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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劍雄:某些人認為傳播“陰謀論”對中國有利(圖)

新聞 雅惠 3周前 (03-15) 41次浏览

摘要:

我們這裏之所以陰謀論盛行,是由於某些人得到縱容,甚至認為傳播這些東西對中國有利。(實際上,)默認或放任各種陰謀論、對其他國家造謠,對我們沒有任何好處。

(文章原標題:抗疫的三個尺度:人文、法治和科學專訪曆史學家葛劍雄)

 

 公民自己要有理性判斷

  馬國川:您最初知道新冠肺炎疫情時,有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這次疫情對您個人的生活和研究有什麽影響嗎?

  葛劍雄:我最早看到消息,就懷疑有關部門在掩蓋疫情,因為有過SARS經驗。還沒有查清楚情況,就輕易否認人傳人,這是不符合常識的。但是因為沒有充足的信息,不知道問題有多麽嚴重。等到1月20日鍾南山院士出麵講肯定人傳人,勸人們不要去武漢,我就明白事情相當嚴重,第二個SARS又來了。

  疫情對我沒有太多的影響。我正好有兩部書稿等著要完成,隻要網絡通暢,再加上家裏藏書,可以在家裏工作。武漢信息剛公布出來,那麽多病人不斷地增加,的確很令人震驚。武漢失控,病毒傳播途徑不清楚,都加劇了人們的恐慌。政府為了公共安全謹慎行事,但是公民自己也要有理性判斷,知道哪些是不得不做的,哪些是應該正確做的。

  馬國川:有傳言說這次疫情源自人造病毒,或者國內實驗室泄露,或者來自國外,盡管已經辟謠,但是各種各樣的說法仍然廣泛流傳。

  葛劍雄:我從一開始就認為,這些說法是胡說八道。社會上大多數人是沒有判斷能力的。有些人自以為有知識、有判斷,其實缺乏基本常識。陰謀論是不需要證據的,隻是一旦被某種勢力所利用,就顯得更加陰暗。

  陰謀論全世界都有,還會不斷出現。我們這裏之所以陰謀論盛行,是由於某些人得到縱容,甚至認為傳播這些東西對中國有利。比如,有些人散播轉基因的陰謀論,連院士都不敢說話,一開口就被罵賣國。其實這對我們自己沒有任何好處,反而給國家造成很大損失。所以,我們不要理會那些製造陰謀論、相信陰謀論的人,重要的是主流輿論一定要守得住,不能讓那些陰謀論、網絡暴力放任自流。

  馬國川:疫情還是沒有結束,已經有一些人開始歌功頌德。在這樣的災難麵前,知識分子應該堅持什麽樣的底線?

  葛劍雄:頌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缺陷,頌聖的文人曆來都有,隻是現在又有新的創舉而已。這樣的人永遠都有的,問題在於主流對它采取什麽態度?隻要支持不好的傾向,它就不可能消失。如果認為這對自己有利而縱容,這種東西當然會大行其道。誰握有言論管理之權,誰就有責任采取鮮明態度,對輿論走向責任。

  知識分子的作用建立在自己的知識基礎上,知識為什麽有價值呢?因為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知識分子應該有自知之明,對自己真正有把握的問題提出意見,能做什麽就做什麽。

  馬國川:作為中央文史館館員,您對於目前的抗疫有什麽建議嗎?

  葛劍雄:我不是醫學專家,不可能提出抗擊疫情的具體建議。最近我向中央文史館提交了一篇短文,講了曆史上三件事和三個教訓:

  第一,很多病毒都是通過人員流動來傳播的。比如東漢末年,因為有一批匈奴人從蒙古河套到了洛陽,然後又到山西河南,傳播了鼠疫病毒。當時正值天下大亂,軍閥混戰,成百萬人逃難。人口大流動導致建安二十二年爆發全國性瘟疫。今後人口流動更大,病毒傳播的可能性也更大。

  第二,東漢時一部分人已經知道傳染病要隔離,把有些病重者抬到郊外,看似不人道,卻是個好辦法。可是外地來的官員認為這是不仁不孝之舉,要求通通抬回去,結果導致更多死亡。因此,抗疫不能隻講道德,要講科學。

  第三個例子,因為傳染比較多,當時曾經規定,如果家裏有三人發病,可以不上朝。結果有人反對說,拿了公家的俸祿怎麽能不工作呢?規定廢除,導致交叉感染。因此,不能隻講奉獻,不講科學。

  愛國主義必須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

  馬國川:疫中諸多醜陋的社會現象,被批評為中國固有的國民性。在您看來,存在所謂的國民性嗎?

  葛劍雄:所謂國民性,當年魯迅等人提出來,到現在還停留在個人感覺或一些個例上,沒有認認真真做過科學研究,也缺乏比較。今天有條件用社會的方法做調查,抽樣分析,不應該再作空泛之論。

  以前的社會為什麽守住底線?因為兩三千年來,一般中國人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就可以維持基本的社會倫理底線。為什麽現在很多人基本底線都沒有?就是因為既沒有敬畏,又沒有基本的現代文明教育。如果我們的義務製教育是合格的,那就不會出現這樣問題。

  馬國川:疫中出現了醜陋的地域歧視現象,為什麽最講愛國主義的國家卻歧視和排斥自己的同胞,這是不是一種矛盾現象?

  葛劍雄:一點兒不矛盾的。從精神層麵看,愛國主義的最高境界是一種信仰。愛國主義不是唯物的,唯物就麻煩了。有宗教信仰的人,宗教信仰和國家信仰合在一起。中國是世俗的愛國,愛國並不是一種信仰,就要跟政權聯係起來,在古代愛皇帝,愛具體的政權就是愛國。

  我們的愛國主義不是與生俱來的信仰,而是後天的教育,所以有一個科學完整的愛國主義教育就非常重要。遺憾的是,我們的愛國主義教育是不完整、不科學的,有很多界限回避了,不能真正講清楚。由於缺乏全麵理性的教育,大多數人,特別是年輕人的愛國主義是片麵的。

  馬國川:不管是網絡世界,還是在現實世界,這種片麵的愛國主義都很明顯。

  葛劍雄:這種片麵的愛國主義對自己、對國家都沒有好處。有了正確的愛國觀念怎麽運用?這就涉及知識結構和道德基礎。現在有些人自認為是愛國,但是結果對國家並不有利。為什麽呢?我不懷疑這些人的真誠,而是他們的知識結構、能力和道德基礎有缺陷。比如你提到的疫情期間出現的地域歧視現象,就是典型。如果不愛自己的同胞,愛國主義有什麽意義?

  愛國主義也是有邊界的,不管怎樣,不能突破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比如,《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剛剛公布,網上很多評論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實際上簡直是極端的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顯然這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隻能損害國家利益。

  馬國川:看來,隻有愛國主義,哪怕出自真心的純正愛國主義也是不夠的,一個人的行動和判斷能力還要受到道德基礎、知識結構的製約。

  劍雄關鍵問題是愛國主義教育本身有偏差,同時對於那些偏頗的愛國主義言行沒有進行疏導。主流媒體缺少公信力,往往是網絡在引導,某些極端言行沒有得到製止,反而受到縱容。愛國主義必須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但是理性是哪裏來的?如果個人不具備理性,主流輿論就要引導,政府就要引導。

  如果一個人正確實行愛國主義,有三條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人文,就是人道主義作為基本底線;第二,法治,要有牢固的法治觀念。第三,科學,要尊重科學。

  抗疫的三個尺度

  葛劍雄:其實,這三條也是各種抗疫措施的衡量尺度。

  馬國川:這次抗疫中發生了一些人道主義悲劇,例如腦癱兒童的死亡、孫子孤身陪同去世爺爺數日等,都讓人感到悲哀。

  葛劍雄:抗疫是為了救人,一定要避免在此過程中再釀成人道悲劇。疫情期間還有人公開宣揚不人道的話,突破了人文底線,令人痛心。

  從應對這次公共衛生危機的措施看,法治也是一個嚴重問題。例如,交通部說禁止封路,各地方政府要嚴格封路,到底法律根據是什麽?企業要複工,很多地方工人不許出來,甚至連村子都不許出,到底法律根據是什麽?更荒唐的是,某地方政府說要進入戰時狀態。憲法規定,隻有全國人大授權後,國家主席才可以宣布戰時狀態。不管到什麽時候,都要遵照法律規定。地方政府不管出台什麽規定,都必須明確法律根據,不能無視或踐踏法律。即使是緊急狀態,也不能越權行事。

  馬國川:如果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又要應對緊急情況,怎麽辦?

  葛劍雄:其實,我們本來有充足的法律資源,但是有的沒有運用,有的被濫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危機,即使沒有相關法律,要采取緊急應對措施,地方人大也可以根據授權臨時製訂地方法規。時間上完全趕得上來。根據國家的法律,省級人大可以製訂地方法規。比如說,在封城前,湖北省人大可以立即通過一個緊急條例。

  1月28號晚上,我就通過有關部門提了幾條建議,其中有一條是應該充分利用法律資源,由地方人大授權進入緊急狀態,然後依法征用物資、車輛等社會資源,取消或限製公民的某些自由。

  馬國川:這次抗疫過程中就能看出來,有很多官員缺乏法治精神,隻想聽上級明確指令,而不是根據現有法律積極行動,保土安民。

  葛劍雄:疫情結束後,應該研究法治怎麽發揮作用。一方麵對現在采取的應急措施進行法治評估,違反法律的應該追責。另一方麵要彌補法律的漏洞,完善具體的條例細則,明確處理類似公共衛生危機的法律規定。

  馬國川:新冠病毒肺炎本身就是非常專業的科學問題,科學家的角色非常重要。

  葛劍雄:一方麵,決策者要尊重科學家的專業意見;另一方麵,科學家也要盡職盡責。如果在病例充分提供情況下,專家組做出了誤判,當然也要承擔責任。

  我注意到媒體報道,衛健委第二批專家組一個成員抱怨說,在武漢根本病例都看不到,數據都沒有,讓他怎麽判斷?當時湖北省衛健委官員反問,難道懷疑我在隱瞞嗎?為什麽不能懷疑你呢?這次事後一定要依法追究,到底是哪一級、是誰在隱瞞?要公布決策全過程,該追究法律責任的,一定要追究法律責任。

  馬國川:有人辯解說,麵對突發的公共衛生危機,專業的科學知識不懂,官員也很難做出正確決策。

  葛劍雄:不需要懂得很多專業知識,隻要有科學常識和基本邏輯,隻要接受正確的信息,就能夠做出基本判斷,可以進行決策。對一般公民來講,把義務製教育階段的課程學好,基本的科學概念就應該有了。我們講的科學實際上是基本的科學素養、科學觀念,因此隻要是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就可以了。現在關鍵的問題是,許多人連中學的科學知識都沒有,這是提高國民素質的重要任務。

  中國是有光明前途的

  馬國川:每次災難,成語多難興邦都會被引用。在您看來,應該怎麽正確理解多難興邦?

  葛劍雄:多難興邦並不是說,多難一定能夠興邦。多難未必興邦,多難喪邦的例子有的是。要興邦,首先要克難,同時吸取教訓。哪些難是天災,怎麽防範?哪些難是人禍,怎麽避免?隻有吸取了教訓,才能夠興邦。現在有的人心理扭曲,反過來把災難當喜事辦,這是特別需要警惕的。不然我們怎麽對得起這3000名多死者?

  馬國川:如果不總結教訓,將來還會在同樣地方摔倒。

  葛劍雄: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例如,在抗疫期間發生的次生災害有多大?由於沒有得到及時治療而死亡的其他病人有多少?將來都應該實事求是地調查清楚。又比如說,對中醫中藥的作用要客觀認識。即使有客觀效果,也要從科學上講清楚。何況這中間還涉及到一些利益集團和方部門利益,各種花樣。在這個意義,我希望這次公共衛生事件能夠促進社會的公開透明,這也是興邦的應有之義。

  另外,民間種種議論不可怕,網絡輿論也不可怕,關鍵在於主流怎麽引導。在信息社會,瞞也瞞不了,應該實事求是地把真實情況告訴大眾,不能隻是鼓動虛幻的、情緒化的東西。很多理性的事媒體不報道,一些非理性的事卻被放任自流。比如,現在網上那些公然對美國、日本等國家造謠的行為,不應該被製止嗎?它們都是在損害中國的軟實力。

  馬國川:在國家經濟實力增強的同時,如何提高軟實力非常重要。

  葛劍雄:我曾經問提出軟實力概念的約瑟夫奈教授。他解釋說,軟實力必須要自己認真去實踐,隻有帶頭做,才具有說服力。中央提出的很多很好的概念,我們做了沒有?例如,我們要承認每一種文明都有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地方,才能提高我們的軟實力,才能從文明互鑒的角度推動國與國之間關係的進展,從利益共同體逐步發展到人類命運共同體。假如不是這樣,而是默認或放任各種陰謀論、對其他國家造謠,對我們沒有任何好處。

  馬國川:這次公共衛生危機對中國影響深遠,許多人都在思考中國的未來。作為一個曆史學家,您對於中國的未來有什麽樣的期許?

  葛劍雄:我對未來謹慎樂觀。簡單一句話,形勢比人強。個人也好,群體也好,在災害麵前人人平等,在自然規律麵前人人平等。如果順應規律,我們可以用比較小的代價來取得光明前途;如果不順應規律,最後前途還是光明的,不過花的代價要大一些。

  在改革開放前,當年很多人都對未來沒有信心,但是現在中國的進步已經遠遠超出了我們當時的夢想。即使20年前,誰能夠想到中國會有今天?從這一點講,我希望大家都要有信心。我堅信,中國是有光明前途的,關鍵是我們在爭取光明未來的過程中,時間上不要花那麽長,代價上少交一點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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