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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時:麵對新冠疫情,各國應對為何如此笨拙(圖)

新聞 志豪 3周前 (03-13) 38次浏览

倫敦——在法蘭克福,歐洲央行行長警告說,冠狀病毒可能引發與2008年一樣嚴重的經濟崩潰。在柏林,德國總理警告說,病毒可能導致該國三分之二的人口感染。在倫敦,英國首相推出了將近400億美元的一攬子救助計劃,以緩解經濟受到的衝擊。

隨著感染者的死亡人數持續飆升,從東京到紐約的金融市場持續低迷,世界各國領導人終於開始談及這場已正式定性為大流行病的疫情的嚴重性。

然而,與其說是合唱,這更像一種刺耳的喧囂——一群七嘴八舌的政客用各自的方式努力應對這種病毒所帶來的各種挑戰,從超負荷的醫院和醫護人員到崩潰的經濟和與日俱增的死亡人數。

這個合唱團還欠缺指揮,在二戰戰後的大部分時間裏,這個角色是由美國扮演的。

特朗普總統未能與其他領導人合作形成一致的回應,他寧願推動旅行禁令和他的邊境牆,而不是他自己的醫學專家的科學建議。特朗普的國務卿邁克·龐皮歐(Mike
Pompeo)把它叫做“武漢病毒”,醜化其發源國,使協調全球響應的工作更加艱難。

周三,特朗普總統在白宮會見了銀行家,討論如何應對冠狀病毒。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從中國到伊朗的領導人,乃至歐洲的右翼民粹主義者,都有同樣的對科學的詆毀和對外人的排斥,這播下了疑神疑鬼的種子,讓人們不知道該相信誰。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V·普京(Vladimir
V. Putin)和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等強人領袖並沒有去試圖消滅病毒,而是趁機以其引發的動蕩為掩護,鞏固自己的力量。

然而,將一切推到特朗普身上,或一股腦推到各國領導人身上,都過於簡單了。部分問題實際上源於病原體的殘忍特性。

各國為抵禦先前的全球災禍而使用的工具,被冠狀病毒一一擊敗。詭異的感染方式,持續不懈的傳播,已經導致各國不得不嚐試各種截然不同的應對方式。在病毒測試、取消公共聚會和隔離方法上缺乏一致的標準,這加劇了人們的焦慮,並削弱了他們對領導者的信心。

供給和需求在同一時刻受到衝擊——被關閉的中國iPhone工廠;威尼斯空無一人的貢多拉;以及其他地方旅客放棄前往的郵輪、旅館和航班——政府在2001年9月的恐怖襲擊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後為抵禦混亂所鍛造的武器,恐怕難以用來對付這種新的現象。

遊客們放棄了郵輪、酒店、航班等等,包括意大利威尼斯的貢多拉。 ANDREA PATTARO/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這次危機的性質,與2008年危機有本質區別,因為傳統手段的效果不佳,”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理查德·N·哈斯(Richard N.
Haass)說。“即使美國發揮領導作用,傳統方案用在現在的情況沒有多大意義。”

例如,英國因其強勁的經濟應對而贏得讚譽,他們不僅為醫院和因疾病而停工的工人提供了數十億英鎊撥款,還包括英格蘭銀行的大幅降息。

然而,倫敦股市仍然下跌,盡管跌幅不及華爾街。麵對財政部長史蒂芬·馬努欽(Steven
Mnuchin)提出的允許美國人緩交所得稅的提議,華爾街投資人不為所動,馬努欽聲稱此舉將為經濟注入2000億美元。

特朗普先生的另一個大想法是削減薪金稅,眾議院民主黨議員宣布這“不可能”,他們慌忙提出立法,在財務上幫助受迅速傳播的流行病影響的患者、工人和家庭,並且快速提交至周四的眾議院投票。

哈斯認為,考慮到市場的慘狀,集中精力抑製經濟衝擊是可以理解的,但為時過早。他說,各國在開始實施財政計劃以修複經濟損失之前,需要投入精力以減慢並緩和病毒的傳播。

問題是,除了少數例外,他們的努力都沒有什麽好結果。在美國,由於開發冠狀病毒檢測工具的進度遲緩,以及檢測手段的缺乏,官員們甚至在出現本國第一例病例數周後仍無法了解疫情的真實規模。

在受災嚴重的意大利,政界人士和醫學專家爭論當局是否在倫巴第對太多人進行測試,誇大感染人數,加劇公眾恐慌。意大利的反應可能會遭到反疫苗運動的進一步削弱。該運動曾受上屆執政的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Five
Star Movement)的支持。

在世界上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意大利倫巴第,人們戴著口罩。 CLAUDIO FURLAN/LAPRESSE, VIA
ASSOCIATED PRESS

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病毒學專家克裏斯·史密斯(Chris
Smith)博士表示,考慮到世界各地不同的檢測程序和診斷標準,連對兩個國家的病例數進行比較幾乎都是不可能的。

最極端的例子是,當中國開始根據症狀而不是大多數國家仍在使用的實驗室檢測來計算確診病例時,病例數出現了大幅飆升。但即使是實驗室測試,不同的地方也可能產生不同的結果,這取決於實驗室使用的對象以及醫務人員收集和處理標本的方式。

中國武漢。國務卿邁克·龐皮歐對“武漢病毒”一詞的使用,加劇了全球應對行動的困難。 REUTERS

“不同的國家正在做不同的事情,”史密斯談到測試項目時說。“這不是蘋果和蘋果之間的對比。”

民粹主義的興起減少了各國合作的意願,使問題更加嚴重。歐洲領導人周二晚間舉行了三小時的電話會議,同意設立一個250億歐元(合1930億元人民幣)的投資基金,並放鬆對航空公司的監管,以遏製經濟危機的影響。

但他們未能克服各國對分享口罩和呼吸器等醫療器械的反對,因為健康問題是國家政府的責任。德國、捷克共和國等國家已經加強了對這些設備的出口限製,以便將其留給本國公民。

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警告說,這種病毒將感染德國60%到70%的人——她稱這一數字來自“專家共識”——這是世界各國領導人對該問題嚴重性最坦率的承認態度。這完全符合從物理學家轉型為政治家的默克爾的性格,令她進一步成為自由主義西方世界中特朗普的一個鮮明對比。

“我們會竭盡所能,”她說。“我們不會每天都問,‘這對我們的赤字有什麽影響?’”

然而,就連默克爾的地位也被德國極右翼勢力的複蘇削弱了。德國拒絕了意大利提供醫療器械的請求,中國卻向意大利提供了包括200萬隻口罩和10萬隻呼吸器在內的援助。

在今年1月脫離歐盟的英國,已經有人擔心該國將無法獲得疫苗,或者將不得不支付比其他歐洲國家更多的費用。約翰遜的政府在最近的選舉中獲勝,憑借的是受民粹主義影響的“完成脫歐”(Get
Brexit Done)宣言。如今這個政府正在吃力地向民眾宣講疫情暴發的風險。

約翰遜政府在唐寧街設立了一個擅長行為心理學的所謂“哄勸”部門,為此投入了大量資金。但前英格蘭西北部地區公共衛生主任約翰·阿什頓(John
Ashton)說,政府在判斷人們的接受限度,並以這個限度為依據來製定自己的應對措施,這可能是在用一種假惺惺的屈就方式對待英國人民。

英國直到最近才開始公布感染發生的具體地點。阿什頓說,他們應該提供更詳細的信息,就像香港一樣。香港公布了具體到建築的患者地圖,並提供他們在那裏的時間和感染病毒的方式。

“我認為這是一種哄人的姿態——他們需要讓公眾充分了解情況,”阿什頓說。“你必須像對待成年人一樣對待公眾,而不是把他們蒙在鼓裏。謠言和歇斯底裏就是這麽來的。他們不向人民開誠布公,實際上是在製造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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