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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國女人,戴上法國最高榮譽勳章

“昨天有人送我歸來/前面的持火把/後面的吹笛。”

6月2日,「文學寫作教育高峰論壇」在復旦大學舉行,著名作家孫甘露援引木心先生的一句詩,對中國創意寫作教育事業的開創者和奠基者王安憶予以了高度評價:

“在我看來,前面的持火把,就像是安憶老師。後面的吹笛,大概就是我們大家要做的事。”

身為世界華語文學創作領域的領導者,王安憶的文學成就有目共睹。就在不久前,王安憶獲頒“法蘭西共和國榮譽軍團騎士勳章”,並從法國駐華大使白玉堂先生的手中接過了由法國總統馬克宏簽發的榮譽證書。

法蘭西共和國榮譽軍團騎士勳章是法國政府頒發的最高榮譽,由拿破崙於1802年設立。 1983年,中國作家巴金曾獲得此項殊榮。

高大的法國梧桐樹種滿了王安憶居住的上海淮海路,這在冥冥之中也成為一種時空上的遙相呼應。

淮海路上的「繆斯」女神

其實,這已經不是王安憶第一次受到法國文壇的認可。早在2013年,王安憶就獲得了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

王安憶和法國是有一些淵源的。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王安憶,比同齡孩子幸運一點的就是,家裡有很多書可以慰藉她的精神世界。

像傅雷先生翻譯的羅曼·羅蘭小說《約翰·克里斯朵夫》,儘管“幾乎翻爛、有頭無尾、封面脫落、書頁卷邊,而且分配閱讀的時間非常局促”,但她仍如獲至寶,愛不釋手。

一個中國女人,戴上法國最高榮譽勳章

● 法國駐華大使白玉堂向王安憶女士授勳

「克里斯朵夫的少年情愛,甜蜜和苦澀,誘惑和背叛,悸動和戰栗,可說滿足了前青春時期的所有傷感主義,同時,也給予了抵抗力,讓我能夠避開羅曼蒂克的窠臼,趨向更為思想性的境界。

一個中國女人,戴上法國最高榮譽勳章

●2013 王安憶授勳現場

同時,在很大程度上,這本書也成為了她的文學啟蒙:「無論怎麼說,《約翰‧克里斯朵夫》是必修課,它的意味不僅在敘事藝術本身,還在於它是匱乏時代的豐饒想像。

此外,雨果、巴爾札克、福樓拜等法國大作家的作品,因對氣象萬千的現實內容的呈現,筆力高妙的藝術手法,也成為了她的「心頭好」。

一個中國女人,戴上法國最高榮譽勳章

● 青年時期的王安憶

有人說,讀王安憶的作品需要有一點耐心。其中的細膩和理性,需要閱讀的人有一個咀嚼品味的過程。

這大概就是受到了法國文學的影響。王安憶還記得,有一次在法國北部聖馬洛舉辦的書展,前來買書的遊客至少在書攤前要讀完七、八頁,才決定要買哪一本。

除了外國書籍的耳濡目染,作為成長之地的上海淮海路,更是讓王安憶後來的創作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海派」的烙印。

淮海路是整個上海公認的最美麗、最摩登、最有「腔調」和情調的一條街,堪稱「中國的香榭麗舍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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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淮海中路武康大樓

《上海灘》裡的丁力,就夢想著有一天可以從閘北的貧民窟,搬到霞飛路去,而王安憶筆下的王琦瑤成為軍閥情婦時居住的愛麗絲公寓也坐落在霞飛路上。

但繁華全然不會是舊時代一個城市的主色調,拂去表面的浮光掠影,是曲折幽深寒素的另一面。

「站一個至高點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壯觀的景象。當天黑下來,燈亮起來的時分,這些點和線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後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

那暗是像深淵一樣,丟一座山下去,也悄無聲息地沉了底。那暗裡還像是藏著許多礁石,一不小心就會翻了船的。 」

從上海帶著些許潮濕空氣的弄堂​​,到交織著繁榮與屈辱的舊租界,王安憶借助一個貧窮的里弄,一條繁華的大街,就打開了整個上海的大門。

我們藉此窺見的,是光怪陸離的世情,是鮮花著錦背後的蒼涼,是人性泥沼裡的掙扎,是時代風雲下那些被裹挾的個體悲歡。

世事不過一場大夢

加繆說,命運不在人身上,在人四周。

在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的《長恨歌》中,王安憶將鏡頭對準了大上海華光璀璨的背面——小說中的主人公王琦瑤雖然出身平凡,然而相貌可人的她心高氣傲,從名字中便可見一斑:“琦是美玉,宵朗之琦,能耀亮暗夜。瑤,’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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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劇《長恨歌》裡的王琦瑤

但這塊質地瑯瑯的美玉並無與之相配的際遇:四顧茫茫,無所倚仗,母親的市儈、父愛的缺失,讓她試圖透過一條便捷的「快車道」助力其命運的改變。

在成功摘得「上海小姐」第三名後,其「野心」更是被撩撥得分外熾盛,於是,為了賺得一份體面和錦繡的生活,王琦瑤成為了一隻「金絲雀」。

她如此想掌控自己的命運,但被「豢養」的鳥兒又哪裡有真正的自由和主宰人生的權利呢?因此,當她將種種關於幸福的企圖託付給他人時,卻無人能真正承載,更無人能成為她的救贖。幾經掙扎,幾經沉浮,她在努力向上「飛升」的同時,也不斷沉墜。

慾望與不甘只是短暫地成就了她的幻夢,最終,她命喪黃泉,隕落於現實的深淵。

就像王安憶在小說中所寫的那樣:“上海弄堂裡的閨閣,說不好就成了海市蜃樓,流光溢彩的天上人間,卻轉瞬即逝。”

王安憶想呈現的,與其說是女性的悲歌,不如說是一闕命運的輓歌:我們渴望的,也最終奴役了我們;而成全人的,也許最終會毀滅人。

世事不過一場大夢,醒來方知一枕黃粱。

因為“無法從國事政治上描述一個國家”,所以,王安憶巧妙地立足一座城,聚焦一個典型的上海女子,以小見大,反映社會和人事的變遷,傳達出一個作家的思考和感悟。所謂“芥子納須彌”,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吧。

一部《長恨歌》,寫盡了上海跨越時代的浮華滄桑,也一舉將王安憶推向了繼張愛玲後,海派重要代表作家的位置。

因為閱歷有限,王安憶願意在自己的經驗範圍內,寫“一些與自己人生有距離的故事”,這樣她才能調動起天馬行空的想像,去建構起一個更為紛繁複雜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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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恨歌》劇照

儘管如此,她小說裡的人物鮮少有傳奇的經歷,傳奇的大多是時代。王安憶試圖讓兩者發生碰撞,展現人與時代的關係,留一點反思的空間給後來人:

“我們都經歷了艱苦的歲月,如果那些歲月不給你留下一點遺產的話,你的人生不是白費了嗎?”

因此,她試圖以文字留存記憶,為變幻的時代、城市與鄉村,以及不同的群體書寫屬於他們的「青史」。

她抓住了母親伸來的“稻草”

青史留名是謂不朽,同時書寫的人也是幸福的,因為她在從事著一份創造性的工作,而這份創造的肇始,從她出生時也許就已註定。

王安憶的父親王嘯平,作為一名從新加坡歸國的熱血青年,才華洋溢,曾當過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導演。母親是著名女作家茹志鵑,她的《百合花》是中學語文教材裡的經典篇目,並被改編成了電影。

母親茹志鵑還記得,自己念連環畫下面的文字時,4歲的王安憶比姊姊還要興奮。她不僅能記住全部情節,還能流暢地講給弟弟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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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茹志鵑、王安憶、王安諾、王嘯平

年少時,王安憶總是以兒童的視角來形容周圍的生活:比如爸爸的手錶裡藏著一匹小馬,每天馬蹄「噠噠噠」;枝頭的小鳥一定和弟弟是好朋友,因為他們都很頑皮。

王安憶靈性豐沛的表達,讓她多次在區、市兒歌賽詩會上獲獎。

但女兒彰顯出來的文學天賦,讓母親很不安。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特殊時期,對作家來說是「艱於呼吸」的,更遑論自由表達?所以比起成為文學創作者,茹志鵑更希望女兒長大後能成為醫生。

1969年,王安憶15歲,已從上海向明中學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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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時期的王安憶

憶及往昔的求學經歷,她在多年後仍心有戚戚:

「每一科目都有頭無尾,惶劇中開始,惶劇中結束,沒有課本,沒有教綱,後來,連課時都不能維持,於是,不到兩年,匆匆畢業,從理論上算,我們叫做’ 69屆畢業生’這個名字幾乎是個謔稱,是沒有上過學的學生的同名詞,也是個隱喻,喻示著一代人被教育放棄,兩手空空地走上社會。

當年,茹志鵑和丈夫在時代的狂飆中,被迫停止了創作,去了五、七幹校勞動。一年後,他們的女兒王安憶也在「廣闊天地,大有可為」的響亮口號裡,前往安徽省五河縣頭舖公社大劉大隊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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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憶(中)與父親王嘯平、母親茹志鵑

身為從城市來的唯一知青,從未與土地打過交道的王安憶,手上很快就因為收割黃豆磨出了血泡。

每當她直起酸痛的脊背,放眼望去,卻發現前方還有無數株黃豆秧。

有一回,她在密不透風的玉米田裡鋤草,當人們問她想不想家時,她忍不住啜泣起來。

後來談到知青生活,她無法迴避那段歷史對自己的影響:

「過早走入人世的哀戚,是有危險的,它讓人染上抑鬱症,終身難以徹底治愈。它確實給予生活的教育,可代價太大了,不能因為成熟了某一種理念而忽略更大多數命運蹈入不幸。

下鄉的那幾年,每到夜深人靜時,王安憶就常給母親寫信,淚水不知不覺湮濕了信紙。

但那時,她們同處時代的漩渦,身為母親也無能為力。茹志娟只能在信件中建議女兒:

「你覺得孤獨寂寞了,就將看到的事記下來。村子裡有哪些社員,村外有何風景,身邊的小姐妹有什麼趣事,你就寫信告訴我。”

於是,她在信中和母親交流一些有趣的見聞:

「村裡一對夫妻出工時不吵架,一回家就吵得不可開交。有的社員在井邊提水,聽到後趕快放下扁擔去看熱鬧;有的在切菜,連忙丟下菜刀趕過去。

一看有人來了,那對夫妻立刻不吵了。看熱鬧的人失望了,嘆口氣,遺憾地各回各家。過不了一兩天,這樣的一幕再次上演。 」

在回信給女兒時,茹志鵑稱讚女兒的觀察力,彷彿自己就在女兒身邊,也耳聞目睹了發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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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憶與母親茹志鵑

母親的疏導極大地紓解了王安憶的苦惱,也為她後來的創作埋下了草蛇灰線。

「上山下鄉」的歲月雖然讓她變得粗糲了一些,但那段艱辛備嚐的人生經歷,卻成為了她日後創作的豐富素材,而沈潛到農村的深刻洞察,則幫助她看到了更為鮮活的風土人情、沉重的歷史積垢、真實的社會底層面貌,而這一切,後來皆成為她作品的「源頭活水」。

無法被歸類的作家

1972年,王安憶憑藉自己的藝術特長考入江蘇省徐州地區文工團,脫離了原來困頓無望的生活,她就像一隻麋鹿跑到大森林裡,引頸而鳴;抑或像一個來到海邊的孩子,在潔白細軟的沙灘上撿拾美麗的貝殼。而文學作為一種性靈的抒發,幫助她建構起一座精神的城堡。

在地區文工團待了6年後,她終於返回上海,到《兒童時代》擔任編輯,讓她的創作之路愈發暢達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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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時期的王安憶在上海街頭

從1975年,寫下第一篇散文《大理石》,到9年後在《收穫》上發表她的首部長篇小說《69屆初中生》,這既是王安憶對渴望完成一本「巨著」的夢想的實現,也是對一代人所經歷的人生「裂變」的忠誠記錄。

《69屆國中生》雖然未找到長篇應有的感覺,但在著名主編朱偉眼裡,王安憶的分辨力太強了,她寫「纖微難搜」的愛情感覺:從初接到情書的驚慌失措、語無倫次,鎮靜下來又隱隱生出些驕傲,回味信中內容,便悔於自己的反應,開始偷尋、窺視他而將回味變成自己的「節日」。之後,變成忐忑盼待來信,到真見到信尾出現「我愛你」之狂熱,又驚呆而幸福。

對此,朱偉感嘆道:“層次太豐富了!”

你如果斷定作為女作家的王安憶只會在兒女情長上“長袖善舞”,那就大錯特錯了!在某一題材領域大放異彩後,她轉而又“信馬由韁”,徐步至另一條“幽徑”。

作為知青文學的代表作,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別開生面,既不同於梁曉聲“譜寫壯麗青春之歌”的《今夜有暴風雪》,也迥異於史鐵生“書寫插隊生活溫馨和詩意”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以及老鬼「惋惜逝去的青春年華」的《血色黃昏》,她更關注的是知青們返城後的人生:他們以為曾受的苦終會得到補償,結果,當他們回城後,面對的除了家人的溫暖,還有被親人排擠的刺痛。

陳丹青曾說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曾讓他特別感動:「第一次看到有個同代人寫我們自己的生活,非常高興。記得小說結尾寫主角回城後心裡苦,跑到外灘人堆裡去,家人又去找他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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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憶與陳丹青

朱偉認為王安憶最了不起的事,是她總能拓展自己,她對生命的累積能力讓她擁有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盡的素材庫。

1985年,基於在安徽農村插隊生活的經驗,王安憶攜中篇小說《小鮑莊》驚艷文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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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憶早期作品《小鮑莊》

彼時,距離她結束插隊生活已過去了13年,可是,她仍記憶猶新:「我們的村莊,我永遠不會忘記,離開了就再沒有回去過,可是依然不會忘記,它的名字叫做大劉莊。

有別於深入挖掘特定人物形象的命運起伏,王安憶更想展現農村的生存體系與價值觀念:

“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於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裡,根不深,則葉難茂。”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農村,還盛行著童養媳。她將這一現象記錄在《小鮑莊》裡:“小鮑莊的童養媳是最好做的了,方圓幾百里都知曉,這莊的人最仁義。”

但「仁義」文化在這個封閉的農村卻逐漸扭曲,異化出其虛假和病態的一面:「人性被壓抑,理想被剝奪,生命被摧殘。」譬如小說中的鮑秉德,做夢都想有個孩子叫他「大」(即爸),卻不得不忍受瘋妻,最後秉承「仁義」的執念而選擇獨身;小鮑莊發洪水了,撈渣因搭救鮑五爺而失去生命。而撈渣死去後,村民反而獲得了更大的利益。王安憶試圖用一種強烈的反諷藝術去反思和呼喚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在現代社會的「落地生根」。

《小鮑莊》發表後引發了強烈反響,其作為尋根文學的代表作而榮獲了第四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

除了知青題材、尋根題材,王安憶更關注了女性的情感、婚姻與成長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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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的王安憶

1980年發表在《北京文藝》的短篇小說《雨,沙沙沙》,在當年傷痕文學大行其道的語境下,乾淨單純得就像被春雨煌洗過的世界般清新脫俗。一個情竇初開的女孩有意錯過了末班車,內心等待曾在一個雨夜邂逅,並載她回家的年輕人。儘管那位年輕人再未出現,但她在等待中冥思,並堅信美好的愛情一定能實現。

彼時,一個殘酷的年代剛過去,在人性、人倫、社會秩序和道德信仰都需要重建的時期,王安憶呈現的愛情理想並非虛幻的烏托邦,而是代表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

如果說王安憶早期的愛情題材還充滿了少女懷春的浪漫情懷的話,那麼她中期的這類小說則將筆觸伸向了鮮有人涉及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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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憶在上海簽書

《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谷之戀》並稱為「三戀系列」。無論是《小城之戀》中對兩性關係的深入探討,或是《荒山之戀》裡透過對女性隱密的性愛心理的書寫,展現女性深層的生命體驗,抑或是《錦繡谷之戀》裡再現普通人婚姻生活中存在的困境,都直擊了當代情感婚姻的痛點。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作品裡,當女性和兩性關係話題還囿於傳統題材時,王安憶卻能勇闖“禁區”,不僅呈現了女性成長過程中的諸多困惑、迷茫,更直面兩性慾望、個體生命的權利、女性獨立意識的覺醒。

王安憶後來在《長恨歌》中書寫出身上海裡弄的王琦瑤,面對她當初的“攀龍附鳳”,最後的“魂歸離恨天”,王安憶亦沒有持批判態度,當她用一種寬容之態去看待大千世界時,我們會發現“故事背後強大而仁慈的自然規律,這是她對人性和人的生存狀態及本體世界的關懷。”

為平凡人立傳

宏大的敘事無疑是更討巧的,但王安憶主觀上更願意將故事日常化,哪怕是《天香》這部能「以《金瓶梅》《紅樓夢》以降的世情小說作對比」的書寫大家族之作,其“結局也沒有《紅樓夢》般的大痛苦、大悲憫;有的是大家閨秀洗盡鉛華後的安穩與平凡。”

另外,她的小說裡的許多人物都是「去姓名」化的,比起讓人物的命運跌宕起伏,她更願意寫一個群像,「我寫《蚌埠》,是給一個城市畫像;寫《保姆們》,是給保姆這個群體畫像;寫《紅光》是給這條街畫像。

尋常巷陌、柴米油鹽、個體遭遇、芸芸眾生,都在各自命運和時代的洪流裡載沉載浮,他們無須被樹碑立傳,但需要被呈現,被看見,因為真正的榮光終歸是無數普通人創造的。

「總以為歷史是紀念碑鑄成的,更可能是石頭縫裡的草籽和泥土」。

一個中國女人,戴上法國最高榮譽勳章

2020年10月,王安憶的新作《一把刀,千個字》問世。淮揚名廚陳誠的紐約生活,繞不過他東北與上海的家庭。在橫跨東西半球,半個世紀的風雲流轉裡,是三代人的命運起伏。一個漂泊異鄉的遊子,在一飯一蔬裡,於燈紅酒綠之中,仍有氤氳不散的鄉愁午夜夢回;而消失於歷史深處的英雄母親,她即便被確認為“烈士”了,又如何重新被後世之人深刻銘記?

既然“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她願意於浩浩湯湯的歷史長河中,打撈逝去的真實,還有那些不該被泯滅的記憶。

莫言曾評價王安憶的小說:「我看王安憶的小說經常產生聯想,彷彿在觀察一匹織錦或者絲綢,打開漫長的畫卷,上面圖案一會兒是牡丹,一會兒是鳳凰,圖案在變化,具體針法不變……千針萬線,一絲不苟,一條跳線都沒有」。

迄今為止,王安憶從事文學創作已近半個世紀,在如此漫長的寫作歲月裡,她幾乎沒有過作家為之焦慮不安的瓶頸期,當很多同時代的作家或原地踏步,作繭自縛;或江郎才盡, 「金盆洗手」;或「走火入魔」「面目全非」時,她仍保持著鮮活而旺盛的創作欲,就像一位「馬拉松選手」,一直行進於漫長的生命賽途。

而且她眼界的寬廣、題材的浩博令人嘆為觀止:「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上海風華、五六十年代的新社會蛻變、上山下鄉、改革開放,乃至於後社會主義的種種聲色,無一不是下筆的對象。

這位無法被明確歸類的女作家,彰顯了中國文壇獨特而富麗的景觀。但她卻說,“我知道自己的軟肋,也沒有太大的野心。”

「野心」沒有,但「匠心」是她始終惜若瑰寶的東西。

她無數次在記憶的平疇回望當年那個15歲的小女孩,她認真地在煤油燈下寫信給母親。母親離開後,她愈發莊重地對待筆下的每一個文字。那些珍珠般的文字,熠熠於人世,就像星辰,閃爍於無邊的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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