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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文:什麽是平庸的惡?納粹都曾是普通人

新聞 心怡 3周前 (03-14) 23次浏览

熱文:什麽是平庸的惡?納粹都曾是普通人

西曆1960年5月11日,以色列特工組織摩薩德在阿根廷綁架了逃亡於此的前納粹黨高官阿道夫·艾希曼,並於次年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法庭公開受審。艾希曼從1942年萬湖會議以後就受命主持清除歐洲的猶太人,是奧斯維辛等集中營發生的種種慘案的直接炮製者。這次審判自消息公布之日起,便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其中就包括曾經發表了《極權主義的起源》的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的注意。審判中,被掩護在防彈玻璃亭之內的艾希曼拒絕認罪,他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他並不是納粹機構中的核心,而隻是槍手手中的一支手槍而已。在艾希曼看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上級指令進行的“合法”的行為,正如他的辯護律師賽瓦提斯博士在總結陳詞時指出的,“艾希曼的所作所為是因為:如果他贏了,他將獲得勳章,如果他輸了,他就得上絞刑架”。(齊格蒙·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頁25)

阿道夫·艾希曼相貌端正,儀態文雅,1937年以前一直是個虔誠的福音教徒,在原本希望在耶路撒冷審判中觀察一下“這種人類”的漢娜·阿倫特眼裏,“他一點也不粗野,也不是非人類的,也不是難以理解的”(阿倫特致布呂歇爾的信,1961年4月15日,美國國會圖書館)。但正是這個人,在執行納粹黨的指令時,暴露出了他凶殘的一麵,用如同檢疫局行政人員清除感染疫情的牲畜一樣的一絲不苟、嚴謹細致的態度執行著清除德國占領區內猶太人的指令,這不禁令人思考:這樣的人間慘劇真的隻是因為諸如希特勒這樣的少數某些人的“極端的邪惡”而造成的嗎?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普通人離艾希曼究竟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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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邪惡的平庸

毫無疑問,當艾希曼說出“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的時候,已經完全否定了自己的行為需要考慮道德或者正義的可能性,這也為艾希曼的殺人狂魔形象增添了冷酷的一筆。不論是在影視作品等大眾傳媒工業品中,還是在許多社會學家對奧斯維辛式大屠殺的論述中,都有意無意地將執行屠殺的人刻畫成虐待狂、暴力傾向者、毫無道德感的人,而當研究者發現,那些集中營裏的工作者在擔任此項工作前還隻是一些與世無爭的普通人時,很容易引入這樣的結論,也即每個人的心裏天生就埋藏著邪惡,其善者偽也,從而在根本上動搖道德和善良禮俗的根基。事實上這麽做有欠考慮,劊子手日複一日砍掉罪犯的頭顱,並不意味著這個劊子手本性的邪惡。如果罪犯真的應當執行死刑,那對罪犯的砍殺就意味著正義得到實現,而不是劊子手的個性出了問題。

集中營的工作者們是在怎樣的安排下“順利地”完成了屠殺的工作的?漢娜·阿倫特在她那篇曾一度飽受爭議的報告中認為,這個過程中需要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是使執行者們克服“動物性的同情,這是所有正常人在看到肉體這模式都會產生的”。除非是心理極度變態之徒,人都本能地對折磨他人的肉體感到痛苦,即使是因為仇恨而殘殺他人,經過每天數千人的殺人經曆,因為仇恨而產生的殺人激情也會很快減退。因而,納粹黨衛軍在行動中,對接近屠殺現場的人,會傾向於選取性格沉穩、遵守組織紀律的成員,而對那些對這項工作積極性強、意識形態立場過於狂熱的人,則將其小心地排除出工作隊伍,從而將清除猶太人的這項工作當做一場公事公辦的程序。也正是在這樣的工作氛圍當中,每個人將自己的工作僅僅作為紀律要求下上級派發的任務、一件必須要完成的使命,猶太人集中營才因此成為了一台穩定而高效的殺人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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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被判處死刑的後一年,美國心理學家斯坦利·米格拉姆進行了一係列的試驗。受測試者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同年齡段與不同社會階層,實驗員聲稱這次實驗是為了心理學與教育學的研究,從而要求受測試者觸動按鈕對隔壁的實驗對象進行電擊,受測試者能夠聽到隔壁傳來的電擊對象的尖叫聲,電擊電壓隨著實驗的推進而逐步加大,進而達到足以危機人的生命的伏數。在實驗前,有關心理學專業人士都認為隻要電擊電壓量達到一個相當低的水平,百分之百的受測試者都會因為行為的殘酷而退出試驗,然而結果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近70%的受測試者都按照實驗員的要求進行到了最後,將電壓推進到了足以致人死亡的額度。(米格拉姆《對權威的服從: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學實驗》,新華出版社,頁39以後)雖然受測試者的隔壁傳來的隻是事先錄好的尖叫聲,但是這些受測試者並不知情,在明知對象會因為自己的操作而死亡的情況下,大多數的受測試者都很有耐性地執行了指令,隻是因為實驗員聲稱這次實驗是為了“科學的研究”。這就使我們可以想象,當屠殺猶太人這個超出一般人道德承受能力的要求被作為國家權威所發布的指令時,可以被操作人員如此毫不猶豫地執行了。

米格拉姆實驗的另一處令人震驚的結論是,當受虐對象從受測試者的視覺中被隔離開時,施虐往往會很容易地進行。這不難理解,麵對麵直接進行殘酷的行為,身心感官都會受到觸動,而受測試者與對象被一堵牆壁隔開,盡管仍能聽見對象的慘叫聲,但還是更加容易下手了。那如果對象被從視覺聽覺全方位與操作者隔離開時,殘酷的行為便隻是簡單地按一個按鈕或是別的什麽,虐待便可以輕鬆簡單地進行了。這就是對猶太人的屠殺的可怕之處,猶太人被安排在精心偽裝成浴室的毒氣室裏,牆壁另一頭的納粹工作人員僅僅隻是觸碰幾個開關,猶太人便會悄無聲息地死去,整個過程就猶如現代工廠中的流水線,屠殺任務被分解為若幹個步驟,每個部分都簡單易行且盡量減少道德壓力,以確保屠殺能被批量執行。

“他真是個傻瓜,但卻並不是傻瓜,這個人是愚蠢的,但這又什麽都不是。”漢娜·阿倫特在與雅斯貝爾斯的信中這樣評價艾希曼。(阿倫特致雅斯貝爾斯的信,1963年12月29日,馬爾巴哈)如同其他從事“最終任務”的不能思考的可憐同僚們一樣,艾希曼具有著一種邪惡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這種惡與極端的邪惡不同,為惡者甚至意識不到自己正在作惡,但正是因為平庸的惡助長了極端的邪惡,才釀成了20世紀因極權主義導致的種種慘劇。集中營的工作者們和米格拉姆實驗當中的受測試者有其相似之處,權威的命令將他們的責任轉移開,使得他們進入了一種“代理狀態”(agentic
state),即一種把自己看做執行他人意願的情況。(米格拉姆《對權威的服從》頁104)進入代理狀態的人以一種事不關己的態度看待自己的行為,即使殘忍的結果經自己之手施加在受害者身上,他們也並不認為這是自己的責任。這事實上是一種思維的懶惰,處在這一狀態中,一個人就自己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甚至放棄了自己的人格,因為他事實上是在以“委托者”的人格進行所有的行為。自我被消解於無形,放棄了思考的個體終於被平庸化了,而不再以整全的人這樣的麵貌出現,成為了對權威惟命是從的平凡的操作員,這樣,不論權威是善還是惡,指令是正義還是不法,都一統遵照執行。

懶於思考是現代人普遍具有的惡習。漢娜·阿倫特關於《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報告發表後,因為她尖銳的觀點,憤怒的謾罵塞滿了她的信箱,但是卻並沒有多少真正有價值的反駁,甚至在指責她的人中究竟有多少人讀完她那篇僅長達十頁的報告都是一個問題。正是因為懶於思考,人們在委托狀態中失去自我才成為了可能,否則哪怕隻有一點道德考量,平庸的惡便不會發生。這種委托狀態不是僅僅存在於納粹黨體製中,而是遍布現代生活的各個領域,就像製造原子彈的工人們從來不會考慮自己需要為廣島的死難者承擔什麽責任,他們隻不過是完成公司承接的訂單罷了。這是多麽危險的想法!同樣是因為懶於思考,現代社會才有諸多的“政治正確”,地位平等、拒絕歧視、保障經濟、確保生活水平等政治正確的觀念從西方開始確立,進而發展到了中國。事實上,這些問題在學理上都具有考量的餘地,但因為它是政治正確,才成為了工具理性解決大部分問題時毋庸置疑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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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屠殺與現代國家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指出,奧斯維辛式的大屠殺是現代社會獨有的產物。(齊格蒙·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頁3)與人類曆史中的曆次軍事屠殺或者屠城行為不同,甚至與20世紀末葉發生的盧旺達大屠殺也不同,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清洗呈現出了一種鮮明的機製性,它是在權威製定的清楚猶太人的目標指導下,由一整個理性、精確、高效的行政機關負責執行的一種批量操作的產物。負責進行滅絕行為的執行者們完全不是窮凶極惡、嗜殺成性的魔鬼,它們隻不過是執行者一個難度較大的行政任務。用希爾博格的話來說,“大多數參與者沒有對猶太小孩開槍或者往毒氣室傾灌毒氣……大多數官僚成員所做的隻是起草備忘錄、繪製藍圖、電話交談和參加會議。他們隻要坐在他們的桌子旁邊就能毀滅整個人類”。(
Raul Hilber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
P1024)在人類曆史上,恐怕隻有日本731部隊在中國的人體實驗、薩達姆對庫爾德人的屠殺等寥寥幾個案例可以與之相比。而相對於它的類似者,以奧斯維辛集中營為代表的清洗機構則是前無古人的登峰造極者,有計劃的、科學信息化的、專門的、被有效管理的、協調一致的:這些特點使它成為了歌德《浮士德》詩中靡菲斯特的現代注腳,代表了人類工業文明經過兩百年的發展最終達到了的魔鬼般的力量。奧斯維辛集中營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個生產對象特殊的大工廠,對此,費恩戈爾德是如此論述的:

“(奧斯維辛)也是現代工廠體係在俗世的一個延伸。不同於生產商品的是:這裏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終產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麽多單位量被仔細地標注在管理者的生產表上。而現代工廠體係的象征——煙囪——則將焚化人的軀體產生的濃煙滾滾排出。還有現代歐洲布局精密的鐵路網向工廠輸送著新的‘原料’。這同運輸其他貨物沒有什麽兩樣。在毒氣室裏,受害者們吸入由氫氰酸小球放出的毒氣,這種小球又是出自德國先進的化學工業。工程師們設計出了火葬場,管理者們設計出了以落後國家可能會嫉妒的熱情與效率運轉著的官僚製度體係。就連整個計劃本身也是扭曲的現代科學精神的映射。我們目睹的一切隻不過是社會工程一個龐大的計劃……”(Henry
L. Feingold,” How Unique is the
Holocaust”,轉引自齊格蒙·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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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火化爐是集中營的副產品一樣,奧斯維辛也是現代國家的副產品。與傳統的古代邦國不同,現代國家擁有著強大的國家機器,它通過高效率運轉的官僚體製完成了對國家方方麵麵的數目字管理,隻要國家的管理者下達指令,這個機器就會以難以想象的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完成這一任務。在人類的不同層次的組織之間往往具有著極大的相似性,現代國家同樣有如一個大號的現代工廠,它的各種官僚機構就是工廠各個職能組織裏的工人,生產出一種種行政行為,在這種意義上,現代官僚體係的管理對象是非人化的,人對於現代國家來說隻是表格上的一串數字或是一組資料。就像今天的話語體係裏,人有許多種形式,比如在區域經濟學中的人力資源,在宏觀調控中的勞動力,在交通運輸中的返鄉客流,在文化傳播中的媒體受眾,但是從來沒有提到過“人”,甚至當我們把勞動力、老齡化人口、技術型人才這些術語替換成“人”時,我們會感到這種說法不專業或者很奇怪。在這種非人化視角下,無論是現代工廠還是現代國家,它們的思考方式都是工具理性的,隻是進行單純的以完成目標為導向的一係列機械運算,一切以成果最大化為中心,不論是以階級鬥爭為中心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現代國家都能夠出色地執行這些綱領。我們在幾十年後反觀猶太人問題的解決曆史,就可以看到它作為納粹當局的一件重要任務,其解決方式是如何在工具性考量中逐漸被極端化了的。一開始,將猶太人遷移出德國國境是最有效的辦法,艾希曼作為一名“能吏”還因為快速順暢地將奧地利猶太人遷出而受到了嘉獎;但在此之後,隨著戰爭爆發,第三帝國領土急劇擴大,所要解決的猶太人便從德國擴大到了歐洲,工作計劃也隨之改變,納粹先後策劃將猶太人全部遷入波蘭的保留地、剛從法國手中奪占的馬達加斯加和占領指日可待的廣大俄羅斯領土,然而隨著對占領地區管理成本的增大、英國海軍在大洋上的騷擾和與蘇聯地麵戰爭的失利,這些計劃最終都變得遙不可及。於是,從肉體上消滅猶太人的“最終方案”(
Die
Endlösung)因為被證明是最有效、最節約並且是最可行的方案,毫無懸念地被確定了。一切都仿佛是行政機關的一個平淡無奇的決定,猶如今日經過多方論證最終上馬的工業項目,整個環節都充分地考慮到了經濟性、可行性和結果最大化等多方麵的因素。

其它的道德考量或許會零星地出現在官僚機構人員個體的腦海中,但是作為國家機器中的一員,根本的道德準則就是螺絲釘一般盡職盡責地完成任務,就算任務與行政人員個體的本心相違背,還是應當服從國家的安排——畢竟隻有極少數人才會按照本心行事,冒著生命危險去列辛德勒的名單。這種狀況是具有普遍性的,雖然猶太人大屠殺隻發生在納粹德國。在平時,國家指令與個人的道德本心之間的矛盾並不是十分明顯,但竊聽私人電話、驅趕示威群眾、不顧環境能力而破壞性地發展本地工業,這些令人產生道德不安的行為始終廣泛地被各國的行政人員執行著,並非行政人員不會意識到如此行事的結果,隻是因為被告知這麽做是為了更高的目的,因為被要求按照國家意誌行事,也因為代理狀態下事不幹己、擺脫直接責任的心理狀況。

在官僚體係成員的身上體現出的行為與良知之間的分裂,是現代社會的典型特征。從黑格爾以降,思想者們就注意到了這種割裂,肉體與靈魂被割裂,法律與道德被割裂,正義與責任被割裂,人格與職業被割裂,大學也不再被視為培養完整人格的場所,而是職業技能培訓商店,不論是精英還是庸人在現代教育製度下都被訓練成掌握某種特定技能的專門性人才,不同的專業都各自具有著不同的視野,限製了每個人的眼界。於是,有了受教育時期被灌輸的理念,再加上周圍環境的影響熏陶,不論警察還是會計,公務員還是收銀員,專門性人才在他們各自的崗位裏,都會不假思索地以技術考量決定自己的行為。曼哈頓計劃中的科技員按照政府要求研製原子彈,和今日的菜農對作物噴灑高劑量農藥,事實上是由於同一個原因,即純粹考慮技術上的結果,而不對行為作道德衡量。因為道德在現代社會被認為是特定曆史時期人類經濟社會狀況帶來的產物,而且據實證主義“法律人”聲稱,它與法律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事物。也正是如此,在現代國家對自己人民的管理走向非人化的同時,現代人自身也逐漸非人化地對待自己,完全站在自己所在職位的立場上處理問題,仿佛一件為這個崗位量身訂做的工具。奧斯維辛大屠殺隻有可能產生在這樣的社會裏,創造這個悲劇的就是少數真正邪惡的政治領袖,精確而不帶情感的官僚機製,以及現代人狹隘的道德冷漠。所幸當前的世界並非完全意義上的現代社會,宗教依然受到尊重,過去的許多傳統依舊得到保留,否則一個被現代性完全占據人類的所有方麵的社會,在麵對某一個心懷惡意的野心家時沒有任何勝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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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刪帖員是無辜的

現代性是一個複雜而深刻的問題,幾乎難以為其下一個令人滿意的定義。古代人與現代人有著許多根本的區別,在古代人的眼裏,世界是一個完好的整全,人同樣作為一個豐滿的整全,與作為更大整全的世界有著某種聯係,因此不論是一花一草,一山一水,日月星辰,它們的細微變化都意味著它們所屬的世界的某種隱微意義。至於人,則必須具有良好的道德與豐富的知識,人的所有知識與道德法則都直接來源於代表整全世界的超然存在者,因而是必須相信並遵奉的,即使是道德敗壞者也並不否認道德的權威性。而隨著現代性逐步顯現和發展,具有了科學技術作為工具的人成為了萬物的尺度,人類開始用科學去衡量目之所及的一切,無論是上帝與道德還是經濟與社會,都必須接受科學的審查,凡是與科學相矛盾者,便目之為不合理之物。現代性的擴張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超然的永恒存在者不再被人相信,甚至無法用科學去度量的永恒本身也不受待見,幾千年屹立不倒的建築幾乎不可能再被建造出來了,現代人注重的是當下,快速地消費物質產品從而獲得愉悅成為了人生的主要意義。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或許會進一步追求更高層次的完善,但是這又如何?他無法說服或阻止其他人的消費主義享樂,同時稍不注意,同樣也會為耳目顏色所迷。

現代社會在現代性的影響下形成了一個由鋼筋混凝土構建起來的花花世界,它以人的思想能力的衰弱為代價,將勢力所及的所有人網羅在內,娛樂著他們的神經。過去一個人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不論是花天酒地還是清心寡欲,耕讀傳家還是避世隱居,在一個共同體內都得到尊重和包容,並且可以自由地選擇。而消費主義依靠著它強大的吸引力具有風靡上下的力量,我們生活世界中充斥的各種廣告、電話銷售、影視產品都在向我們施加消費的暗示,潛移默化中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不知不覺中購買了遠超生活必需的消費品。即使是自控力堪比聖賢之人,在經濟能力足以擔負高消費生活的條件下想要有意識地抗拒這種生活方式,拒斥高排量的私家汽車、不斷更新的智能信息產品和不停更新的鮮衣美服以及其它類型的無止境消費,難度都是很大的。列夫·托爾斯泰就是一個例子,他較早地意識到了自己浮華舒適但毫無意義的生活,但直到自己的晚年才鼓起了勇氣拋棄了原本的生活,最終在一個偏僻車站告別了自己偉大的一生——他以自己的死亡成就了意義。但大多數人沒有這種能力,消費主義在擴張人的生活需要的同時,也在製造平庸,人們在消費生活中與他人使用著同樣的商品,逐漸成為了無差別的消費者,失去了思想能力的消費者已經沒有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能力了。這種堅不可摧的消費主義還具有一個無比正當的理由,當人們懷疑消費主義是否真的適合於人類時,它可以反問:你能阻止消費者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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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標榜著用理性的精神對待一切,但恰恰又充滿了非理性。米格拉姆的實驗就暴露了這個特征。縱觀大屠殺的整個過程,人們隻是下意識地服從著上級的命令,執行著那些隻要稍加思考就能意識到這是在犯罪的行為。如果我們還不能對這一問題進行反思的話,整個人類就將排隊走上被告席。

這一句話確實有危言聳聽之嫌,但是人類曆史上的許多悲劇確實是在群體的無意識當中產生的(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在齊姆巴多最後不得不終止的“模擬監獄中的人際動力”實驗當中,僅僅因為被分派了獄警的實驗角色,那些被隨機挑選出的大學生就展現出了暴戾的麵孔,殘酷地對待同時入選卻被安排為罪犯角色的另一批大學生,這不僅展現了人性未被約束時可能出現的惡性,而且還說明,集體為惡從法國大革命、中國的十年浩劫到盧旺達大屠殺,幾百年間的群體性暴行都給予了證明。


當你每天打卡上班,坐下,泡茶,打開電腦,重複每天如此的工作,這不過這份工作的內容隻是按照係統的要求,按照有關的規定操作,就算你無法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隱隱覺得這件事情有什麽不妥——但是,這不是你的責任,你隻是按部就班地執行任務,去完成那一整個體係中的小小一環而已——這就是再邪惡不過的平庸了。

                 
                 
  於2014年春

                 
               上海社科院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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