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ve it or hate it, the U.S.-China
partnership forged between 1979 and 2019 delivered a lot of
prosperity to a lot of people and a lot of relative peace to the
world — and, baby, we will miss it when it’s gone,” writes @tomfriedman
https://t.co/SZJwUvNgkF— New York Times Opinion (@nytopinion)
June 24, 2020
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 2020年6月24日
在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關於“特朗普歡樂屋”——不好意思，我是說白宮——的書中，我最喜歡的故事就是特朗普總統請求中國領導人購買更多美國農產品，以便提升特朗普在農民中的選票和連任機會。
唐納德，別再乞求了。習近平和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都決定投票給你。不用擔心！
他們知道，隻要你還是總統，美國就會動蕩不安。對習近平來說，這意味著我們不再是那麽強大的經濟對手，對弗拉來說，這意味著我們的民主模式對他的人民不再那麽有吸引力。他們也都知道，隻要你還是總統，美國就永遠無法鼓舞全球盟友聯合起來對付他們，而這正是中國在貿易、人權和新冠病毒問題上，俄羅斯在烏克蘭和敘利亞問題上最擔心的事。
你可以不相信我說的。這是中國前貿易談判代表、駐日內瓦副代表周小明告訴彭博社彼得·馬丁(Peter
Martin)的話：“如果拜登當選，對中國而言可能更危險，因為他會聯手盟友對付中國，而特朗普正在破壞美國的同盟。”
馬丁的報道稱，中國官員將美國及其盟友在貿易或人權問題上的統一戰線視為“華盛頓製衡中國日益擴大的影響力的最大法寶”，而特朗普的行為確保這個目標永遠不會實現。
然而，盡管中國可能認為特朗普戰勝喬·拜登(Joe
Biden)沒什麽好怕的，而且還有很多好處，但真正的美中故事還是應該引起北京的警惕。
真正的故事是，如今中國在美國的地位比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低。真正的故事是，就算中國從美國多買一些大豆和波音飛機，也解決不了北京在美國的問題。中國人真正應該問自己的問題，不是誰會成為美國的下一任總統，而是：“誰讓中國失去了美國？”
因為真正的故事是，美國和中國準備離婚了。
離婚文件上隻會寫離婚理由是“不可調和的分歧”。但爸爸媽媽都知道，事實不隻如此。經曆了40年的“一對夫妻、兩種製度”的生活後，他們要離婚，因為中國的表現太過火，而美國的表現太糟糕。
愛也罷，恨也罷，美中自1979年至2019年建立的夥伴關係為很多人帶來了巨大的繁榮，也為世界帶來了相對的和平——寶貝，當它消失之後，我們會懷念的。
那是一段無意中的經濟婚姻時期。平穩過渡到這個時代，直至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突飛猛進，所有美國企業家一覺醒來都會說，“我想從這家中國企業購買商品，”或“我想把供應鏈移到中國”。所有美國大學都會說，“我想在中國開設分校”，所有美國科技公司也會說，“我想在中國開設研究實驗室，或者雇一名中國科學家。”
而所有中國學生都會說，“我想去美國學習”，所有具備資質的中國企業也會說，“我想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我想投資或收購一家美國企業”。
40年無意中的婚姻傷害了一些工人，但也使很多人受益，特別是消費者；這段關係還緩和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與最重要的新興大國之間的天然競爭，使它們能在全球問題上合作，比如應對氣候變化和2008年後的經濟危機。
這40年無意中的婚姻已經結束了。我們還會繼續進行貿易，繼續進行外交接觸；遊客們還會來來往往；美國企業還會繼續經營龐大的中國市場，因為它們必須生存下去。
但是這段無意中的婚姻已經結束。今後，它將受到更多束縛，機會將受到更多限製，這段關係將充斥有意識的懷疑，以及對其隨時可能破裂的擔憂。
與過去40年相比，這感覺就像離婚一樣。
“雙方都在說，‘我們受夠你們了’，”安可顧問公司(APCO Worldwide)大中華區主席麥健陸(Jim
McGregor)說。正如特朗普本周發推所說的那樣，美國可以選擇“與中國徹底脫鉤”。
但是，雙方不應受到同樣程度的指責。在美中關係中，2012年開始的習近平時代使得兩國關係逐步走向下坡。中國在一係列廣泛的問題上走得太過火了。
先說商業。多年以來，美國公司一直認為自己在中國擁有足夠的市場份額，可以容忍中國竊取知識產權和其他貿易侵權行為。但是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開始得寸進尺，中國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抱怨的聲音越來越大。漸漸地，美國商界中許多人——他們是這段關係中的重要緩衝——開始認可唐納德·特朗普的強硬態度（即使他們不喜歡付關稅）。
自習近平掌權並使自己成為實質上終身任職的主席，並加強了共產黨對所有事務的控製以來，美國駐華記者被大大削減了采訪權限；中國更加咄咄逼人地將權力伸入南海；它越來越執著地補貼其高科技初創企業，以便在2025年以前能在主要行業中獨占鼇頭；它正在製定一項新國安法，以限製香港長期以來擁有的自由；它加強了對台灣的欺淩，對印度采取了非常激進的態度，並加強了對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的拘禁；它將兩名無辜的加拿大人投入監獄，以換取一名被拘留的中國女商人；它甚至抨擊那些敢於要求對武漢如何出現新冠病毒進行獨立調查的國家。
在澳大利亞總理於4月要求進行此類調查之後，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蠻橫地威脅要進行經濟報複，幾周後，中國以虛假的衛生和貿易違規行為為由，切斷了從澳大利亞公司的牛肉和大麥進口。
正是這種粗暴的欺淩行為，實際上使中國失去了它在華盛頓曾經擁有的幾乎所有盟友——盟友們支持的政策基本是：“雖然我們擁有不同的體製，但是讓我們在可能的情況下與中國架起橋梁，在能夠互惠互利的方麵進行來往，並在必要時劃出紅線。”
這種平衡的政策方法總是不得不在各種議題上遏製嚴重的緊張局勢、醜陋和分歧——但最終它提供了足以維持40年的互惠互利。現在，這種平衡對於許多美國人而言已經消失了。我就是其中一員。
正如這種平衡方式最明智的倡導者之一夏偉(Orville
Schell)幾周前在TheWireChina.com上的一篇文章中所寫：“如今，隨著美國麵對多年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為敵對的狀態，一向脆弱的來往政策框架感覺已經支撐不住了……最近的一項皮尤民調(Pew
poll)顯示，隻有26％的美國人對中國持正麵態度，這是自2005年該調查開始以來的最低比例。”
但是，如果說中國做得越來越過火，那麽美國的表現則是越來越差。
不僅是因為，雖然新冠病毒從中國開始傳播，但中國報告的該病毒死亡人數不到5000人，而美國則超過了12萬。不僅是因為，從紐約到芝加哥乘坐美國國鐵需要大約22個小時，而從北京到上海——比從紐約到芝加哥距離還要稍遠一些——乘坐高鐵僅需要4個半小時。不僅是因為，大流行病加速了中國向無現金數字化社會的轉型。
是因為我們減少了對自身實力真正來源的投資——基礎設施、教育、政府資助的科學研究、移民，以及激勵生產性投資和防止過度冒險的正確規則。我們已經停止利用我們相對於中國的最大優勢——我們擁有的是同我們共享價值觀的盟友，而中國有的隻是害怕其暴怒的客戶。
如果我們與盟友團結起來，就可以對中國施加集體影響，令它接受關於貿易和新冠病毒以及一係列其他問題的新規則。但特朗普拒絕這樣做，把一切都變成了雙邊交易或是與習近平的對抗。因此，現在中國正在向美國和其他外國公司提供進入或留在中國的誘人交易，而且中國的市場現在很大，幾乎沒有公司可以抗拒。
總結當今的關係，安可顧問公司的麥健陸指出：“我不知道中國人是否還會把美國當回事。他們樂意看到我們繼續傷害自己。我們必須醒悟過來、成長起來”——並且還要團結一致，與盟友並肩。中國尊重的隻有一個東西：影響力。今天，我們擁有的影響力太少，而中國則擁有太多。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紐時雄文：受夠了！美國和中國準備“離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