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種族騷亂背後的統計學陷阱和邏輯誤區
文 | 項西行
上 篇
美國種族騷亂背後的統計學陷阱
最近美國全國的很多大城市陷入了種族騷亂，不少地方陷入了打砸搶燒的局麵，街頭一片火光。這個事件的起因，是由於明尼蘇達州一個黑人喬治弗洛伊德在被捕帶上手銬之後，依然被一位白人警察用膝蓋壓頸長達8分鍾，最後死亡的慘劇。
黑人在美國司法體係中遭到不公正的對待，這是一個老話題了，也是困擾了美國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一個社會腫瘤。
但是近年來也有很多持保守派觀點的人也指出：警察濫用暴力或許是一個社會問題，但是和種族無關。
今天的華盛頓郵報登載了一篇文章，對這兩派觀點和相關的統計數字做一個分析，我來歸納一下，並略作展開：
從保守派的觀點看，從2015年以來的數據表明，警察在執法中擊斃的白人數量是黑人的兩倍。
這是否說明其實白人才是警察暴力的最大受害者呢？並非如此。
因為美國的白人人口是黑人的六倍，那麽從比例而言，黑人遭到警察射殺的比例比白人大三倍。另外，由於美國少數民族的槍支擁有率遠低於白人，如果隻考慮在案發現場不持有武器的人，黑人和白人被警察擊殺的數目是一樣的。如此，黑人在無武裝情況下遭到警察射殺的危險就是白人的六倍。
那麽黑人遭到警察種族歧視的證據是否就實錘了呢？並非如此。
黑人的犯罪率要遠遠高於白人。根據2010年的監獄數據，在黑人群體中坐監率為2.3%，白人是0.45%，如果把坐監率當成是犯罪率的合理反映的話，這意味著黑人種族的犯罪率是白人的5倍。既然你有5倍高的犯罪可能，那麽遭到警察槍擊的可能也比別人高6倍，好像也冤枉不到哪去。
但是這能解釋警察以更高概率對黑人祭出殺手嗎？沒有那麽簡單。
統計顯示，絕大部分警察殺人事件，並非源於警察為了製止殺人等暴力犯罪，而是發生在常規的警察執法過程中，比如在逮捕嫌犯過程中，甚至是交通違章的執法中。比如，本次事件的受害人喬治弗洛伊德，他被報警和逮捕的理由是使用了一張20美元的偽鈔；弗洛伊德死前呼叫：我不能呼吸！這個短句也是6年前一個叫Eric
Garner的黑人在被警察鎖喉時呼叫的最後一句話，也是他人生的最後一句話，他的罪名是：無照販賣香煙。
談到交通違章和被警察停車盤問的比率，種族之間的統計差異差異就更為明顯了。一個最顯著的例子，是共和黨唯一的黑人參議員，Tim
Scott，他在首都開車時曾經一年中7次被警察截停盤問。而我們的非黑人讀者，如果捫心自問的話，絕大多數人恐怕是一次都沒有，這位黑人參議員的白人同僚呢，更是如此。“碰巧”的是，Tim
Scott的一位黑人高級智囊也是深受此困，幹脆考慮把豪車賣了換一輛爛車，免得路人報警警察生疑。
如果一定要為這些種族差異的現象找一個理由的話，也就就是，在黑人種族嚇人的犯罪數據的潛移默化影響下下，警察見到黑人就下意識地提高警惕，加強戒備，出手從嚴從重。在概率上就必然就導致警力失控比例的上升。
這是警察歧視黑人的種族主義嗎？還是某些種族自己的“不爭氣”而給整體形象抹了黑？
我們先不談動機和標簽，唯考慮後果。
紐約市警方有過一個受到廣泛質疑的手段叫做：攔截與搜身（Stop and
Frisk），實行了快20年。意思是說警察隻要有“合理”的懷疑，就有權攔截嫌疑人盤問甚至搜身。紐約時報曾經刊出過文章聲稱：黑人和西裔遭到攔截盤問的幾率比白人高9倍，而之後的逮捕率其實相仿（Blacks
and Latinos were nine times as likely as whites to be stopped by
the police in New York City in 2009, but, once stopped, were no
more likely to be arrested）。
這是赤裸裸的種族主義嗎？
Heather
Mcdonald是一位保守派的社會學者，她的一個特長就是語不驚人死不休。針對這篇紐時文章，她也發文論證，在紐約市所有的暴力罪犯中，黑人和西裔的比例超過白人的13倍。
按照這個比例，這位保守女學者寫道：紐約黑人和西裔遭到攔截盤問的幾率雖然比白人高了9倍，但這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少數民族不是受到了歧視，而是得到了過多的優待！
她認為：黑人西裔在暴力犯中的比例既然13倍超過白人，那麽他們在隨機搜查中就應該得到超過13倍的重點照顧。
這好像是一個邏輯的必然，而事實上，這是一個統計學上的誤區，很少有人能夠逃脫。
這位保守女學者的錯誤，在於她混淆了統計學上的兩個容易混淆卻截然不同的概念：似然函數（Likelihood
function）和後驗概率（Posterior probability）。
不喜歡統計學的讀者可以放心，這是本文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用到統計學術語。
我們不會用統計學術語的大帽子去套用現實中的概念，相反，我們來探討不同概率的實際意義。
按照Heather
Mcdonald的數據，紐約暴力罪犯中，黑人和西裔的比例高出白人13倍，這是一個高得驚人的數字。但是，在普通大眾的群體水平上，暴力犯罪其實依然是一個相對罕見的現象。我們在上麵舉了一個例子：整個美國黑人的坐監率（犯罪率）大概是2.5%，固然比白人高很多，依然是一個相對稀少的現象。
所以，罪犯中黑人的比例，和所有黑人中犯罪的比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統計概念，前者叫似然函數，後者屬於後驗概率，它們之間可以用貝葉斯公式來換算。紐約市攔截搜身政策的目的，是找出各個種族中的犯罪分子，這是一個後驗概率的問題，而這個保守女學者卻主張用罪犯中黑人很高的這樣一個比例，也就似然函數來作為全權指導，那就把打擊麵擴大得太甚了。
這恰恰是紐約市警方的問題，2009年攔截搜身的人數是57萬，黑人雖然是少數民族，但是被攔截的占總數目的55%。而最終導致的有效逮捕人數3萬4千，比例為6%，黑人和白人一樣。這說明警方對黑人的重點性截停搜查，並沒有起到更有效地抓捕罪犯的目的。
但是，這樣的政策會產生嚴重的社會後果。“截停搜身”政策在紐約市實行了將近20年，累計被攔截搜身的超過六百萬人次，大部分是黑人和西裔，加上他們的人口比例小，這個群族中的很大比例都有過被無理截停搜身的親身經曆。
所以，當一個普通黑人看到喬治弗洛伊德被緩慢而殘忍地當街卡死的那一幕，他們很自然地把這個場景和自身曾經有過的屈辱經曆聯係在一起，產生了白人或者是亞裔所無法想象的感同身受的強烈共鳴。這是這次喬治佛洛依德的遇害激發大規模抗議甚至騷亂的社會原因之一。
在美國的大型體育比賽開幕前都有例行的唱國歌儀式，全體觀眾應該起立手放胸前以示肅穆。但是，在2016年的橄欖球賽季，黑人球星Colin
Kaepernick卻做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舉動：他麵對星條旗單膝跪下。這傳達了兩個信息：第一，拒絕肅立代表一種對國家權力的抗議，抗議在這個製度下黑人遭遇的不公正；第二，單膝下跪這個姿勢也保留了對為國服務的軍人的部分尊重。
Colin Kaepernick這些運動員的這個下跪傳達的抗議意味，遭到了總統的攻擊，稱他們為Son of a
Bitch。但是，當白人警察此次“跪殺”弗洛伊德的畫麵曝光後，Colin
Kaepernick的單膝下跪的無聲抗議，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效仿。
今天早上，抗議的人群越聚越多，當抗議者們集體單膝下跪，效仿始作俑者Colin
Kaepernick向死難者默哀的時候，驚人的一幕出現了，負責維護治安彈壓抗議人群的警察們也同樣肅穆地單膝下跪，用同樣的經典的動作向抗議者轉達：
人同此心。
美國的種族關係就象一層厚厚的陰雲霧霾難見天日，警察和抗議者們這一個共同的動作，仿佛是一線微弱的光芒透射出來，給絕望中的人們一線希望。
參考資料：
https://www.prisonpolicy.org/reports/rates.html
white people can compartmentalize police brutality. Black people
don’t have the luxury.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0/05/29/heres-why-we-dont-see-protests-when-police-unjustly-kill-white-people/
Distorting the Truth About Crime and Race
https://www.city-journal.org/html/distorting-truth-about-crime-and-race-10730.html
There’s overwhelming evidence that the criminal-justice system
is racist. Here’s the proof.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opinions/wp/2018/09/18/theres-overwhelming-evidence-that-the-criminal-justice-system-is-racist-heres-the-proof/
下 篇
美國種族騷亂背後的邏輯誤區
上一篇談了《美國種族騷亂背後的統計學陷阱》，但是如今的事實迷霧重重，真相難辨，考驗我們大腦的，不單單是統計數字問題，更有一個邏輯問題。
比如，批評警方執法有種族主義傾向的左派，比較不願談及的一個事實是，黑人社區的高犯罪率問題。我們在上文提到在美國的普通大眾中，黑人的坐監率（犯罪率）大概是2.5%，是白人的5倍左右。本次事件的受害者喬治弗洛伊德，根據明尼蘇達警察工會的說法，他在20年前因為持有不到一克可卡因而開始了監獄生涯，兩年後因為持械入室搶錢和找毒品而被判刑5年。出獄後，他為了有一個嶄新的開始而離開南方老家，來到北方的明尼蘇達，幹過卡車司機和酒吧保安，直到十幾天前因為疑似使用一張20美元的偽鈔而被警察逮捕，在收監的過程中被一個白人警察用膝蓋跪壓頸項8分鍾而窒息身亡。
那麽根據他的犯罪記錄，這位弗洛伊德是否就是一個十惡不做的壞人呢？令人吃驚的是，他的情況在美國黑人中根本不算什麽離譜的情況，根據犯罪統計，美國有三分之一的男性黑人在青壯年時代會有至少一次被捕入獄的經曆，這個比例比白人高5倍。
除此之外，美國黑人社區其他的駭人數字還包括：
2011-2012年度30%的黑人高中生不能畢業；
2015年77%的黑人出生在單親媽媽家庭，沒有父親。
我們待會再討論這些驚人的數字。
美國黑人群族高犯罪率導致了警察在執法中對黑人的重點“照顧”，這是很多保守派對弗洛伊德事件的解釋。但是這個解釋也同樣難以逃脫一個邏輯誤區。
在本次抗議運動中，左派民權人士抗議的並不僅僅是涉事凶手一人的暴行，而是整個司法係統的不公。比如，違反執法程序壓人致死的隻有一個警察，但是袖手旁觀而無一出手製止的還有其他三個警察，這就不能不說是某一壞分子的問題，似乎是整個警局都出了問題。所以，從左派角度來看，黑人整體的犯罪/作監率高，和弗洛伊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卡死，都是美國司法體係這一棵惡樹上結出的兩個毒果。如果保守派試圖用一顆果子去論證本是同根生的另一果子之合理性，那就不免陷入了循環邏輯的陷阱。
這 樣 ， 凡 好 樹 都 結 好 果 子 ， 惟 獨 壞 樹 結 壞 果 子 。好 樹 不 能 結 壞 果 子 ；壞 樹 不
能 結 好 果 子 。
馬 太 福 音 7：17
黑人群族在現代美國社會全麵落後的現象，有多種解釋。讓我們先反駁一個最容易駁倒的謬論：基因劣質說。
這種種族主義的說法並非沒有市場，最權威的來源是DNA雙螺旋的奠基人，分子生物學創始人之一的James
Watson，他認為黑人國家和社會落後的主因是先天性的智力低下。也有很多華人認可這樣的說法：黑人體質發達，容易衝動，所以犯罪率就高。
其實，犯罪率高，同時被警察射殺的比例也高的群族有兩個，一個是黑人，另一個是印第安保留地的美國原住民。因為印第安人是幾萬年前從亞洲大陸遷徙到美洲的，他們的基因型和華人沒有太大差別，那麽如何解釋印第安人的暴力犯罪，嗑藥和失業率居高不下呢？顯然不能用基因劣質來解釋，如果這樣的話，華人就把自己也連帶給罵了。
在北美大陸，黑人有400年為奴的苦痛經曆，印第安人是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來就被趕得流離失所，有人說這是美國立國的兩個“原罪”。所以，這兩個群族的現狀和曆史經驗的高度相關性，很難用巧合來解釋。
在美國黑人中的精英知識分子，除了大部分擁抱反歧視的民權主義立場外，還有少部分人成了鐵杆保守派，經濟學家Walter E
Williams就是其中一位，他曾經在2017年這樣談起黑人的曆史就業情況：
在1890到1954年之間，黑人在就業市場上和白人差不多甚至更活躍，年輕黑人的失業率和白人差不多甚至還低。1900年，黑人的失業期比白人要短15%，而現在卻比白人要長30%。你認為現在的種族歧視情況比一百多年前還嚴重嗎？
In every census from 1890 to 1954, blacks were either just as
active as or more so than whites in the labor market. During that
earlier period, black teen unemployment was roughly equal to or
less than white teen unemployment. As early as 1900, the duration
of black unemployment was 15 percent shorter than that of whites;
today it’s about 30 percent longer. Would anyone suggest that there
was less racial discrimination during earlier periods?
Walter E
Williams教授提出的這個現象很有意思，那麽從1954年到現在這半個世紀，到底發生了什麽，造成了黑人的無業率大幅度高於社會平均水平呢？
有人認為是60年代開始的平權運動，讓黑人變懶了，但是我找不到這二者之間的因果關係。而在民權運動之後，尼克鬆總統上台，開始大力實行的一項政策，卻對黑人社區的家庭就業和教育，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這個政策叫做：嚴厲打擊毒品犯罪（War on Drugs）。
John
Ehrlichman是尼克鬆內閣的智囊，相當於是尼克鬆總統在國內政策上的基辛格，他曾因為卷入水門事件而入獄，在1994年，他對媒體說出了尼克鬆毒品之戰的黑暗一麵：
從1968到1974，尼克鬆在內政上有兩個敵人：
1）反戰左派
2）黑人
你知道我這是什麽意思（問記者）？在美國，我們不可能立法禁止反戰和黑人之存在，但是，你可以讓大眾潛移默化之中把嬉皮士和大麻聯係起來，把黑人和海洛因等同起來，然後嚴厲地懲罰他們。如此，我們就可以：1）
襲擊他們居住的社區 2） 逮捕他們的領袖 3） 搜查他們的房子 4）中斷他們的集會
5）在晚間新聞上連軸轉地汙名化他們。我們是用打擊毒品為借口嗎？當然是。
The Nixon campaign in 1968, and the Nixon White House after
that, had two enemies: the antiwar left and black people.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We knew we couldn’t make it illegal to
be either against the war or black, but by getting the public to
associate the hippies with marijuana and blacks with heroin, and
then criminalizing both heavily, we could disrupt those
communities. We could arrest their leaders, raid their homes, break
up their meetings, and vilify them night after night on the evening
news. Did we know we were lying about the drugs? Of course we
did.
美國的打擊“毒品之戰”，一直持續了50年直到今天。2014年美國著名智庫布魯克林研究所發表了一個報告，發現白人青年和黑人在使用毒品（大麻可卡因）的比例類似，而白人青年販賣毒品的比例還高些（區別是白人主要是在熟人中交易毒品，而黑人是社區內公開進行）。但是，黑人因為擁毒而被捕的可能性比白人高2.5倍，因販毒被捕的幾率要高3.6倍。
近幾十年來，黑人由於暴力犯罪而入獄的數目逐漸降低，但是因為毒品入獄的比例卻大增，1980年監獄中黑人毒品犯占23%，
到了90年代增長到了41%，而這些毒品犯絕大部分是非暴力的。
中國有句老話形容監獄對人性的毒化作用：小偷小摸進去，五毒俱全出來，形容黑人社區的情況正合適，本次種族騷亂的導火索，遇害者喬治弗洛伊德正是陷入了這個怪圈，他起初入獄的罪名是諸如持有可卡因這樣的非暴力罪，結果出入監獄幾個來回之後，就墮落成了持械入室搶劫了。
在70-80年代“嚴厲打擊毒品罪”後麵，90年代的克林頓政府推出了“嚴厲打擊刑事犯罪”（War on
Crime）的政策。由於毒品罪成為監獄常客的黑人青少年，由於在獄中沾染了更多的不良習氣，犯了更多的罪甚至包括暴力罪，就更沒有出頭之日了。在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終於形成了今天了三分之一的美國黑人男性，也就是超過六百萬的人口有犯罪記錄的驚人數據。
那麽黑人社區的一係列驚人數據就有解釋了，為什麽那麽多單親媽媽？因為父親都在監獄服刑；為什麽如此高比例的黑人青少年無法高中畢業？因為藥物入獄，家庭缺失缺乏管教；為什麽黑人社區失業率如此高？因為有犯罪記錄的人很難再找到體麵工作。
高呼“我不能呼吸”的喬治弗洛伊德，還算出獄後成功地重新做人的，他沒有寄居在政府福利房中無所事事，而離開老家從頭再來，在第二故鄉當了卡車司機和酒吧保安，隻是由於新冠疫情才丟了工作；這個“我不能呼吸”呐喊聲的始作俑者，紐約市的Eric
Garner，就多年沒有正經工作，為了補貼家用而無照賣香煙，也由此被捕並在逮捕過程中遭鎖喉而喪命。
不管是War on Drugs，還是War on
Crimes，任何一個法律，如果造成成大批公民一夜之間淪為階下囚，甚至從此成為被擋在主流社會之外的二等公民，那麽就應該有管道和機製來檢討這樣法律的合理性。可是，為什麽我們聽任這樣的法律橫行長達半個世紀，直到釀成了不可挽回的社會後果之後，才出現了反思的呼聲？
難道美國的政體沒有自省和糾錯的機製嗎？
當然有。
如果有人問，在美國，什麽樣的文件和製度被認為是神聖？什麽樣的法律是最難改的？兩個問題的答案是一樣的：
憲法。
在美國，要想改憲法，那簡直就是比登天還難。
可是也有例外，有一條憲法修正案，第18修正案禁酒案，在1919年被通過，僅僅過了15年就被廢除了。同樣是修正案，保護言論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和保護擁槍權的第二修正案，對美國民眾來說，都象聖經一樣神聖。
100年前的酒精，就是今天的大麻和可卡因，當時被認為是人類社會墮落的推動力之一，所以1919憲法禁酒令的實施沒有遭到多大阻力，在參院以65讚成20票反對的壓倒優勢通過。但是，這個修正案並沒有帶來禁絕酗酒的效果，反而讓酒精交易轉入地下，催生了大量城市黑幫，黑幫間的火拚極大地惡化了城市治安，威脅到警察的人身安全，也同時刺激了警察的濫用警力。
我們如果看過現代美國都市的黑人犯罪片，或許對這樣的一幕不會陌生：一輛破車在荒涼的街道上呼嘯而過，車裏坐的是黑幫販毒分子，有時向車窗外射出一串串子彈以震懾鄉裏，有時是定點清除競爭對手。其實，這一幕早就在100年前的美國大城市中上演過了，隻不過當年的“毒販”是非法的酒販子而已。
嚴打酒精犯罪的不良社會後果很快顯現出來。於是1929年胡佛總統下令，前司法部長Wichersham牽頭成了調查委員會，用了兩年時間推出了詳盡的調查報告，發現黑市的存在讓禁酒令形同虛設，而且大大提高了犯罪率，警察濫用暴力現象廣泛存在，結論是憲法18修正案問題很大，有一個委員甚至建議完全推翻禁酒令。
果然，到了1933年，作為憲法18修正案的禁酒令被正式推翻，隻有15年的壽命。
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實行了50年的嚴打毒品的政策，盡管在黑人，西裔和印第安保留地社區引起了嚴重的社會後果，卻一直得不到重視。
人們懷疑這裏麵有種族因素。南方黑人大規模遷徙到北方和中西部的大城市始於上世紀60-70年代。所以30年代的禁酒令引發的都市犯罪潮，主要是白人犯罪，所以得到了當局的及時重視，連憲法修正案也毫不猶豫地改掉。
類似的現象還有近年來貧苦白人社區內泛濫的阿片類止疼藥上癮現象，美國政府對此非常重視，把這個問題當成了公共衛生領域的頭等大事。本界政府的疾病控製防禦首長（CDC
director）Robert
Redfield博士，他的首要使命本來是治理這個把白人社區害慘的阿片藥上癮症（當然曆史卻把他給帶到另一個軌道上去了）。
看到這樣的現象，黑人群族心裏是哇涼哇涼的：對政府來說，黑人社區的毒品上癮的現象是犯罪，需要施以嚴刑峻法；而白人社區的毒品上癮則是公共衛生挑戰，能得到聯邦撥款和治療。
另外，美國司法體係中還有兩個堪稱為毒瘤的弊端，讓種族和犯罪問題纏繞不清，愈演愈烈。
第一個是檢察官在起訴和量刑上的所謂“討價還價”（Plea Bargain）。
本來，我們期望中的司法體係應該是主持正義，為民做主。而實際上，這個體製卻更象是在自由市場中的坐地起價就地還錢。
說一個我親身經曆的事兒。有次我開車，路不好，中間有坑坑窪窪，我為了躲這些坑所以行車線有點曲裏拐彎的，警察以為我酒駕，截停開單，我不服決定上庭申訴。
法官把我分配給一位儀態萬方的年輕女檢察官，prosecutor，她說哦你這種情況，要繳300刀罰款外加記三點，不過呢，為了照顧你，可以免去交通記點，單交錢就行了。我一聽腦袋搖得象波浪鼓，說不行太貴了，我寧可選擇再次出庭，和截停我的警察當麵對峙。女檢察官知難而退說要不你繳80吧。我一算計，再次出庭我還要誤工，而且萬一法官偏聽警察，那我罰款一分不少還要交通記點，不值得。所以就從了，雖然心裏老大不願意。
這個小小不言的交通違章，其實是整個美國犯罪司法係統的一個小縮影。美國95%的刑事犯罪，是通過這樣認罪從寬抗拒從嚴的的討價還價來實現的。
我交這80塊隻是肉疼而已，但是我們可以想象一個來自底層的窮苦少數民族青少年，在嚴打毒品中落網，如果他有個好律師就可以脫罪，但是他沒錢，官派律師和公訴人一核計，攛掇他認罪坐三年班房，這樣就免去5-7年徒刑的危險。而且你還得趕緊認罪，因為這個“寬大量刑”的許諾到了下午六點時候就失效了。苦主隻能象魚一樣乖乖咬鉤，因為個人和體製鬥是沒希望的。隻是，一旦進了班房，他這一輩子可能就是在監獄和政府福利房之間往返了，直到在黑幫火拚或警察執法中喪生。
美國司法體係的第二個毒瘤，就是營利性的私人監獄。對，你沒聽錯，美國有不少監獄是私人開的，在華爾街掛牌上市，市值還不低。其實開監獄和開旅館並沒有本質的區別，重要的都是要“客滿”。而且，聯邦和地方政府和私人監獄都有合同，為了達到年度指標，每年送多少人進去，這都是生意，需要MBA水平的規劃和統籌。那麽什麽人是最理想的客源呢？不用想都能猜出來。
所以說，美國黑人的社會問題，是一個一步錯而步步錯的惡性循環，而且牽涉的因素太多，我這篇文章寫到6000字了，也僅僅是接觸了冰山之一角而已。如果有人大言不慚地告訴你“真相”：“別瞎激動！在美國，黑人政治地位最高”，或者貌似很有哲理地說：“把曆史過去的東西來為自己現在的困境找理由，這是無能者的借口”，這都是在忽悠你呢。
那我們該怎麽辦？
美國曆史上第一位黑人博士學位獲得者，叫W. E. B. DuBois，
他很幸運，不是出生在奴隸之家，而是作為一個自由人成長在麻省一個多種族並存的社區，並於1895年在哈佛拿到了博士學位。DuBois在博士論文中寫道，內戰之慘痛，60萬青壯年死亡，美國從18歲到22歲的適齡男青年，三分之一都死掉了。華盛頓，傑弗遜，亞當斯，富蘭克林，漢密爾頓這些開國元勳，如果地下有知，必然是痛心疾首，因為他們萬萬想不到自己一手締造的國家，會在80年後陷入如此的自相殘殺。
那麽問題在哪裏呢？Dubois寫道，根源恰恰是因為國父們親手在這個國家的根基中埋下了罪惡的種子。他們當中很多人，雖然對此有良知上的清醒認識，但是卻遲遲沒有勇氣去直麵和糾正，所以造成了大災難在80年後的總爆發。
Dubois的結論是：什麽時候才是糾正良知過犯的最好時機？就是在你剛剛認識到的那一刻開始（The
right time to correct the moral wrong is the very moment when you
recognize it）。
這也許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答案。中國古語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如果允許我引申一下的話，馬丁路德金也有類似的說法：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每個人都需要立即行動，因為，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參考資料：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8366533/George-Floyd-moved-inneapolis-start-new-life-released-prison-Texas.html
https://www.governing.com/gov-data/education-data/state-high-school-graduation-rates-by-race-ethnicity.html
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77-black-births-to-single-moms-49-for-hispanic-immigrants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708348/pdf/pnas.201821204.pdf
https://www.governing.com/gov-data/education-data/state-high-school-graduation-rates-by-race-ethnicity.html
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77-black-births-to-single-moms-49-for-hispanic-immigrants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美國種族騷亂：“觸目驚心”背後有多少邏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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