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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平頭百姓到紅二代大亨 誰能躲過思想警察敲門?

新聞 雅惠 4天前 45次浏览

新冠病毒疫情期間受到打壓的中國公民(從左至右順時針:任誌強、李澤華、陳秋實、方斌、李翹楚、高飛、許誌永)
 

國保的電話是晚飯時分打來的。

“你人在哪兒呢?給我發個定位,” 說話的是高飛熟悉的孫警官。

高飛,32歲,湖北黃岡人,常年在廣州做焊工,也參與一些公民維權。去年底,他回到老家,和武漢周邊的其他小城一樣,這裏很快淪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重災區。

高飛知道他們遲早要來。一天前,他“翻牆”發了一條推文,說當地醫院物資嚴重告急,習近平不把老百姓的命當一回事,是“反人類”。

“這條推特據說驚動高層了。縣公安局說,公安部下了指令要抓人,”他告訴美國之音。

高飛被行政拘留了七天。

“現在完全是人治的狀態,沒有法治,” 他對美國之音說。“誰的人身安全都沒有保障。”

新冠病毒疫情期間,中國當局對網絡信息的封鎖越來越嚴,因言獲罪的人也越來越多。 用一位網民的話說,“
幾乎每天都有朋友被帶走、失聯、拘留、喝茶”。

非政府組織“中國人權捍衛者”(CHRD)說,截至3月12日,僅中國官媒報道的全國因傳播疫情信息受罰的案件就有5511起。他們中大多數被行政拘留3-15天並強迫認罪,一些人還受到行政罰款、口頭警告、教育訓誡和刑事拘留。在該組織收集到的452個因“散布謠言”而受罰的網民案例中,年齡最小的隻有15歲。

“很多人並不覺得自己發表了什麽政治言論、危險言論。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可能會惹上麻煩,然後就有人來敲他們的門了,”美國自由之家高級研究員莎拉·庫克(Sarah
Cook)對美國之音說。

庫克認為,在這場疫情中,打壓異見者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要務。北京把這場公共健康危機當成了一場政治危機。

在眾多受到打壓的異見者中,近日,中共紅二代、地產大亨任誌強的被失蹤引發廣泛關注。

現年69歲的任誌強人稱“任大炮”,曾多次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國共產黨。
本月初,他再度開炮,在一篇措辭犀利的文章中抨擊北京當局掩蓋疫情真相,不點名地把習近平稱作“一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醜”。任誌強的多位友人證實,他於3月12日被當局帶走。

一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對美國之音說,任誌強起初在一個小圈子裏分享了這篇文章。小圈子的成員都是與他一道參與環保活動的民營企業家。

這位消息人士說,他與任誌強有多位共同朋友。他告訴美國之音:“他大概跟11個人分享了,可能有些人沒有這個政治意識,就把它傳出去了。有的人就來問他,這是不是你寫的?他敢作敢當,說是我寫的,就引發了後麵一連串的事。”

這位消息人士還向美國之音透露,任誌強的大兒子、秘書也被抓了。他的妹妹及家人都會受到影響。
任誌強本人目前被當局留置,政府將此定為重案,“任何人不得插手,不能介入,不能求情,可能也包括王岐山。”

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曾是任誌強的中學輔導員,二人關係密切。許多政治觀察人士注意到,王岐山自疫情爆發以來一直沒有露麵,也沒有出席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17萬人大會。

“王岐山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靠邊站了,他對習近平沒有什麽製衡,”這位消息人士說。“從民間和黨內的反應來看,大家是普遍的同情,但是站出來講話的人寥寥無幾。”

“現在任誌強基本變成了刀板上的一塊肉,”他說。

任誌強的朋友、中國女企業家王瑛是在他失聯後少數為之呼籲的人之一。美國之音上周與她取得聯係時,她說,任誌強的案子“沒有進展”,“現在恐怕誰發聲都夠嗆”。

“國內控製傳播的手段都上來了。無論是恐嚇還是實控都很有效。對家屬的控製也很有效,”王瑛說。

瑞典人權活動家彼得·達林(Peter
Dahlin)說,自習近平掌權以來,中國演變出各種新型強迫失蹤手段,形成了一整套生態係統,留置就是其中一例,其前身是中共用於黨內調查的“雙規”。

“這是一個用於失蹤的係統化、製度化體係,說白了就是將人綁架長達半年,”達林從西班牙通過Skype對美國之音說。因為新冠病毒疫情,他被封鎖在馬德裏的家中。

達林告訴美國之音,國家監察委員會——這個淩駕於司法係統之上的機構——可以在不通知家人和工作單位的情況下,將人在秘密地點扣押6個月。他們被單獨拘押,沒有任何法律保護。事實上,很多人被扣押的時間遠超6個月。

國家監察委員會由習近平大力推動,在2018年的“兩會”上宣告成立,負責調查政府官員中非黨員的人,或和政府有關的機構員工 。

達林說,國家監察委員會的調查對象涵蓋3億中國人,其主要目的並非打擊經濟犯罪,而是為了嚴明政治紀律,實現政治控製。

據他領導的非政府組織“人權衛士緊急救援會”(Safeguard Defenders )統計,過去一年中,
國家監察委員會對近200萬人發起過調查,其中約2萬5000至3萬人被失蹤,平均每天16到80人左右。

達林本人是習近平向異見人士發動的戰爭中第一批外籍受害者之一。
2016年,他曾因從事人權活動被中國當局指定監視居住23天——這是中國針對維權律師、公民記者、
活動人士等異見分子的另一套失蹤體係。

在那與世隔絕的23天裏,達林被關押在北京南部的一處秘密設施。他被單獨拘禁,終日不見陽光,頭頂的日光燈不分晝夜地開著。大部分的時間裏,他枯坐在一間安裝著防自殺軟墊的房間裏。兩名看守坐在不遠處,一動不動地盯著他。

“他們每6小時換一次崗,24小時地看著你。你扭動一下身體,你笑,你哭,不論你做什麽,他們都會記下來,但是他們不能和你講話,”達林回憶。

審訊往往在夜晚進行,趁著人們最疲憊、意誌力最薄弱的時候。那是他唯一能與人接觸的時刻。他說,那種孤單感會嚴重困擾人們的心智。

“事實上,國際法規定,在調查中使用單獨監禁超過15天就構成酷刑,”達林說。“他們認為,超過15天就會對人的頭腦造成永久性損傷。”

作為一名外國人,達林說,他受到的待遇要好得多。他沒有遭受酷刑,吃的稀湯寡水的麵條也是和看守們同樣的夥食。他的中國籍女友和很多同事們也被羈押在同一處設施。隔著牆,他可以聽到有人被打時發出的哀嚎。

達林告訴美國之音,他很清楚中國當局為什麽使用強迫失蹤,而不是簡單地逮捕手段。

“這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政治恐怖主義,你會害怕,”他說。“你的同事、朋友、伴侶也會成為這種恐怖主義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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