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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當紅作家躲鄉下寫“封城日記” 惹眾怒 遭強烈諷刺

摩洛哥裔法國作家蕾拉·斯利馬尼(Le?la
Slimani)是當今最具盛名的法國作家之一。早年的蕾拉·斯利馬尼,在大學畢業後,曾想進入影視圈當一位演員。在學習完表演課程後,曾在兩部電影中擔任配角。再後來,她擔任過《青年非洲》(Jeune
Afrique)的記者,在突尼斯報道“阿拉伯之春”時被捕,隨後離開了媒體工作,轉而從事自由職業。2014年,她出版了關於女性癮者的小說處女作《食人魔花園》(Dans
le jardin de l’ogre),使她在法語文學界嶄露頭角;2016年,憑借《溫柔之歌》(Chanson
douce)獲龔古爾文學獎,成為法國文壇的明星人物;2017年,出版隨筆集《性與謊言:摩洛哥的性愛生活》

(Sexe et mensonges:La Vie sexuelle au
Maroc);2019年,《溫柔之歌》同名電影上映。

兩年前在中國舉辦的法國活動月,蕾拉·斯利馬尼在中國幾座城市的讀者見麵會,也讓她在中國讀者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被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欽點為“全球法語推廣大使”,她在中國的名聲更是從文學讀者群體蔓延到高校法語學習群體。

近期,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在法國的暴發和蔓延,她逃離巴黎,在鄉下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在馬克龍宣布法國全境居家隔離之後,蕾拉·斯利馬尼開始為法國《世界報》(Le
Monde)撰寫封城日記專欄(Journal du confinement),目前已經連載了六篇。

然而,她在鄉下撰寫的封城日記,卻給自己惹上了筆墨官司,引起了社會強烈的反感。據法新社和英國《衛報》報道,由於在幽美舒適的鄉居生活中撰寫疫情封鎖下的思考,引發了法國社會大眾對資產階級作家特權的指控,同時也引發了作家同行們對法國作家精英主義的嘲諷,
尤其是那些沒有第二居所可供逃離的巴黎人,在社交媒體上對她進行了尖銳的嘲諷。

甚至,小說家戴安娜·杜克雷(Diane
Ducret)認為她在舒適的特權環境中談論階級的不平等,猶如法國曆史上被送上斷頭台的皇後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Antoinette)在凡爾賽宮後宮苑內扮演農民一樣。在法國著名雜誌《瑪麗安》(Marianne magazine)上,戴安娜·杜克雷撰文認為,她在鄉間木屋的隔離生活,就像是格林兄弟所夢到的平行宇宙:“最起碼,我們的經曆完全不同。如果對蕾拉·斯利馬尼來說,囚禁就像一個童話故事;那麽對我來說,它更像是一部流浪漢小說。我就是那個社會地位低下的流浪漢。”

杜克雷認為,蕾拉·斯利馬尼是典型的法國知識分子精英階層:“在我看來,我們的知識精英有時太不接地氣了,仿佛法國大革命並沒有深入所有領域,隻有特定的社會階層才有特權表達時間的味道。”蕾拉·斯利馬尼對於不平等話題如此寫道:“我們並不平等,未來的日子將以一定的殘酷性加深這些不平等……並不是每個人都這麽幸運。”對此,戴安娜·杜雷克回應說:“當寶貴的自由受到威脅時,平等不過是遙不可及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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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柔之歌》,作者:[法] 蕾拉·斯利瑪尼,譯者: 
袁筱一,版本:浙江文藝出版社
 

2017年8月在看到蕾拉·斯利馬尼談論自己的鄉居隔離生活就像是睡美人一樣的生活後,法國記者尼古拉斯·奎內爾(Nicolas
Quenel)諷刺說,建議所有貧困家庭都去閱讀她在《世界報》撰寫的“叢林禁閉日記”,這樣就可以“緩解15平方米的緊張生活”。因為,巴黎公寓的麵積絕大部分都非常小,有近四分之一的人住在30平方米以下的房子裏。在巴黎封城之後,很多老人小孩甚至一家三口都隻能擠在三十平方米以下的公寓內進行居家隔離。

在法國《大腦》雜誌(Brain Magazine)網站上,編輯菲利克斯·雷麥特瑞爾(Félix
Lema?tre)更是逐字逐句地對蕾拉·斯利馬尼進行了質疑與嘲諷。在封城日記的開篇,蕾拉寫道:“今夜,我輾轉難眠。順著臥室的窗戶看去,黎明的曙光從山坡升起。草上結著薄薄的霜,看上去冷冰冰的,椴木枝上隱隱冒了幾個嫩芽。”對此,菲利克斯批注式地寫道,矛頭指向的是蕾拉所具有的“階級特權”:“對於你來說,它也許隻是一道風景;但對於別人來說,它就是超級暴力的拳頭擊打腹部。沉思地平線是一種階級特權。一直以來都是如此,今天更是如此。隻是你的照片有一點淫穢色情的味道,對於那些在未來幾周內隻能看到內院或街對麵建築的人來說,你的照片有一點色情的味道。當你的思緒在綠色的草地上徘徊時,有些人隻能在15平方米內焦慮不堪。”

除此之外,社交媒體的筆墨官司也蔓延到了另一位法國著名小說家身上。瑪麗·達裏厄塞克(Marie
Darrieussecq)也是法國文壇的明星人物,近期也在法國重要媒體《觀點》(Le
Point)上撰文談論自己的逃離生活。她將巴黎牌照的汽車扔在車庫,開著一輛老爺車出城去了海邊喂鹿。她向外地逃離的行為和她逃離之後的舒適生活,同樣引發了法國大眾對於防疫隔離時期精英特權的討伐。

在法國宣布封城時,約莫五分之一的巴黎人逃亡到各地或海邊。在全境居家隔離之後,巴黎以外的法國地區更是掀起了一股針對巴黎人的怨恨浪潮,生怕他們會在逃離過程中帶來病毒的傳染。除去病毒傳播的嫌疑之外,外地人也害怕巴黎人的逃離會給當地帶來生活用品方麵的搶奪,以及搶占外地本來就比巴黎更為匱乏的醫療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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