於個人理解不同,不同醫院的條件也不一樣,實踐中會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所以我們要跟隨國家衛健委領導到重點醫院進行督導,看落實是否到位,並且給出因地製宜的方案與措施。以一個細節為例,醫護人員穿防護用品時,要給他們配備鏡子,幫他們確認是否穿戴正確。穿上全套防護用品要經過好幾個環節,鏡子應在每一個環節都配備,但有的醫院隻在穿完的最後地點才配,這其實就是一種理解上的誤區,如果等大家把防護鏡、防護衣、口罩都穿戴好後再靠鏡子判斷,一是不一定能判斷出來,二是即使判斷出來也不方便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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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李六億在指導醫療隊隊員如何檢查防護用品是否合格。受訪者供圖

建議大學開設院感防控專業

剝洋蔥:你最近的工作重點發生哪些變化?

李六億:前期工作主要是培訓、參與製定國家相關指南、到現場督導發熱門診及病區的改建。

隨著大量援鄂醫療隊的到來,他們隨隊帶來了一些院感防控人員,加上湖北省院感防控專家團隊的建立,培訓逐漸少了,我的工作重心轉到了現場督導上麵,
比如督導防護用品使用是否合理,醫務人員職業暴露情況怎樣處理,住院患者的院感控製情況等。

另外,現在出院病人遠遠大於新發病人了,一些方艙醫院開始休艙,定點新冠肺炎病區要關閉,開始收治普通病人,如何把定點病房還原為普通病房,出院病人如何管理,終末消毒(注:終末消毒指傳染源離開有關場所後進行的徹底消毒處理,目的是確保消毒後的場所中不再有病原體存在)如何處理,這些工作還需要加強。我們正在製定指南,給大家提供參考。

剝洋蔥:部分出院患者出現了“複陽”的情況,你對出院患者的感染防控怎麽看?

李六億:現在,出院患者都需要在隔離點進行觀察,我們要求隔離點的醫護人員加強呼吸道防護,佩戴醫用防護口罩,我不能說感染風險已經等於零,因為影響感染風險的因素有很多,但從防護角度來說,這已經是很嚴格的了。

至於“複陽”患者到底還有沒有傳染性,這還有待進一步的調查研究,是否會造成傳染與他所攜帶病毒的毒力和數量都是有關係的。

剝洋蔥:當武漢的感染防控做到什麽程度時,你認為自己可以放心回北京了?

李六億:在武漢,現在的防控重點還是管理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雖然理論上所有人都是易感的,但醫護人員的感染風險相對更高,所以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建立起相關的防控工作機製,隻要醫院的院感防控工作機製建好了,流程理順了,醫護人員能按照指南做好自身防護和患者醫院感染防控,這個時候我就可以放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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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李六億在援鄂醫療隊駐地的餐廳,對醫療隊隊員進行院感防控知識的培訓。受訪者供圖

剝洋蔥:就院感防控來說,通過此次疫情,你認為有哪些經驗、教訓值得總結?

李六億:雖然疫情還沒有結束,但確實有些經驗、教訓值得總結。

首先,我認為,對於一種新發傳染病或者不明原因的傳染病,它的防控級別在一開始應該是最高的。這也是我們今後在防控當中應該加強的。因為你不清楚它的傳染源來自哪裏,傳播途徑是什麽,也就是說,我們完全不知道它是如何傳播的。

第二,希望各級醫療機構真正重視起醫院感染組織機構的建設,將醫院感染作為醫療質量的重要組成部分,把院感防控工作落到實處。

第三,要加強院感防控專業人才的培養,尤其是高素質人才的培養。希望醫學院校能開設院感防控專業,培養專業人才。現在,各醫院的院感防控從業者或是公共衛生專業畢業的,或是臨床的醫生、護士轉行而來。轉行來幹,和在學校裏麵專門學這個,畢業後再從事本專業工作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僅要開設感染控製專業,在醫學院校的其他專業,也要全麵開展感染防控知識的教育,把相關課程納入醫學生的必修課中,而目前部分學校連相關選修課都還沒有開設。

現實情況是,等醫護人員到了醫院工作以後,才會接受院感防控培訓。崗前培訓的時間往往很短,能分出來半天就已經很不錯,但是隻用半天就把所有的醫院感染防控知識和技能都培訓到位,幾乎是不可能的,醫務人員的消化能力也有限。

現在我們說要加強醫院感染防控,加強醫務人員的防護,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有專業隊伍來做,而專業的人才需要醫學院校培養。沒有高素質的人才,就談不上高質量的工作,長期來講,這項工作就很難有發展和提升,那我們又如何避免曆史悲劇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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