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最新危機？任誌強攪動了紅二代這盆渾水

任誌強發表討習檄文，據傳被中紀委留置。時政評論員鄧聿文認為，中共當局和習近平是知道人民對其處理疫情危機存有不滿，本來就害怕遭發難和問責，這時自由派知識分子站出來對中共和習而言無異於雪上加霜。同時任誌強的檄文也是習近平最新危機的一個開始，攪動了紅二代這盆渾水。 

（德國之聲中文網）原華遠集團總裁任誌強據傳被中共北京市紀委留置，任誌強上一次出事，是4年前因諷刺央視”央媒姓黨”而被留黨察看一年的黨紀處分。雖然也有說任此次隻是被北京市紀委約談，而非留置，但不管哪種處理方式，他看來是”在劫難逃”–至少對其言論生命如此。

任誌強已經和朋友失去聯係多日，疑似”被失蹤”

原因是以任誌強署名的一篇批習文章在華人輿論場流傳，該文針對習近平前不久在17萬官員的電視電話會議講話，進行了酣暢淋漓的批判，揭露中共在新冠肺炎防治的製度之禍，直指習近平利用疫情加強黨的統治和個人專權，是”一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醜”，堪稱”討習檄文”。而習的是次講話，被官方宣傳機器作為此次抗疫最重要的一篇文獻大肆宣揚。正是這樣一個反差以及對習毫不留情的尖銳批判，呼應了社會因瞞報、壓製言論和封城等應對疫情不力而早已存在的對習的強烈不滿情緒，使該文在輿論場產生了巨大共鳴。

任誌強的四重身份

任誌強有著”任大炮”綽號，這個綽號意味著他是一個直言不諱，快言快語，敢就公共事務和社會問題”放炮”，表達自己與眾不同的立場和觀點的人。任的言論史分兩個階段，早期更多的是作為一個地產商，對房價和房地產市場發表與主流不同的看法，有時也涉及其他話題，確立起了他在輿論場的名聲；晚年則漸漸脫離為他打上標簽的地產商身份，轉向公共知識分子，越來越多地就公共事務和社會問題發聲，並且也越來越激烈，這些言論為他贏得了輿論尤其是自由派的喝彩，他本人也和自由派學者走得很近。從而也使他麵臨被官方監控的某種危險。

然而，任誌強被大眾關注，不僅僅因為的地產商身份和直言無忌，還在於他是紅二代的一員，而且與同為紅二代的國家副主席王岐山來往密切，是後者的親密朋友。王被認為在中共這個保守的統治集團中思想相對開明，能力出眾。在習近平的前一任期中，他執掌紀委，輔助習拍蠅打虎，為鞏固習的權力，助起建立權威立下汗馬功勞。而在習執意走個人集權和獨裁之路，將鄧小平40年改革開放成果基本毀棄的當下，王也被各方尤其自由派看作是那個能夠取代習的最合適人選。在中共決定成立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並且由李克強擔綱時，民間輿論就強烈呼籲要王出來領導這場抗疫，因為2003年的Sars疫情正是他臨危受命，出任北京市長，才打贏了那場戰”疫”。

任與王據說是”鐵哥們”，他2016年對”央媒姓黨”的譏諷是被當作”反黨”來處理的，傳言王幹預了處理，否則，任的下場比”留黨察看”要嚴重得多。

所以，比起中國的自由派公知，任誌強其實有四重身份–作為億萬富豪的地產商、紅二代、王岐山的密友以及公共知識分子，這使他可動員的社會關係網絡和資源要比多數公共知識分子大得多，故很可能在習近平看來，一旦任成為自己的對立麵，其所起的破壞性作用和社會影響決非幾個書生可比。另一公知、人大教授張鳴就道破這一點。他在任失蹤後的微信呼籲中說，任比他們都重要，中國可以沒有他們，但不能沒有任。這也就決定，任一旦落入險境，後果可能更堪憂。

自由派強烈不滿的一次集中爆發

此次新冠疫情發生後，由於前期瞞報、輿論封鎖和倉促封城而造成的災害，讓中國社會早就對中共特別習近平有太多憤怒，自由派借著這種民意，直接發起了對習和中共的挑戰。先是許章潤發表《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將矛頭對準習，繼而許誌勇發出《勸退書》，公開籲習下台，再接著，2500多位自由派人士和異議者，借吹哨人李文亮之死，聯署簽名譴責扼殺言論自由，諸如種種，是近幾年社會特別是自由派對習開曆史倒車淤積的強烈不滿在新冠疫情中的一次集中爆發。

時政評論員鄧聿文認為，中國當局和習近平知道人民對其處理疫情危機存有不滿

中國當局和習近平是知道人民對他處理疫情危機存有不滿的，害怕在政府努力抗疫之際民眾向中共發難和問責其本人，製造抗疫”障礙”，尤其害怕自由派知識分子煽動民眾起來鬧事。對中共和習近平來說，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不啻雪上加霜，很可能延緩對疫情的防控，進而使民眾受到疫情更大威脅，導致他們更怨恨中共，失去對中共耐心，局勢很可能因此失控，衝擊中共統治。所以無論如何要將群眾的不滿引導到其他方麵，對挑頭發難的”二許”等自由派公知嚴厲打擊，這也就有了在17萬人會議後，公安部長趙克誌奉命重申確保政治安全是全國公安在抗疫中的首要任務之舉。

在這個背景下看任誌強的討習檄文，對習近平來說，他會認為任此時跳出來，這不簡單是他個人的自選動作，背後一定存在黨內的一個反習勢力，利用社會不滿情緒，和自由派甚至海外的反習力量遙相呼應，借前期政府的抗疫失誤製造事端，公開向習挑戰。

確實，輿論對任誌強反習檄文的重視，一個重要因素，乃看重任的紅二代身份及他和王岐山的關係。在這一點上，社會和習的思維是高度一致的。故不論此文是否出自任之手，他被雙方認定是該文的作者。

從這個思維邏輯出發，如果任文背後存在一個黨內反習勢力，那麽以任和王的關係，此反習勢力被指向王，即認為王是這個反習勢力的總後台，任被王充當反習工具。

習王雖然在中共的反腐敗中構成利益共同體，但所謂”功高震主”，王的能力以及外界特別是自由派一直存在的讓王取代習的幻覺，讓習不得不格外防備王。何況自古君王多猜忌，對有權力的能臣更難放心使用。習也要時刻防備王有不二之心，時不時對王進行敲打，海航就是習捏住王的一個把柄。在這種新時代的君臣關係下，王勢必如履薄冰，二人心生間隙且愈走愈遠是一定的。但習王也不會公共決裂，還會維持表麵的聯盟關係，否則，對雙方都是輸家。

以此來看，自任誌強4年前出事後，王必不敢和任有過多接觸，以免給習落下口實，任也不會主動給王惹麻煩，甚至二人在思想上分道揚鑣也有可能，畢竟他們現在地位懸殊，王的使命是要維護中共根基不倒，任則跳出既得利益階層，向公共知識分子轉身。因此，任寫作此文，不太可能去征詢王的意見，更不會在王的授意下寫該文，一旦王和這篇文章發生聯係，那是跳進黃河都洗不清的。

但對社會的自由派特別是反習勢力而言，該文是否為任所寫已不重要，他們就是要讓習看到該文聯想到王，以加重他們二人的芥蒂，離間和分化統治集團。

任誌強言論生命結束

北京市紀委留置或約談任，除了著眼於文章本身的問題外，目的也是要深挖任背後的小圈子，看有沒有反習的計劃、部署和行動之類，哪怕蛛絲馬跡也好。

故而任誌強的未來日子不會好過，即使他得以平安回家，在公共空間的言論生命是結束了。而一旦受到嚴酷處理，比如最後以尋釁滋事罪被判刑，或者長時間留置，在紅二代群體內會產生極大的震動效應。紅二代內部已經分裂成三種成分：擁習擁共，反習但不公開表現出，以及像任一樣打出反習旗號。後者在紅二代中還屬於少數個人的行為，但假如任誌強受到的懲罰過重，不排除有反習的紅二代也”揭竿而起”，即使紅二代中沒有人有此膽量，它也會加劇紅二代內部對習已有的不滿和離心離德傾向。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習近平的政治根基是他的之江新軍和福建、浙江舊部以及少量同學，紅二代不是他的倚重對象，這使得後者對他頗有意見，但習也不想排斥紅二代，因為他深知，中共政權還有賴紅二代的支持，關鍵時候還得靠他們，原因在於，紅二代與政權是共存亡關係，他們不可能拋棄中共政權，但官僚群體不一樣。所以習的反腐，基本未動紅二代奶酪。他也擔憂紅二代對他的不滿會越來越大。任誌強討習檄文就是習近平最新危機的一個開始，它攪動了紅二代這盆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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