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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教授陳錚鳴:英國新冠防疫策略是近乎無情的理性

新聞 俊杰 3周前 (03-15) 49次浏览

當意大利封鎖全境、法國宣布學校停課,英國首相鮑裏斯·約翰遜最新製定的防疫政策飽受爭議。盡管他在3月12日宣布英國的防疫行動進入了第二階段,但他宣布的最主要三個政策是出現發燒或者咳嗽症狀的人要進行自我隔離,學校取消海外旅行,超過70歲或者健康狀況有問題的人不要乘坐郵輪,並反複強調洗手對於預防新冠肺炎的重要性。

與此同時,英國的新冠肺炎確診人數持續上升,截至當地時間3月13日早上九點,798人確診。但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帕特裏克·瓦蘭斯表示,英國目前實際的感染人數可能在5000到10000人之間。隨著英國進入防疫行動的新階段,英國政府表示將不再對出現輕微症狀的病人進行檢測,這部分人被要求在家隔離,新冠病毒檢測將隻對病重入院的患者展開。

英國政府此前公布了針對新冠肺炎的防疫行動計劃,分為防堵、拖延、研究和減損四個階段。隨著感染數量的增加,防疫工作從防堵進入了拖延階段,即如何放緩病毒在英國的蔓延以及減少到達峰值的影響。

約翰遜將新冠肺炎形容為“一代人麵臨的最嚴重公共衛生危機”,但他同時表示采取更嚴厲措施的時機非常重要,因此暫時並未宣布關閉學校或者停止大規模集會。對於是否關閉學校的選擇,約翰遜表示:“科學建議是目前這麽做的危害大於好處。”

與其他國家采取的政策力度相比,英國的對策引發批評。英國前衛生大臣傑裏米·亨特批評約翰遜政府在英國距離意大利的現狀隻差4個星期的時候無所作為。世界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雜誌主編理查德·霍頓表示,英國迫切需要執行保持社交距離和關閉政策,而英國政府是在拿公眾的健康“玩輪盤賭”,是一個重大錯誤。

但瓦蘭斯表示英國政府現在采取的措施可以緩解疫情高峰期的到來,並有助於在英國產生群體免疫。他表示,由於大部分受感染人群都是輕症,他們在治愈後可以產生某種群體免疫,讓更多的人對新冠肺炎免疫。瓦蘭斯預計大約60%的人口在感染病毒治愈後英國才能實現群體免疫,這一數字經過不同角度的解讀變得爭議。

英國牛津大學流行病學教授陳錚鳴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英國政府的做法有時候是近乎無情的理性冷靜,但其中考慮到了英國的國情和民眾心理。他表示在英國準備了更多舉措,但這些措施在什麽時候實施才能達到最大效果是英國政府的重要考量,盡管這導致了英國的對策在和中國以及歐洲其他國家對比時看起來讓人難以理解。

“武漢最大的借鑒意義就是不能擠兌醫療資源,不能讓醫生感染,這是非常關鍵的。”陳錚鳴說。

《財經》:和法國宣布學校停課、意大利宣布封鎖全國相比,英國政府的對策是否過於輕視?

陳錚鳴:官方說是基於科學做出的決策,但科學家層麵已經有一些不同的聲音。《柳葉刀》主編和前衛生大臣都對政府的舉措有不同的意見,覺得他們做得太少。本來以為會有更大的舉措,比如關閉學校,限製或者取消大型的人群聚集活動如體育賽事、音樂會,或者有明確的規範,比如德國取消了1000人以下活動。因此約翰遜宣布的舉措在英國國內麵臨不同的聲音。

在我看來,現在的政策可能更多是希望對經濟和民生的影響降到最低,但這些措施遲早會改,因為英國疫情還處於急速上升階段。現在英國防疫工作已經進入第二階段,即降低傷害階段。第一階段是希望把病毒擋在外麵,英國在2月基本上是想通過早期篩查診斷和隔離接觸病例的人來圍堵病毒。現在出現大幅度社區傳播之後,可能力不從心,希望大部分的人能扛過去,不至於出現對醫療係統的突然大規模擠兌。按病情輕重進行治療也是合理的,因為中國和意大利出現的情況也存在這個問題。

《財經》:英國政府的一個策略是希望能夠產生群體免疫來對抗病毒,但在缺乏疫苗的情況下,這一策略是否過於冒險?

陳錚鳴:所以說英國的策略過於冒險和理性,現在德國也是這個措施。這與東方的打法完全不同,抵擋不住了,就把你引進來。這個病毒能不能消滅掉?它和SARS還不一樣,SARS感染以後發高燒,高燒之後才有感染力,最後病毒消失了。但新冠病毒是一個持久戰,最後消滅病毒有兩個方法,一是疫苗盡快出來,這是有希望的,但夏天之前肯定看不到。另一個是像西班牙大流感,來了三撥,最後消亡就是因為感染的人太多了,大家都產生了免疫力。有人在感染之後死亡,也有人感染之後治愈,恢複之後就產生了免疫力,病毒傳播的危險度也在慢慢降低直到最後消亡。

現在英國政府采取的也是這種理念。從某種角度來講,政府還應該多做一些,但想要采取亞洲,比如中國的做法,可能沒有辦法。中國的力度很大,快刀斬亂麻,但成本也很高。中國的措施也是在一個特定的時機,正好在春節期間,大家都在放假,已經停擺,那就繼續停擺,以此控製疫情。假如在常態下,要讓14億人都停擺,我覺得很難做到。各個國家國情不同,時間點和感染情況不一樣,出發點也各異,所以有各種應對方法,適合各自國情,但也各有利弊,沒有一個完美的方案。

《財經》:英國政府說是基於科學、概率和模型製定了這些政策,但新冠病毒是全新的病毒,如果算法不夠準確導致決策失誤怎麽辦?

陳錚鳴:雖然有這種可能,但現在病毒的係數已經基本上清楚了。R0再生係數,也就是一個人可以傳染幾個人,大概是三到四左右。以前傳播係數不到3,大概六天感染人數翻倍,但現在英國和意大利的情況是四天翻倍。實際情況可能更加嚴重,傳播係數可能在3到4左右。根據這個曲線基本可以預測,所以現在就是要延緩。一是通過宣傳,民眾自己采取一些行動,這樣對經濟的損失最小,因為一旦政府出麵的話,很多東西需要政府買單,經濟政策與政治政策是密切相關的。這裏有很多經濟考慮,各國有各國的國情。

另一個情況是,英國肯定會采取一些極端的措施,像意大利一樣,但要對采取這些措施的時間和民眾的耐受度進行評估。像中國那種程度的封城肯定不行,中國民眾忍耐力特別強,配合,有大局觀。英國民眾做不到,所以英國政府希望用在最關鍵的時間點。這種考慮有一定道理,但也可能不準確,可能低估了民眾的覺悟。

科學的東西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肯定會有不同的聲音,我們已經聽到了不同的意見。所以從個人角度,沒有必要都聽政府的,根據自己的知識和判斷,該采取什麽措施采取什麽措施。很多人可能還是歌舞升平,該幹什麽幹什麽,有可能最後沒事,但也可能兩個星期之後就開始罵了。但也有人比較警覺,盡量減少麵對麵的接觸,在生活盡量維持常態的同時,做你能做的事情。這是比較明智和理性的做法。其實社會的反映已經開始逐漸強烈了,哪怕政府不講,民眾會有自己的判斷。盡管如此,社會沒有出現大的恐慌,國家做國家的,社區做社區的,個人做個人的,找到一個比較平衡的方案。

《財經》:約翰遜的顧問說英國在四周之後可能麵臨和意大利同的局麵,英國的國家醫療服務體係(NHS)在多大程度上能應對這種局麵?

陳錚鳴:英國的情況肯定會惡化和蔓延,但會不會發展成意大利的局麵,我個人的判斷是可能不至於那麽差。第一,早期的感染曲線顯示,意大利剛開始的情況比英國還好,幾乎是零增長,後麵突然爆發,這說明圍堵工作做得不夠到位,社區已經廣泛傳播卻沒有察覺。英國前期也采取了各種措施,有些傳播及時得到了控製,雖然力度如果和新加坡相比可能還是不夠,但至少在2月沒有明顯的增加。

意大利好像非常風平浪靜,除了1月底有輸入性病例,後來基本沒出現。意大利是第一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和第一個切斷與中國航線的國家,最後也是疫情最嚴重的。由於采取的政策時間點把握得不好,或者把握好了但力度不夠,因為它不像武漢出現爆發,大家有一種虛假的安全感,覺得沒事,該幹嘛幹嘛。意大利2月舉行了很多活動,威尼斯狂歡節、米蘭時裝周、馬拉鬆都照常舉行。

這種聚集性的群體活動傳播很厲害,密切接觸和互相交流,成為病毒最好的傳播場所。病毒開始迅速擴張,開始可能以年輕人為主,他們沒有出現很明顯的症狀,扛一扛就過去了。慢慢擴散到老年人,真正的問題就爆發了。意大利是歐洲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對醫療的衝擊很大。意大利的另一個問題是出現地區性聚集,倫巴第大區的病例占了全國百分之六七十的比例。雖然這是意大利最富有的地區,但醫療資源再怎麽充沛也抵擋不住病人洪水般增加。英國希望病例能夠比較均勻地分布,不會在某一地方出現對醫療資源的嚴重擠兌。

我認為英國可能不會出現像意大利那樣的情況。一是年齡,英國的年齡結構相對沒有那麽老齡化,第二分布相對比較均勻,三是英國的感染雖然也在惡化,但早期病人的傳播沒有像意大利來的那麽快,準備時間比較充足。英國的疫情發展可能比意大利晚三到四周,醫院也在做必要的準備。現在分成兩步,一是沒有生命危險的手術推遲,但這會帶來一些醫療的次生危害。另外可能要像意大利那樣進行病人選擇。治療不是按先來後到,而是要根據病情,當呼吸機或者體外肺循環儀不夠的時候,給誰使用。這很殘酷,但沒有辦法。

《財經》:英國政府放棄了對所有輕症疑似病人進行檢測,但這也有可能加劇社區傳播風險。這是一個明智的決定嗎?

陳錚鳴:英國政府的做法讓中國來講很難理解,這是由它的政治、社會決定的,有的時候是近乎無情的理性冷靜。它根據概率論來計算,必要的措施希望民眾配合。英國是一個公民社會,診斷了一例不可能把患者的行動軌跡全部公布,在東方社會這麽做可以讓大家提高警惕,這裏出於保護個人隱私的目的是不可能做到的。你不知道在哪裏發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防控難度。

但現在的政策是,出現症狀全要隔離,我覺得民眾應該會遵守。經過兩個月大家對這個病的認識還是很重視的,電視上也在宣傳各種衛生防護措施,洗手,但沒有說戴口罩。這有客觀和主觀的原因,一是口罩緊缺,二是病毒通過飛沫傳播,隻要保持一定距離,所以強調洗手有其科學道理。

《財經》:放棄對輕症病人的檢測是因為檢測能力不足嗎?

陳錚鳴:我不認為完全是,這是英國的一個策略。其實在2月英國已經開了十幾個檢測中心,現在的能力大概一天可以檢測一到兩萬。檢測出的數量可以體現疫情嚴重程度,但都去檢測,結果顯示陽性也未必去得了醫院,因為要視病情而定。如果是輕症就待在家裏,因為80%的人都是靠自身免疫力扛過去。一部分人扛不過去才到醫院。這看上去是近乎無情的理性冷靜,但也有它的道理,因為感染數量大,必須要做一些取舍。在家隔離,英國的條件比中國好一些,因為人口密度比較低,家裏通常有幾個房間,分為樓上樓下。但不檢測就不會了解疫情的真實情況。

《財經》:武漢之前也是輕症在家隔離,但由此導致更多人感染,所以後來建設方艙醫院集中收治,武漢的經曆對英國沒有借鑒意義嗎?

陳錚鳴:武漢最大的借鑒意義就是不能擠兌醫療資源,不能讓醫生感染,這是非常關鍵的。進方艙醫院的患者其實很少接受治療,大部分不需要治療就扛過去出院了。但通過設置方艙醫院減少了不必要的社區傳播。英國需不需要?現在暫時可能還不需要。一是英國的量還沒有那麽大,二是英國的國情決定可能不需要這麽做,它的社區密度低,居住條件也比較好。英國強調在家隔離的話,家人一定要隔離,希望不會產生太多家庭聚集的交叉感染。肯定會有,但嚴重程度現在還不是很清楚。

《財經》:戴口罩對預防新冠肺炎有沒有用?為什麽英國和中國結論不同?

陳錚鳴:英國和歐洲的文化是生病了才戴口罩。戴口罩的華人被打或者被歧視,有的是因為他們覺得你生了病還在外麵跑,由此引發誤解和衝突。但隨著疫情的擴張,慢慢也會改變。尤其在人口密集的地方,現在已經有一些人開始戴口罩。

《財經》:你戴口罩嗎?

陳錚鳴:我沒有戴。第一現在英國感染的人數還是少,比例還是很小,而且散在不同的地方。第二,采取了個人防護。現在戴口罩意義不是很大,因為英國人口密度不是很大。飛沫傳播通常也就是一兩米的距離,最最關鍵是洗手。以前做過很多研究,禽流感和往年流感的時候,發現戴口罩不洗手也不能阻止病毒傳播。有人戴口罩方式不對或者沒有及時更換,又或者戴了以後不注意洗手,反而增加了感染風險。

還有一個問題是口罩現在很難買到了,雖然備了口罩,但要關鍵的時候再用。現在盡量保持社交距離,減少接觸。大家都比較警覺,一定程度上還是能起到作用。

《財經》:防堵、拖延、研究和減損這四個階段是英國應對傳染病疫情時通常采取的模式嗎?

陳錚鳴:不完全一樣。英國肯定會製定一些政策,尤其是麵對大的疫情,但首先要根據疫情的流行病學特征、危害和傳播模式來製定。以前瘋牛病傳播途徑不同,當時做了最壞的打算,可能會有100萬人感染,但事實上沒有。這一次說可能70-80%的人感染,50萬人死亡,這是最壞的打算,我估計不會這麽糟。但先把最壞結果想到了,再看每個階段出現什麽情況,如何應對,根據國力,找到利益最大化、危害最小化的應對方式,英國無法做到像中國那樣不計成本。中國國情不同,中國是一個全能政府,民眾比較配合,疫情爆發相對集中在武漢。

英國的四階段行動計劃是根據這次疫情製定,現在進入第二階段,但第二階段也不是一成不變,措施還會分階段出來。研究穿插在各個階段,不隻是英國的研究,也會參考國際經驗。現在主要還是延緩,因為還未感受到對英國醫療係統特別大的衝擊。但兩個星期之後再看,NHS受到的壓力可能會不同,但盡量希望是軟著陸,而不是硬著陸,導致醫療係統崩潰,意大利就麵臨這種情況。

第二階段的政策還會分三個層次,現在仍處於初級層次,雖然已經進入延遲階段,但出台的政策還是蜻蜓點水,大力度的措施還沒有出台,比如休學、休市、休工等,或者封城。這些都是可能的,都在計劃之中,在必要的時候出台。但什麽時候出手,我們現在也不好猜測。法國比英國嚴重一些,按疫情分析比英國早一到兩周。其中有社會心理學的考慮,法國到了這個時候,大家怕了,一出手大家容易接受。但英國還沒有到那種情況,如果現在喊狼來了,等到真的狼來了沒有人信,這是很重要的出發點。武漢和意大利總是遙遠的,大部分民眾還體會不到其嚴重性。

但過一個星期,如果疫情再繼續惡化,現在每四天翻倍,接下來可能要考慮取消一些大型活動,比如體育賽事和音樂會。如果政府現在宣布取消公共活動,勢必要產生退票,退票對企業影響非常大。而自己不去是自己的事情,損失由自己承擔。所以現在的措施是盡量對社會、經濟的震蕩降到最低。接下來可能休學、休市,最後在看要不要封城。我估計會有這些不同階段,希望不要走到封城這一步。但封城也是一個名義上的封城,意大利的封城和武漢的封城程度是不一樣的。

《財經》:英國政府在製定決策的時候引入一個行為心理顧問小組,他們依賴的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對民眾行為的預估,並由此製定了和其他國家應對程度完全不同的政策。你如何看待這個小組的作用?

陳錚鳴:很多事情有正反兩方麵,有的時候可能有點教條,但也不能完全忽略。比如意大利封城,看起來是很好的應對舉措,但孩子休學了,誰來照看?雖然減少了學校的密切接觸,但這些孩子回到家裏,有的需要老人帶,於是增加了孩子傳給老人的風險。如果需要父母照顧,父母是醫生怎麽辦,醫療資源本來就已經很緊張。另一個要考慮的是要封鎖多長時間。中國已經到了極限,再下去大家都要“發瘋”了。英國和意大利又是另一種情況,一旦結束,全都跑去度假,反而增加人口流動和感染機會。這個問題很讓人糾結,但很多問題不是這麽簡單,有其兩麵性。

對於民眾的耐受度的評估是基於以往研究,在特殊時候,民眾的耐受力可能不一樣。但要英國封鎖兩個月是不可能的,兩到三個星期可能是極限,但這三個星期什麽時候用?等到高峰期的時候,大家心理也有準備,也接受了。現在可能不太能接受,在水到渠成時采取一個有效措施,大家都會配合。這有一定的科學道理,但看上去有些過於理性冷靜,但沒辦法,就像打仗一樣,總要有所取舍。

《財經》:但從中國人的角度看還是有些難以理解。

陳錚鳴:是比較難以理解。中國確實有很多值得借鑒的地方,但國情不同,不可能也沒辦法采取同樣的舉措。中國是一個全能的政府,老百姓也配合,大家步調一致。這邊是公民社會,必須要互動,所以出台政策需要均衡各方麵的因素。除非是到了極端的危急狀態,那時采取政策水到渠成,但現在還沒到時候。

所以在中國國內很多人不太理解。等到疫情過後,大家也可以探討一下,不同社會的管理模式,利與弊,是很複雜的。有人講中國的防疫是生物學加政治學,其中要考慮到很多政治學和生物學的因素。中國是希望打殲滅戰,把病毒徹底消滅。西方比如英國和德國是“與病共舞”,打持久戰。

《財經》:英國政府現在還可以采取什麽措施來加強其應對能力?

陳錚鳴:政策角度已經進入防疫第二階段。目前政策的對與錯,我們可能要兩三個月之後才能進行科學評估。政府有政府的道理,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它是不是最合理的,誰也很難講,要等到疫情過去。不同的防疫模式也是如此,中國是一百米快跑,衝刺過線,但新的卷子又發下來。英國則認為這是一場馬拉鬆,先慢慢跑,不急於衝刺,因為看不到終點,所以現在如果采取某些措施為時過早。我們能做的就是自己保護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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