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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的重點中學,教搖滾25年

今年48歲的老溫在北京一所重點中學教書,他是歷史老師,也做過超過二十年的班主任。在校園裡,大家通常喊他“李老師”,而在網上,他是Vincent80,老溫這個綽號便來源於此,很長時間,他是西祠胡同論壇“大西洋驛站”音樂板塊的版主。

兩個身分的交叉,是老溫從2000年開講、持續至今的搖滾樂選修課。搖滾課的開頭有固定的兩個元素:一是唐麥克萊恩的Vincent(《文森特》),和老溫重名,二是喬治麥可的Listen Without Prejudice(《聽無偏見》)的專輯封面,這是老溫希望搖滾課能傳達的理念。

老溫成長於80年代,保送上了師範大學,後來順理成章當了老師,每年拍畢業照,他都要穿上一件印有切·格瓦拉大頭照的衣服坐在第一排。其實,他更喜歡早年接受採訪時的一張照片——他手握吉他站在講台上,背後是用英文寫出來的搖滾發展歷程,儘管英文不是他寫的,照片也是擺拍,但情是真的。老溫說,這是一張分量足以放在他追思會上的圖片。

25年間,有超過500位學生選修過這門《搖光滾影-現代影音文化》,在每個週四的下午,老溫帶著他們暫時告別作業和考試,去搖滾樂的世界遊玩一圈。他仍然穿著涅槃樂隊的T卹,但身形無可避免地有點發福。

五月初,我走進了老溫的搖滾教室。初夏午後的陽光曬得人昏昏欲睡,我坐在教室最後一排,看到來上課的28個學生中,有人在發呆,有人在畫畫,有人在寫作業,還有6個人先後趴桌子睡覺,又被音樂喚醒。

下課後,我問老溫,搖滾樂能如何改變這些孩子?他說,可能沒有什麼改變。選修課的課時還是太少,他必須精挑細選,每首歌最後壓縮到聽幾十秒甚至十幾秒,一堂音樂通史上下來,可能沒有什麼能真正留在學生們的腦子裡。對於搖滾樂中帶有的愛、平等、反戰,這個年紀的孩子怕也無法完全理解。

近幾年,像每個普通教師一樣,老溫也感受到壓力,人到中年,日常事務龐雜,能夠投入教學的精力日漸捉襟見肘。在選修課越開越多的今天,學生們的選擇似乎沒有增加,那些來選搖滾課的孩子,比20年前的學生們要犧牲更多的補習時間。

最近幾年,老溫不再擔任班主任,他感受到,也許屬於自己的時代已經遠去了。

但他教過的學生在這些年裡持續回饋他。有很多人在畢業後仍和老溫保持聯繫,每隔一陣,老溫都能收到天南海北寄來的搖滾專輯和海報,也有人在畢業後繼續選擇了音樂,說唱歌手小老虎就是老溫最早的學生之一;還有一個在北大讀德語的孩子,剛剛收穫了平生作為職業樂手的第一單。

老溫覺得,上搖滾課就像播種,看不見能立刻就發芽,可能需要很多時間,以及環境的改變,但總還是能生長出來。

以下是老溫的敘述。

我在北京的重點中學,教搖滾25年

1

這門搖滾選修課的正式名字是《搖光滾影-現代影音文化》,今年已經開到了第25年。

2000年是搖滾課誕生的那一年,當時可沒有現在這麼多的證書、專案、評優的說法,只是學校發下來通知,鼓勵老師們開設選修課,大家都可以報名試試。我那時參加工作才兩年,年輕氣盛,天天穿約翰·藍儂等各路搖滾T卹,腦子一熱,就報了自己要教搖滾。一輪評估結束,批下來了三門選修課,我的搖滾課就名列其中。

現在想想,當時我的報名其實有點不合時宜,三門選修課裡另外兩門,一位是資深物理教師兼校領導開的物理課,另一位是外交官夫人,開設的美國文化。我一個愣頭兒青,帶著一門《搖滾樂文化》夾在兩位老教師之間,有點突兀。但我估計當時其他老師都對「選修課」還沒有概念,也沒多少人去報,說不定當時的評估機制只是走走流程,只要報名了,都能批下來。

不管怎麼樣,我完全是出於熱愛才要教搖滾的,既然申報成功,那就乾起來。那時候我們寫教學大綱,也不像現在要準備這麼多材料,幾個辦公室就只有一台能上網的電腦,我好不容易搶到,用一張3.5寸的軟盤,做了一個簡單的梳理文檔,就這樣交給教學處了。

正式開課前,我還稀里糊塗被叫去給全年級開了個試聽課。當時應該就是簡單地按時間把樂團羅列了一下,畢竟我還是個歷史老師,但除此之外,可能連音樂類型都沒有區分,我就是把我覺得最好的都擺出來了。

最開始上搖滾課的幾年,我一直用的是Word文檔,列一個表格,左邊是專輯封面,右邊是介紹和一些經典曲目。當時教室的投影長得還像個小電視機,掛在鐵皮箱子裡,每節課我都拿著這篇文檔給大家捋。那時候也沒有手提電腦,為了給大家放歌,我就背著一書包自己的錄音帶,手裡拎著錄音機去上課。後來教室電腦有光碟機了,但那時候新科技時靈時不靈,CD有時候放不出來,為了保險,我還是背著大書包,拎著錄音機去上課。最早一批學生對我的印象,基本上都是背著大黑包,穿著樂團T卹走在校園裡。

大概這麼過了5年,課堂上一個小孩兒跟我說,老師,您可以做超鏈接,我吃驚,還能這麼搞?後來我學會了,才結束了背CD、錄音帶上課的體力活兒。那個學生,現在也毫不意外,是個大廠碼農。

大概教了一段時間之後,我也開始琢磨這個課程到底該怎麼上,最後算是遵循了西方現代音樂史的脈絡,以「爵士輕音」為例,先上溯到新航路開闢和三角貿易,再從南北戰爭、種族隔離、黑人民權運動說開去,將布魯斯、拉格泰姆、布吉烏基和迪克西蘭等音樂類型穿插其中,最後落在新奧爾良爵士,這是爵士樂最早的篇章。

後面就到了搖滾樂的誕生。但我不會一上來就講貓王,我會從偷襲珍珠港開始,講戰後美國經濟繁榮、嬰兒潮、垮掉的一代,還有瑪麗蓮夢露、馬龍白蘭度、詹姆斯迪恩,還有諾曼梅勒、塞林格、赫伯特馬爾庫塞……這些都是搖滾樂誕生的大時代背景。

交待完50、60年代搖滾樂的誕生,我又會講英倫入侵,再到70、80年代朋克、雷鬼、金屬等等,都會結合諸如越戰之類的相關歷史事件作為時代背景,很多PPT頁面都是我直接從歷史課件複製過來的,然後是與近現代科技史的發展交織在一起的電子音樂史,再到最後一講回到根源的藍調專題……課程設置上,我有一點私心,一個是我跳過了鮑勃迪倫的專題,因為摯愛,不捨得講;另外一個,就是排在最前面的校園民謠,這是我親身經歷過的時代,也和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的聯繫最為緊密。

我只給一支樂團做了專題——披頭四和英倫入侵。在上個世紀60年代,就在利物浦這座城市裡,居然一下跳出來4個留著拖把頭的頑皮男孩兒,引領了60年代的流行文化,對世界的影響力一直持續到今天。整整一代青年以搖滾樂為精神信仰,形成了獨立的世界觀,改變了處世的態度,並以此完成了人格和精神氣質的自我塑造——這個源頭是可以在披頭士這支樂隊身上找到的。

我在北京的重點中學,教搖滾25年

粉絲舉著The Beatles(披頭四)的專輯《Abbey Road》圖源視覺中國

說到底,我講的其實還是歷史,只不過聚焦的是一個青年文化勃興的時代:伍德斯托克、嬉皮士、愛之夏,那個時代裡的人是根據一種精神去做事的,他們有自己的理想、真誠和激情。

2

搖滾課最開始講的那幾年,我的課絕對是超前的,也是信息量巨大的,大部分學生都是在我的課上才第一次系統地了解搖滾樂,他們之前對此完全陌生。

很長一段時間,搖滾課都沒有被特別關注過,也因此我的搖滾課和我的學生們都在這樣的環境裡自由長大了。

開始上課,第一件事是關燈,這樣才能專心聽音樂。每堂課的開頭必然是一張名叫Listen Without Prejudice(《聽無偏見》)的專輯封面,我告訴學生們,這是我希望這堂課能傳達給你們的訊息。

上搖滾課的第一年,我碰上了一個孩子,她是其他人眼中的“不良少女”,總獨來獨往、不服管理,教育處經常約她談話。最後他們也沒辦法了,知道她可能喜歡聽搖滾樂,我又開了這麼一門課,就過來找我幫忙,看能不能跟這個孩子聊聊。那一次,我跟她聊了很多搖滾相關的事情。後來我才知道,我們那次聊完,這個女孩兒跟其他人說,這個學校居然還能有老師不古板,知道戴夫· 蘭帕德。這是一支重金屬搖滾樂隊,我甚至還有一件他們的樂團T卹。

後來,這個孩子就能聽進去我說的話。可能是我“自我感動”,但我覺得她對學校的態度也可能就此改變了,她開始相信人與人之間是可以相互理解的。

饒舌歌手小老虎也是我最早的畢業生,他的叛逆有時會讓老師頭痛。但當時有男生淘氣,故意把從女同學書包裡掉出來的衛生巾貼在了牆上,很多人在那裡圍觀、起哄,最後是他走過去給揭了下來扔到垃圾桶裡,那一刻,我覺得他遠比很多所謂的好學生正直、勇敢。有些人喜歡用簡單的好或壞去評價衡量學生,其實有失公允,很多學生只是在青春期裡表現的更叛逆一些,只要所做的事情不違法,沒有傷害到別人,我覺得還是應該寬容。

這樣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有個叫Woody的學生曾經在一堂課後順走了一張我的CD,他現在在巴黎,做著一份和音樂不相關的工作。另一個最近畢業的孩子,現在在北大學德語,我前幾年錄了一個和搖滾有關的專題節目,片頭的電吉他全是他幫忙彈的,前兩天他還賺到了人生第一單做樂手的錢。

還有一個我很看好的孩子叫紹聰,當年讀的是文科實驗班,大學畢業後就去做了記者,後來轉行了。我們最近又聯絡上了,我跟他說,我原來一直很看好你,我覺得你有這方面的天賦。他在微信那邊兒說,老師對不起,讓您失望了,我說,不會,教你們那幾年我特別開心,每一節課,你們都長更大一點,教室的空間被越擠越小,這也是成長的過程。我像導遊一樣把你們接過來,又帶著你們轉了一圈兒,在這個一生只有一次的高中三年看到了這麼多全新的東西,這就是我工作的意義。

有些學生去到了國外讀書,他們就從天南海北帶專輯、海報,原先我辦公室裡都貼了很多。

我在北京的重點中學,教搖滾25年

相對年輕時的老溫

我們現在選修課的容量通常是20-30人,一學期差不多15、16堂課。我記得最多一年,一個年級報名搖滾課快250人,我特別驕傲,但也真是沒辦法,只能按成績單往下拉,最後滿額收了40個。今年是29個人。我知道,有一部分學生也還是衝著這堂課沒有作業和考試,還能聽著歌兒寫其他的作業來的。例如最近要期中考了,有的孩子就在下面放一本作業寫,但我也沒說要去打斷他們,我不是那種較勁的選修課老師。

這麼幾年裡,我們學校的選修課逐漸從三門增加到十幾門、二十幾門,前幾年一次精確統計是五十多門,這學期更是開了九十多門。說實話,只有三門選修的時候,搖滾課顯得有點多餘,但現在九十多門課,如果沒有這樣一門課,那又一定是有缺憾的。

我像是一塊活化石。我們學校最早開設選修課的老師只有我碩果僅存,剩下兩位老師都已經退休了。放眼全區甚至全市,估計我也是第一批開選修課的人。據說在別的中學,也曾有老師教搖滾或音樂鑑賞課,但大部分課程都沒有堅持很久,最後經常是無疾而終。在25年的時間跨度裡能夠堅持下來從未中斷的,即使放眼全國,我的存在估計也是獨一份。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往後十年、二十年,只要沒有太極端的事情發生,我希望自己還能在這裡。

3

什麼是搖滾樂?依照我的理解,搖滾樂的誕生和歷史發展導致它就是要和時代息息相關的,如果沒有這層關聯,它就不是搖滾樂。袁越老師那本講鮑伯迪倫的書其實抓到了精髓,書名就叫《來自民間的叛逆》。

等搖滾樂進入中國,又是另一個新局面。外面是完整經歷了樂團一張張發專輯,相當於循序漸進地發展、接受新的思潮,而我們是錯過了六十年代,又錯過了七十年代,然後在世紀末突然全部湧進來,這絕對是一次巨大的文化衝擊。

我出生於1975年年底,成長在80時代。用我現在歷史老師的角度去看問題,我覺得那正好也是一個社會轉型、文化開始走向高峰的時期,尤其80年代中後期,人們對知識的尊重,時代的寬鬆感都夾雜在裡面。那時我身為一個中學生,也想盡辦法了解新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搖滾樂。

了解的途徑有兩個,一是去聽電台,但電台不是隨時都播的,也不會只放我想聽的東西,所以能聽到的搖滾也相當隨機。另一個就是去中圖找引進的外國音樂,大部分還是古典音樂,流行音樂很少。

中圖門口有一批賣翻錄磁帶的人,價格還便宜,這就說到了真正普及搖滾樂的路徑——買打口CD。對於賣打口的地方,我們專業一點兒的叫法是“窩點”,海淀有五道口的圖書城,朝陽有女人街和天宇小商品批發市場,望京還有一個服裝市場,我們平時都去這幾個地方蹲打口CD。北京當時最牛的賣打口CD的「窩點」有兩家,一家是葉氏兄弟開在五道口的圖書城裡,一家是付老闆的店中店,外面是賣百貨的,裡面嵌套著一個音像店,要摸進去才能找到。

當大部分人還在賣打口的時候,他那裡已經可以摸到原盤了。每個星期二是店裡新貨集中到店開箱的日子,一件件貨到了都不拆,直接放在地上,大家憑手速搶。

1994年,我進入首都師範大學讀歷史。在這四年裡,我認識了幾位好兄弟,我大學開始彈吉他,就是其中一個教我入門的。師範生當時一個月的補助是差不多60塊錢,一張CD賣15塊,尖兒貨更貴,幾十甚至上百,我們常買完之後,剩下半個月只吃食堂最便宜的菜,碰到實在手頭緊的時候,餓意上來了,就乾脆忍過去。但一直餓也不是事兒,到真的撐不下去了,我跟那個教我彈吉他的朋友一合計,乾脆賣打口CD。

貨其實特別好進,我們平常自己就買很多,逐漸就和各種販子們熟悉起來。石頭就是和我們接觸很多的一個二道販子,北漂的畫家,住在海淀的村裡。去他那裡買打口CD,要坐很久的公車,再下來步行進村。第一次去買的時候,石頭在公車站接我們,走了很久,我問,要到了沒有?他在前面悶頭走,“過了下個彎兒就到了”,半小時過去了,又半小時過去了,終於到了他租下來的民房,挺大一個屋,放著一堆堆的打口CD 。

後面我和同學做出了規模,打口CD的進貨價一張5塊,我兩個每次都進1500塊錢的貨。當時CD進貨是25張能裝一條長盒子,我倆各背6條,書包塞得鼓鼓囊囊的,那時候也和石頭混熟了,他就蹬三輪把我倆送到公車站。每次去進貨,我倆都是現場就把最好的留給自己,不賣。等返回學校,再留一些給朋友和熟客。我們那一屆有個後來去做音樂節目主持人的朋友,出手很闊綽,一來就是整條25張直接買,我們會專門留意他愛聽的,給他「配貨」。

挑完兩輪後,剩下的我們就拿去食堂門口擺攤,一來一回出手就是每張10塊。當時有個說法,就說區分搖滾和通俗流行專輯的方法就是看封面印的是大頭還是看不懂的插畫,大頭是流行,沒大頭的才是搖滾。英國有一個威猛樂隊,主唱喬治·邁克爾,其實這哥們兒長得很帥,但他希望人們只根據音樂來評價他,而不把自己的形象放在封面上。我們當時進了這張專輯,一張都沒賣出去。後來,專輯裡面的內頁拉頁有他的帥照,我們剪下來插到封面的最外面,首師大的女孩兒們一下就買光了。一看有錢了,我倆也不去食堂吃,拿著剛摀熱的錢去門口的館子吃牛肉麵。

因為賣打口CD真的賺錢,後來我倆熟能生巧,甚至能根據打的口子粗細對CD進行修復。每次進貨的時候,石頭會給我們一點墊片和配件,我倆就回來對著蠟燭,拿改錐或者美工刀撅開磁帶盒,再剪掉打口不齊的部分,這樣聽著就不呲啦。還有一種是紮眼兒盤,因為都是一疊地紮眼兒,那個孔周圍不平,毀光碟機。我兩個就拿剪刀往裡一插,來回這麼劃拉一圈,這個孔就被擴平了。這都是當時能拿得出手的技術,宿舍裡其他人就這麼看著我們在燭光下幹活兒,還笑話我們是老太太穿針引線。

當然,我們也是一群酷愛歷史的人,那時的首師大歷史係是全國四大歷史系之一,我的打口合夥人,是同學中最早在大學圖書館裡發現貢布里希那本《藝術的故事》的人,他拉著我專門去館裡看原版。其他人寫書介紹《最後的晚餐》,都是只放一個畫,只有貢布里希還專門附上了畫著《最後的晚餐》壁畫的修道院的一整面牆壁,他說這才是對的,看畫是要放在整體的環境裡去看,看陽光根據日頭高低打下來的光影,看下面吃飯的人們從他們的視角出發去看。後來,我們都成為了歷史老師,現在我們幾個大學時候的好兄弟每個假期都要小聚一次。

就是這十年買賣打口CD、聽CD的過程,構成了我對搖滾最基本的理解。後來畢業、參加工作,不再賣了,但我繼續買打口CD,一直買到了2000年左右,我對搖滾樂第一批的收藏,幾乎全是這麼來的。有一年,應該是我剛參加工作,那時候情況已經有點緊張,大家變成了流動式擺攤賣CD。在賣打口CD的攤子旁邊,我還蹲在馬路牙子上聽過一個人彈吉他,那個年代也沒有什麼街頭打賞之說,就是幾個文化青年、發燒友,圍坐在那裡,旁邊戳著幾個酒瓶子,人家唱幾首,也喝兩口。

付老闆、石頭,還有很多人,其實是很值得被記住和紀念的一群人,在那些年裡,是他們把最前衛的東西引給了我們。所謂“打口無罪,盜版有理”,大概就是這樣的。這麼多年來,付老闆的店時有遭到舉報,但一直都能開下去,我覺得中間存在著一個達成共識的灰色地帶。那些東西沒有耗死他,反而到後面,他的店卻比更小規模的打口店都關得要早。市場不行了,但我們經歷過那個充滿新奇的黃金時代。

之前講到的威猛樂隊主唱那哥們兒,他的Listen Without Prejudice那張專輯,我翻譯成“聽無偏見”,封面還是按那套不走大頭照的風格,用了一張拍於1940年代的人山人海的老照片。 「聽無偏見」那個口號就是從這裡來的,後來上搖滾課的二十多年裡,我的課件改過很多版,但《聽無偏見》一直都是保留曲目,從來沒被拿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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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 Without Prejudice(《聽無偏見》)的專輯封面圖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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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年這麼教著,我發現一些以前能播放的歌慢慢從平台上消失。

搖滾課上,一直有很多我個人的偏好和小設計,比如講到約翰·列儂的時候,他的另一個身分是社會活動家,他和妻子小野洋子出過一張名叫Two Virgins(《兩個處女》)的專輯,封面是他們的裸體照片,當時發行的時候,發行商們都給這個封面套上了牛皮紙袋子,只掏了一個窟窿,把列儂和洋子的頭漏出來。我把這張照片縮到最小,藏在床上和平運動和列儂其他的照片裡,少了哪一張都無法解釋為什麼列儂會一步步走向他最終的道路。在這些課件裡,我也埋了很多的暗線,那些超連結按鈕被我藏在每一張PPT裡,只有專門去點才能導到那個頁面去。

但漸漸地,很多超連結因為太久沒造訪,我自己都會忘了設在哪裡。包括一首從最開始就在我課上播放列的歌,我播了二十多年,去年是最後一次,今年就沒有辦法繼續放了。

改變也發生在各方面,例如新高考改革後實施的選課走班,一個行政班的學生們除了三大科和班會之外,都要去不同的教室上課,後來選修課越開越多,教室一度都有點排不開。這件事雖然有它的合理性,但一個班是很需要有集體凝聚力的,沒有了相對固定的場所和學習夥伴,過去文科班時代的班級氛圍徹底消失了。

2019年是我最後一屆當班主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時代可能過去了。

這個意義上,搖滾課成了我的還有那些選課的學生的「私人」空間。現在的孩子,能來選我的課,其實是很不容易的,他們要放棄太多其他的東西。很多孩子會去選修競賽課,這二十幾個學生相當於犧牲了他們的「學習」時間,來聽我講搖滾。

這個事兒對我來說,壓力是逐年增加的。那這門課是一定要把自己的價值體現出來,要不然,說嚴重一點,誤人子弟。現在抓高考、抓分數,都是很實際的,但我也堅信考試不是人的全部,特別是孩子,他們未來的發展還有無限的可能性。對於搖滾課來講,我更多也是想體現對這種未來發展的尊重,即使孩子們後來不做這個,但他們得知道裡面都是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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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溫現在的辦公室內,原本海報的位置變成了書架

之前我講,最開始上搖滾課,也就是要起到一個打開視野的作用,那時候懂樂理、摸過樂器的學生都很少。但這些年不同了,時代在進步,現在的孩子從小就學,十個裡面能有九個都鋼琴十級,多多少少都懂一些。

那在上了25年之後,這個搖滾課程又能帶給現在的孩子什麼?

說實話,我也不確定,也許沒有。現在各種音樂都在手機裡,隨時能聽,很多學生聽的種類也雜,搖滾樂反而變成了一個守舊的東西。他們確實還是小孩子,很多我在課件裡面留的暗線,關於搖滾樂所倡導的平等、和平、反戰,他們對這些宏大的東西沒概念,聽就聽過去了。

可能除了能放鬆、能睡一覺之外,搖滾課真沒什麼實際影響,我曾經給學生們佈置過樂評作業,但有些孩子用湊字數那套打發人,寫到後面就是「老師你好帥你好帥你好帥”,有的交上來一看就是百度複製粘貼,格式還亂著的那種。我這個人雖然沒那麼細心,但看到這種毫不掩飾的敷衍,還是挺傷心的。

但另一方面,我也覺得,就算當下的影響是有限的,只要還是正面的,那就還是要做它。

最近為了準備重金屬搖滾的課件,我又把有代表性的樂團的作品一個個翻出來播,幾百張專輯全是這個風格,最後都聽吐了。其實重金屬有比較健康無害的歌聲兒,也有比較嚇人的部分,但這麼多年上下來,我也發現,有些你以為要避開的部分,比如歌詞裡帶的髒話、性暗示,其實孩子們沒準從哪裡就聽過、接觸過,你佯裝「一筆帶過」的時候,他們給的反應不是懵的,都知道。

我早年也曾在課堂上放電影,像是《阿甘正傳》《駭客任務》,都是影史上的經典。裡面的情節或配樂都有對流行搖滾作品的經典運用或致敬。但《阿甘正傳》裡有女主角珍妮全裸彈吉他的場面,儘管她唱著那個時代的文化代言人鮑勃迪倫最著名的歌兒Blowing in the Wind(《答案在風中飄》) ;《駭客任務》的電影配樂是好萊塢經典管弦樂和金屬搖滾及電子音樂融合的典範,但裡面又有親吻等感情戲,我在課上會注意著進度,快到的時候就給大家說「跳一下」。學生們也心照不宣,有時候我沒把握好,跳多了,再倒回來又正好卡在某個畫面,他們還會起哄一下。他們也都明白是怎麼回事。

這些都不是我們假裝看不見就真看不見的,他們必然會在人生的某個階段接觸這些東西,本來其實也沒多大的事兒,但非要“此地無銀三百兩”,遮遮掩掩打個馬賽克,反而會勾起人的好奇心。所以比起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偷偷摸摸查,還不如我上來就毫無保留全告訴你。我也不藏著掖著,重金屬也就是這麼個玩意兒,和其他的搖滾類型如出一轍,都是表達方式的一種,沒什麼特殊和新奇。

換個角度想,他們在某些時候也需要這種東西。有一年我當班主任帶畢業班,班上有一個孩子壓力特別大,趁著一天其他老師下班走了,我就帶他回了辦公室,把電腦音響開到最大,給他播了首狂暴的重金屬,又指給他角落一大堆空瓶子、紙,我說等下我出去,你就可著這首歌五分鐘造,隨便幹什麼都行。等他裡面一頓乒乓,歌也放完了,我又進去,我問他你好點沒?他說好多了。我說行,把這一地礦泉水瓶打掃乾淨。這是對這個年紀的孩子管用的。

後來,他高考了班級前三,考到了政法大學,到大三,給我寄來一封信,還是手寫的,他說,上了大學,了解更多的事之後,再聽我當年給他們放過的樂團的歌曲,他才慢慢能理解裡面更多的東西。

你問我人到中年,經歷過很多事情之後,還能維持一種搖滾精神嗎?我覺得可以。搖滾不是一種形式,穿個皮衣就能領會的。這個時代的孩子還需要搖滾樂嗎?我想這個回答也許和我當年在搖滾課上種下的種子一樣,不見得能立刻就發芽,可能需要很多時間,以及環境的改變,但總還是能生長出來。

就像人的命運寫在歌裡,盡頭是確定的生老病死,但中間我們選擇怎麼活,是我們的問題,我們要享受這個過程。就算最後出來的只是一段和著歌聲進入夢鄉的回憶,那也行,燦爛涅槃也好,隱入塵煙也罷,起碼在那個下午我擁有著音樂帶來的美好。

我在北京的重點中學,教搖滾25年

老溫說,這張照片足以放在他的追思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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