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安順公交車特大事故，官方通報出爐了。這份通報值得好好閱讀，它非常客觀、冷靜，但是也陳述了基本的事實和邏輯。
結論很簡單，就和當初財新網的報道一樣，52歲的司機張某鋼，是承租房被強製拆遷後，產生了厭世情緒，故意把公交車開進湖中，造成21人死亡（包括他本人）。
通俗一點說，就是我們常說的“蓄意報複社會”，有些媒體在轉述官方通報的時候，也使用了這樣的標題。使用官方通報的語言，就是“針對不特定人群實施的危害公共安全個人極端犯罪”。
為張某鋼所作的任何辯護都是不對的，這種行為絕對不值得原諒。當我們這麽想的時候，有一個潛在的看法，就是如果張某鋼的行為，針對的是“特定人群”，比如，拆遷隊，街道辦，似乎更讓人同情一些？
為他辯護是沒必要的，但是想辦法去理解他的處境，卻是必須的，因為處在這種絕境中的人，絕不止一個。對一個社會來說，如何避免讓人陷入徹底的絕望，是相當重要的課題，否則，選擇這種極端方式的人隻會越來越多，整個社會就會像那輛公交車一樣，看上去“正常行駛”，卻隨時有危險的可能。
就這場具體的悲劇而言，“社會”挽回這個絕望的中年男人，可能有三次機會：如果拆遷沒有那麽“果斷有力”，給他留幾天時間，讓他進去看一看，收拾一下（財新報道曾有細節，張某鋼趕到現場，想進去被攔住了）；如果他打政務熱線，得到的回複再有溫度一些；或者當他打電話給女友的時候，女友能夠真正意識到問題所在，對他有一些恰當的鼓勵並迅速找到他安撫——或許就能避免悲劇的發生。
當然，這些都是假設。他所感受到的世界或者“社會”，並沒有表現出挽回的意思。
這樣，張某鋼最後的行為，就是一種絕望的表達。官方調查也承認這一點，稱他“為製造影響”。一個人決定這樣做的時候，肯定知道自己也會死。連自己的死都不怕，還要什麽“影響“？這是歲月靜好的人們所不能理解的。但是，這也正是張某鋼“最後的鬥爭”，他想通過這種行為，來反抗社會或者命運加在自己身上的巨大不公。那種“不正義”的限度，超過了自己生命的承受力。
但是，媒體用“報複社會”來形容這種行為，並不恰當。“社會”是什麽？如果我們把社會理解成政府和個人之間“地帶”，那在張某鋼案件中，社會也是無辜的。
導致張某鋼“厭世”念頭的事情有很多，個人層麵，離異，身後困難，看不到希望，甚至所為的中年危機，都是因素；政府方麵，拆遷（為了加快發展），沒有領取賠償金（40平米7萬多塊，張某鋼認為太少），申請公租房被拒（政府理由可能也正當）——在他房子被推到那一刻，也就徹底推倒了他的人生。
在這個過程中，“社會”恰恰是缺席的。有沒有團體能夠關心他？有沒有人可以給他安慰和希望？有沒有機構可以幫他維權？我們都看不到。“報複社會”，這個被報複的對象，恰恰是缺席的。
在政府（公權力）和個人之間，就是廣闊的“社會”，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個空間是被大大壓縮了。最終，公權力直接麵對個人，當然擁有碾壓對方的實力。而作為“萎悴的個體”，到哪裏去尋求客觀、理性的道路呢？最終他隻能通過自己的死亡“製造影響”。
社會由無數個個體、社會組織和團體來組成。當個體聲音得到聲張，社會就能獲得發育，反之，社會萎靡，個人最終也會失去最後的牽掛。但是我們看到的現實是，不但“中間地帶”（社會）日益萎縮，而個體似乎也在崇尚一種碾壓的狼性文化。
這種冷漠，有時候以一種進步的麵目出現。昨天看到一篇文章，說“連x訊員工都開始逃離深圳了”，控訴的是深圳的高房價。後麵的網友評論有一條非常經典：“是你自己的進步慢了，趕不上深圳的進步速度……”
這是相當可怕的觀念。如果某訊的員工都趕不上，張某鋼就更趕不上。當一個人無論如何都趕不上的時候，他就可能“製造影響”，逼迫你們回過身來。如果那個“社會”真的存在，它就像一輛公交車一樣。你坐在前排，或者更好的靠窗座位，確實相當進步優越，但是終究還在車上。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公交車作為隱喻：52歲男人最後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