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疫情推特戰：從中國外交部推文解讀大外宣布局

前言：

喬治．奧韋爾（George
Orwell）在小說《1984》中提到，“誰控製了過去就控製了未來。誰控製了現在就控製了過去。”操控曆史一直是不少政權的運作方式，對不少強權來說，如今是誰掌控了社群媒體的話語權，就能夠模糊焦點，並重塑曆史。中國大外宣近來因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格外被重視，如今，推特也成為撰寫曆史的新戰場。《報導者》搜集過去100天中國外交部的推特（Twitter）訊息，來探索這場外交推特上的大外宣是怎麽布局，那些透露的訊息和未明說的企圖又是什麽？

正文：

2019年10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開通了她的推特，但直到2020年2月14日淩晨1點半，她才發布了自己的第一條英文推文，“沒有一個冬天不可逾越，沒有一個春天不會到來”（No
winter lasts forever, every spring is sure to
follow.）。這個推特訊息的發布時間，正值從武漢開始的疫情剛獲得控製，但歐洲與美國疫情才要爆發。截至2020年4月4日，華春瑩的推特賬號已有超過31萬的追蹤者，這條推文也獲得了5,800個讚，一名網友在下麵評論：“華大媽，您好，翻牆違法，請親自自首”。

華春瑩並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一個開始使用推特的中國官員。2019年堪稱中國外交官的“推特元年”，在去年10月的前後，中國駐美、駐英等大使相繼加入推特。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2019年11月的一次外交部會議上，敦促官員們在麵對國際挑戰時，要表現出更強的“戰鬥精神”。緊接著，外交官員開始在推特上發文、轉推，反擊外界對於中共的質疑，試圖通過推特，重塑並完善中共的國際形象。

在這場訊息戰中，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目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團隊由一位新聞司司長和兩位副司長組成，分別為華春瑩、耿爽和趙立堅。因為中國以“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的單位名義開通推特，耿爽則尚未開通，於是華春瑩、趙立堅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這3個已認證的官方賬號，組成了外交官員在推特互動中重要的“鐵三角”。

我們搜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SpokespersonCHN）、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zlj517）、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MFA_China）3個賬號於2020年1月1日至4月10日在推特的發文數據，共計4,574筆，試圖從中解析中國政府如何在社群媒體上談論COVID-19疫情，透過中國的外交發言係統與發言人的發言頻率、論述內容，來了解中國對外輿論塑造出的形象。

武漢封城前一天，首條病毒推文稱讚中國積極抗疫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首次在推特上提到COVID-19是1月22日，正是1月23日武漢封城的前一天。當時疫情正逐步進入大範圍傳播階段，但趙立堅首次對此發文，就在第一時間定下積極抗疫的大國形象──他稱，中國麵對這次疫情，比起2003年的SARS有很大的進步，和COVID-19有關的新聞報導也非常及時。

（圖表1）

在此之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即便開通賬號，卻沒有發布與疫情相關的內容。1月22日當天，3個賬號裏的132條推文中，僅12條與COVID-19有關，其餘推文大多敘述中國的經濟建設與經濟實力，強調中國追求和平發展、與世界合作的願望，例如趙立堅轉發了中國駐阿富汗大使王愚的推文，肯定兩國長達65年的互助友誼，稱中國與阿富汗是山水相連的邦國關係；另外則是喜迎春節的推文，其中一條是趙立堅發文，介紹中國十二生肖的傳統文化，並稱自己是鼠年出生，有著同老鼠般靈敏、機智的特征。

就當外交部發言人的推文還沉浸在春節的喜悅時，COVID-19早已向外擴散──1月16日日本出現首例確診，1月20日韓國出現首例確診，1月21日病毒已衝出亞洲，美國出現首例確診。被趙立堅形容為頂級的防禦措施（top-level
preventive，control measures ）似乎沒能及時阻礙病毒傳播的腳步。

2月疫情大爆發，如何講好中國抗疫故事？

1月30日，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宣布COVID-19構成“國際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當天早上，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前一日病例數，西藏出現首例確診，疫情蔓延中國所有省分；2月8日死亡人數超過800人，超過2003年SARS的全球死亡人數；2月12日，湖北省新增14,840例確診病例，創單日新高。在疫情大爆發與全球注視下，如何講好中國抗疫故事，成為這一時期的關鍵任務。

（圖表2）

這段時期的推文，以“中國抗疫成果”和“正能量”為主體，來弱化、淡化不斷增長的確診數目。“中國抗疫成果”指的是中國的防疫建設以及疫情的正向變化，例如趙立堅在1月31日發文，向外界展示武漢“8天完工”的火神山醫院；另外則是“正能量”的訊息，其中有許多鼓勵與加油的語句和醫護人員感人的故事，例如趙立堅在2月17日轉發“中國駐薩摩亞大使館”的推文，一名來自薩摩亞的醫生為武漢和中國加油：“Keep
it up, Wuhan! Fight on, China! ”

雖然也有推文呈現中國COVID-19確診數字，例如趙立堅2月4日的推文列出當時確診、死亡，及治愈人數，但在1月1日到4月10日這段我們所搜集的4,574則推文中，這類與“中國疫情說明”有關的內容隻有167條，而“正能量”訊息是它的9倍。

而與“中國疫情說明”有關的推文，往往也附帶“正能量”或“中國抗疫成果”的論述，代表推特上展現的中國疫情大多帶有正向的色彩，藉此反映中國政府領導國內抗疫相當成功，輸出“治理有方”的大國形象。例如趙立堅在2月5日的推文，恭喜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又有8人治愈出院。

推特上積極的論述基調與政府應對方針緊密相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提出“講好中國抗疫故事”的主張，他在發言中強調宣傳教育與輿論引導的重要性，指出應“讓正能量始終充盈網絡空間”，向外“展現中國人民團結一心，同舟共濟的精神風貌”，以占據主動位置，有效影響國際輿論。

2月20日後，從“疫情重災區”轉為“伸援大國”

2月13日，湖北省的新增確診人數從前一日的14,840人，驟減至4,823人，全中國每日新增病例也從這天開始一路下滑。約一周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推文風向開始慢慢轉變，從感謝他國援助的“疫情重災區”，轉為可以輸出物資與經驗的“伸援大國”。

（圖表3）

華春瑩在2月20日用日語發布第一則有關中國援助他國的推文，提到中國捐贈一批病毒檢測試劑盒給日本。在此之前，中國仍處於被援助的狀態，例如在2月2日共有14條相關推文，感謝德國、俄羅斯等對中國的援助。因此2月20日成為中國扭轉國際形象的起始點，在之後的幾天裏，中國開始向伊朗、巴基斯坦等國輸送抗疫物資。

3月8日，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宣布，除武漢外，全國境內新增確診案例為0。這天之後，“中國援助他國”的推文數量開始明顯增加，並在3月30日到達高峰、當天共計55則，呈現中國向寮國、意大利、美國、委內瑞拉、柬埔寨等國家運送N95口罩、防護服等物資，並派遣專家小組前往救災。

在“伸援大國”形象下，中國除了向各國捐贈抗疫物資，也強調自己及時向國際社會通報疫情信息，履行國際責任。例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在3月9日時，提到中國一直透明、公開、及時地向世界更新疫情信息，為國際社會爭取抗疫的緩衝時間；華春瑩也在3月19日發文，強調中國早在1月3日就告知美國COVID-19信息。

法國居斯塔夫．艾菲爾大學（Université Gustave
Eiffel）傳播學講師黃釗，於2018年陸續發表多篇與中國數字公共外交（Digital Public
Diplomacy）相關的研究，他接受《報導者》越洋采訪時分析，中國在推特發文中沒有承認自己的過失，也沒有否認它在１月初中國國內無任何報導的真空狀態，而是將重點放在中國為本國國民及國際社會所做出的努力，希望藉此調整並修正自己的國際形象。

3月指稱美軍才是元凶，“網紅外交官”趙立堅戰狼外交發功

在COVID-19疫情期間，中國官方的發文策略相當靈活，除了扮白臉──向全球拋出“中國願意援助抗疫”的橄欖枝，也不吝於扮黑臉──直接攻擊那些批評中國政府抗疫的言論或國家。以“網紅外交官”、“戰狼”等封號著稱的趙立堅，在這之中扮演重要角色。

3月以前，COVID-19疫情主要發生在中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這段期間發了多篇推文，指責美國對中國疫情“過度反應”，造成世界恐慌。但隨著疫情延燒到全球，3月11日，美國疾病控製預防中心（CDC）主任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在聽證會上坦承美國沒有足夠的檢測試劑，可能有COVID-19患者死因被錯誤歸類為流感。

隔天，趙立堅連續發了兩則推文，先是質疑美國疫情信息不透明，之後還主動製造新話題，推文宣稱美軍才是把COVID-19帶到武漢的元凶，引起軒然大波。不僅讓美國國務院立即召見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表達抗議，美國總統川普更在一周後的公開演說中回擊，直接把COVID-19稱作“中國病毒”（China
virus）。

這種極度挑釁的“戰狼式”言論，使美中關係緊張情勢升高，但趙立堅的發言並不讓人意外，畢竟，這不是他第一次在推特引戰。

2019年7月，美國在內的22個國家發聲明譴責中國侵害維吾爾人權，時任巴基斯坦外交官的趙立堅發文回擊“如果你在華盛頓特區，那你就會知道白人從來不去西南區，因為那是黑人和拉美裔的地區”（If
you’re in Washington, D.C., you know the white never go to the SW
area, because it’s an area for the black & Latin.
），這個推特發文引來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駐聯合國大使萊斯（Susan Rice）不滿，痛批趙立堅是“種族主義者”（racist
disgrace）、“驚人地無知”（shockingly
ignorant）。這場論戰引起中國國內討論，《環球日報》評論以“推特上最強戰力的外交官”為題，說趙立堅手撕萊斯，讓他一戰成名。

推特主打“不官腔”，趙試圖展現“親民形象”

趙立堅另一個特別之處，在於他2010年5月便開通推特賬號（@zlj517），是中國第一批在推特上活躍的外交官。加入發言人團隊前，他的推特已有超過24萬名粉絲（followers）；上任外交部發言人一個月後，粉絲量更翻倍成長、超過50萬人。與之相比，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的官方賬號僅有10.8萬人追蹤，華春瑩的推特粉絲則是31.6萬。

趙立堅如何操作推特社群？長期關注中國外交政策的意大利學者卡佩萊蒂（Alessandra
Cappelletti）2019年發表了一篇論文，分析趙立堅駐巴基斯坦期間的推特發文，發現趙立堅是個重度推特使用者，不僅善用推特置頂、hashtag等發文功能，也很常和用戶互動；為了拉近與巴基斯坦推特用戶的距離，趙立堅一開始甚至把推特名稱取成穆斯林名字：穆罕默德・趙立堅（Muhammed
Lijian Zhao）。

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蔡文軒也發現，趙立堅外派巴基斯坦期間，在推特發言直接、不打官腔。例如2019年8月趙立堅回中國接任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他就在推特直敘自己的不舍之情，因為“巴基斯坦已經偷走了我的心”（Pakistan
has stolen my
heart）。蔡文軒認為，這很符合中國政府使用推特的用意：透過生活化的語言，展現中國外交官的親民形象。

在本篇報導搜集的資料中，同樣能明顯發現趙立堅發文量遠大於另外兩個外交部發言人賬號，上班時間以外也很常發文。

（圖表4）

然而，趙立堅善用推特、“戰狼式”發言的風格雖讓他備受關注，卻並非每次都符合官方主要立場。

WHO在1月30日將COVID-19疫情提升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後  ，中國外交部隔天派出華春瑩響應，丟出一個中規中矩的官方立場：中國願意繼續與世衛組織及各國，一同維護全球公衛安全。

趙立堅卻在同一天轉推了德國波恩大學病毒學家施特裏克（Hendrik
Streeck）的發文，該文主張流感威脅比COVID-19更大，批評WHO的決定是錯誤的。

官方口徑搭配戰狼言論，中國大玩“膽怯複調”策略

趙立堅在3月提出“COVID-19病毒來自美國”的言論，也沒有獲得其他中國外交同行讚同，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更在受訪時表示，應該讓科學家來推論病毒起源，由外交官或記者來揣測病毒來源是“非常有害的”（very
harmful）。

趙立堅看似被其他外交同僚“打臉”，但黃釗認為，兩者間的落差這可以用“膽怯複調”（Timid
Polyphony）理論來解釋。例如一段音樂中有主要旋律，也有次要旋律，應用到中國外交發言上，趙立堅的“戰狼式”言論屬於次要旋律組成的複調（Polyphony），看似與主旋律不同，但當事人仍會判斷政府的意誌再經過篩選或適度的審核，所以用“膽怯”（Timid）來形容，代表副旋律再怎麽出格，絕不會影響到官方主旋律的內容。

“膽怯複調”策略並不是第一次被使用，黃釗在2019年研究中國外交體係的推特賬戶時發現，中國外交體係的推特最常轉推《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官媒文章，用來奠定中國外交推特的“主旋律”。除此之外，這些賬號也會選擇“與中國政府立場不同”的外媒或國際組織，轉發一些它們的報導和報告，用來展現中國可以接納不同意見。

不過，這些“被選擇”的推文內容大多稱讚中國，或與中國持相同觀點。例如趙立堅雖然在2月6日發文批評《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充滿歧視、挑釁和毀謗，但3月9日時，趙立堅主動轉推了一則《紐約時報》報導截圖，內容提到美國抗疫物資不足，正好符合當時中國外交部批評美國抗疫不力的論調。

黃釗認為，中國的宣傳係統表麵上由外交部負責，實際上是由共產黨中央宣傳部來管。隻要涉及宣傳，不論對外或對內，背後一定是有組織的行動來指引。

貫徹“命運共同體”原則，爭奪抗疫領導權

過去4個月以來，中國外交官在推特上的發文隨著全球疫情局勢在變化，然而，有一項大原則不變：麵對全球疫情，要堅守“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這類推文傳遞出兩個信息：中國也是疫情受害者、中國願意共同承擔國際抗疫責任。

（圖表5）

從上方圖表可以發現，“共同體”推文在過去數月中都有出現。第一則相關推文出現在1月22日，趙立堅轉推中國駐印度大使孫衛東的發文，稱中國將會繼續深化國際合作，與國際社會一同應對流行病。

這些推文常包含“中國抗疫有成”與“中國援助他國”的主題，例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在4月1日的推文，在呼籲保持國際合作，捍衛全球公共衛生的同時，強調武漢封城對推遲病毒傳播的重要性。

蔡文軒認為，中國官方想藉由“命運共同體”傳遞一個訊息：COVID-19疫情遲早會發生，中國隻是先出現疫情的國家。例如趙立堅在3月發文批評美國《福斯新聞》（Fox
News）主持人華特斯（Jesse Watters）提出的“中國道歉論”，強調中國和其他出現疫情的國家一樣，都是受害者。

在這種論述下，中國對病毒來源的說明相當謹慎，除了趙立堅突然發文質疑美國是COVID-19發源地，大部分都維持“需要科學推論”、“來源不明”的論調；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也轉發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3月19日由全球27位公衛專家和科學家發布的聲明，強調COVID-19病毒不是從武漢生化實驗室流出。

“命運共同體”的另一重點，在於強調國際社會應共同對抗疫情，而在外交部發言人的推文中，中國不斷向外輸出救援物資與經驗，相反，美國卻無所作為。

隨著疫情在全世界延燒，許多國家蓋起方艙醫院支持崩潰的醫療體係，並陸續封城減少人流。黃釗認為，這有助於中國政府建構“世界都在仿效中國經驗”的形象。同時，中國透過出口醫療物資、派遣醫療小組傳遞“中國抗疫經驗”等方式，向國際宣傳中國正積極協助世界，這種“魅力攻勢”（charm
offensive）既可展現軟實力，也能建立和平的國際形象。（注：“魅力攻勢”(charm offensive)
的關聯，出自美國記者庫蘭茲克（Joshua Kurlantzick）2007年出版的《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書中提到，中國為建立和平的國際形象，積極接觸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透過文化宣傳和對外援助展現“軟實力”。）

除了直接論述自己為全球抗疫的付出，中國官方推特也透過與他國比較來“凸顯”自己。從本篇報導搜集的數據可以發現，美國是中國對外批評的最大箭靶，在帶有批評對象的231篇推文中，近8成是批評美國政府。

（圖表6）

2月時，中國疫情遠比他國嚴重，這時中國外交部推特多次把COVID-19和2009年的H1N1疫情拿來對比，主張流感和H1N1疫情比COVID-19更嚴重，也轉發伊朗外交部長查瑞夫（Javad
Zarif）的推文，表示“中國比美國負責任”。

3月，中國開始批評美國未能控製國內疫情，也不願意幫助其他國家。例如趙立堅在3月23日轉發《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的推文，先提到當日意大利死亡人數飆升，再質疑：“美國和中國現在不應該共同幫助歐洲嗎？除了連任和推卸責任外，川普總統還在想什麽？”（Shouldn’t
the US and China jointly help the Europe now? Is there anything
else on President Trump’s mind except for re-election and passing
the buck?）先把中美兩國的角色定義為“救援者”，再暗示美國“失職”了。

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推文中，一向被視為“世界領導者”的美國，不僅國內抗疫無能，也沒有負起國際責任，甚至還扯後腿、影響其他國家接收外界醫療物資。

例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指責美國對古巴、委內瑞拉、伊朗等國實施經濟製裁和禁運令，使這些國家無法接收外界醫療物資，並轉發查瑞夫的推文，上頭寫著，麵對美國以“醫療恐怖主義”（#MedicalTerrorism）取代了“經濟恐怖主義”（#EconomicTerrorism），世界不能保持沉默。

蔡文軒認為，因為美國是自由民主的代表，這波批評暗示了“民主體製”和“共產體製”的較勁：“他們其實想對國內人民，還有部分比較擁護威權體製的人表達，今天民主體製所表現的救災能力不見得比中共的體製來得更好，所以他強烈地去批評，背後散發的是自由民主不見得是最好的。”

台灣抗疫信息遭冷處理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推特直到4月，才首次提到台灣。

4月3日，美國白宮國安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發文感謝台灣捐贈200萬個口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對此推文，要美國不要讓抗疫行動“政治化”。另一次提到台灣，是在4月1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和趙立堅分別推文表示，台灣若要參與WHO等國際活動，須遵循“一中原則”（one-China
principle）。

除了以上兩類推文，台灣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推特中，幾乎是“神隱”狀態。即便WHO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4月9日指自己被台灣惡意攻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推特也僅是 
   發文譴責種族歧視行為，內文並無提及台灣。

蔡文軒分析，在這次COVID-19疫情中，中國官方把台灣定調為“以疫謀獨”，加上台灣此次抗疫成果不錯，故會在推特上“冷處理”，不會主動提起台灣。

蔡文軒認為，台灣不需要和中國打口水戰，在全球疫情險峻的現況下，台灣防疫成績相對亮眼，把防疫政策和經驗歸結為“台灣經驗”供其他國家參考，對台灣會更有利。

推特大外宣關鍵目的：對內維穩，增強民族主義情緒

趙立堅推特截圖。（Public Domain）

在這場關於疫情的論戰中，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推文遵循著中共的核心思想，從最初的消聲，到強調正能量與政府的抗疫成果；在“戰狼式”發言的同時，也呼籲國際合作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擺脫“疫情重災區”的被動處境後，中國正努力建構著一個向世界輸出物資與經驗的“伸援大國”。

但修正國際形象隻是目的之一，維護內部的穩定才是大外宣的關鍵。蔡文軒認為，趙立堅“戰狼式外交”的受眾並不是海外民眾，而是與推特隔著高牆的中國人民。

“（趙立堅）這些話並不會得到境外人士的認同，但它很容易激起國內的民族主義，因為民族主義情緒是沒有是非對錯的，隻有『中國認同』與『非中國認同』的問題。”

習近平上任後，中國政府更加重視對於民族主義的操控。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周嘉辰表示，習近平透過反腐來贏得民眾的支持，透過宣傳“厲害了我的國”來強化民族認同，並用“脫貧攻堅戰”穩固民心，這種訴諸人民的做法與民族主義相掛鉤，也更加容易滑向戰狼式的民族自信。（注：脫貧攻堅戰，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國共產黨於2015年底開始進行的執政方針，目的是在2020年底前，解決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問題。）

而根據周嘉辰的觀察，雖然推特在中國被禁用，但這些英文訊息會及時被翻譯，再以中國官媒報導的方式或社交平台轉入中國。

例如在3月22日，《環球網》發表一篇〈中美外交發言人推特對戰！華春瑩連發三推：謊言與誹謗不能讓美國變得偉大〉的文章，報導華春瑩與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歐塔加斯（Morgan
Deann Ortagus）在推特上關於“中國是否疫情信息不透明”的論戰，這些推文便被《環球網》透過截圖，呈現在中國讀者麵前。

中國一邊在國內控製輿論，一邊在推特上與其他國家論戰，背後邏輯是一致的。黃釗認為，就算中國民眾翻牆，當他們看到政府在推特強硬捍衛中國的國際形象，反而會進一步增強民族主義情緒，這導致對內與對外宣傳融為一體，而外交部推文正是其中的連接點。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

【資料分類】

本篇報導爬梳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SpokespersonCHN）、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zlj517）、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MFA_China）三者2020年1月1日至4月10日在推特的發文數據，針對該時間段共4,574則推文進行分類。以人工標記的方式，先將推文區分為“與COVID-19有關”和“與COVID-19無關”兩類，再依議題屬性進行9項分類。若一則貼文中有兩種屬性以上，則會標記多種分類，各項分類依據如下：

【參考資料】

1.    Huang, Z. A., & Wang, R. (2019). Building a
Network to “Tell China Stories Well”: Chinese Diplomatic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n Twitt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3, 24.

2.    Cappelletti, A. (2019). Between Centrality and
Re-scaled Identity: A New Role for the Chinese State in Shaping
China’s Image Abroad.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3),
349-374.

華客網：百日疫情推特戰：從中國外交部推文解讀大外宣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