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記事起，我就認定自己是個樂觀主義者。就像一株幼苗向著金色的太陽生長，我天生就善於尋找光明的一麵。
當然，近年來，這種信心愈來愈難以維持。我長期報道的科技產業已經失去了叛逆的鋒芒，變得壟斷而且渴望權力。總體而言，美國經濟呼應了這些趨勢，除了最富有的人以外，其他人都受到忽視。與此同時，整個星球都變得愈發不適合居住。
然而，在去年的大部分時間裏，我仍然是樂觀主義者。恢複活力的民主黨似乎準備推動重大問題的宏大解決方案，從醫療到教育，再到氣候變化。終於出現了一些關於控製壟斷、創造更公平經濟的討論。確切地說，情況看起來並不樂觀，但如果眯著眼睛仔細看，還是能夠看到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現在一切似乎都已失去。新冠病毒和我們國家對它的災難性反應，對我這樣的樂觀主義者來說不啻為當頭一棒。如果絕境中尚有一絲希望，我們必須努力去尋找。
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應該花更多的時間去考慮，當前麵臨的所有問題有可能會比想像的還要糟糕。新冠病毒就像一枚熱追蹤導彈，仿佛專門用來阻礙社會幾乎每一個角落的進步，從政治到經濟再到環境。
要想避免最壞的結果，唯一的方法可能就是對其深思熟慮。為了避免厄運，現在是做最壞打算的時候了。
為什麽這樣悲觀？不僅僅是因為近9.2萬美國人死亡，數千萬人失業。不僅僅是因為我們的聯邦政府好像陷入沉睡，國會沒有能力或不願推動這樣的危機所需的大規模災難應對法案，一個廢物總統所能表達的最高同情就是“太糟了”。不僅如此，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全球合作也變得支離破碎。
除此之外，還有更為根本的問題：在明確這場危機最糟糕的後果，並組織統一戰線對抗危機方麵，美國驚人地缺乏領導力。事實上，分裂和混亂可能成為當下持久的主旋律。
在十多年前出版的一本書中，我提出，互聯網可能會帶來一個“選擇相信你自己的事實”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不同的社會階層會相信不同版本的現實。特朗普時代，以及現在的新冠病毒，證實了這一可怕的預測。
這是因為大流行實際上創造了不同的政治現實。新冠病毒對紐約這樣人口密集、種族多元化的民主黨城市據點的打擊，比對人口稀少、強烈傾向於共和黨的農村地區打擊更大，在總統及其助手的推波助瀾下，這種差異正在助長關於病毒本身性質的非常危險的黨派分歧。
想想正在興起的關於戴口罩，或者是否接受某些未經證實的療法的文化戰爭吧。看看關於重新開放社會是否安全的抗議吧。現在，讓這些分歧更進一步。正如《紐約時報》的凱文·魯斯(Kevin
Roose)上周所寫的那樣，當疫苗出現時，如果許多美國人受到反疫苗傳言的影響，幹脆拒絕接種會怎樣？
病毒的經濟影響隻會造成進一步的不平等和分裂。穀歌、Facebook、亞馬遜和其他巨頭不僅會生存下來，而且似乎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他們的大多數競爭對手——不僅是小企業，還有許多美國實體零售商和他們數以百萬計的雇員——都有可能遭到滅頂之災。
最糟糕的是，這場危機的痛苦可能沒有完全反映在廣泛的經濟指標中，尤其是，如果像2008年衰退後發生的那樣，複蘇之路漫漫，而且主要惠及富人。已有跡象表明，這種情況正在發生：數萬人死去，數百萬人失業，但股指正在反彈。
經濟方麵的影響也造成了政治影響：病毒引發的衰退可能會進一步摧毀新聞行業，並大幅減少美國在職記者的數量，他們是我們抵禦錯誤信息的最後防線。
更糟糕的是，病毒擾亂了解決社會痼疾的新方法。正如《紐約時報》的康納·多爾蒂(Conor
Dougherty)在他最近出版的關於美國住房危機的書《金色大門》(Golden
Gates)中所寫，在推動舊金山灣區等限製嚴格的地區建造更多住房方麵，活動人士最近取得了成功。新冠病毒可能會使這種改革擱淺。再想想大流行後公共交通的黯淡前景：人們會否幹脆退回他們的私家車裏，自己開車去任何地方？
我給幾位經濟學家、活動人士和曆史學家打了電話，討論我對未來日益加深的擔憂。許多人沒有我這樣悲觀；一些人認為，這種病毒可能會促使人們采取目前亟需的行動。最有啟發性的例子是大蕭條。在上世紀30年代，經曆多年無所作為之後，同富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一起上台的改革人士終於能夠推動通過一些法律，永久地改善美國人的生活。
智庫美國經濟自由項目(American Economic Liberties Project)的反壟斷學者馬特·斯托爾勒(Matt
Stoller)也認為，這場危機可能是我們修複美國製度所需要的震蕩。但他也指出，美國未能充分利用我們最近的全國性災難。9·11襲擊在中東把我們推入了不必要的困境。2008年的衰退加深了不平等。
讓我們不要再次浪費一場危機。我們需要長期、認真地審視這場大流行可能會將我們這個小小的星球推向進一步毀滅的所有方式，然後一起拚命努力，避免即將到來的深淵。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最壞的尚未來臨 這或是修複美國製度所需要的震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