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四」到維權運動，中國大陸人的抗爭往往遭到中共殘酷迫害，但公民抗爭的精神卻影響深遠。一名參與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抗爭者說，他們的抗爭是「六四」的延續；大陸同胞則表示，民間不同訴求的人們要聯合起來，形成像香港那樣的抗爭模式。
近日，一封《香港抗爭者致內地同胞書》在網絡熱傳。一名香港抗爭者在信中告白，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是「一場由一群勇敢、正直和善良的內地同胞，在三十年前於天安門廣場外，所遺下的悔恨、鮮血與淚水中，所灌溉而成的抗爭」。
信中說，三十年前的那一幕，「至今仍在香港人之中，在我們抗爭者之中廣為流傳」。「香港人自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那一夜，就從來未曾與內地同胞割離。」
信中揭示了在中共極權統治下，關於反送中運動的謊言，和香港體制中的墮落與腐朽。在這場強弱懸殊至極的抗爭中，他們依然要站出來，希望與內地同胞「能夠在真正自由的中華國度中相擁、再會」。
這個夏天，香港人的抗爭也極大地鼓舞了大陸的民心。
知情人日前向大紀元發來了關於「福州鞭炮案」的最新情況，揭示出維權者受到當局打壓是因為他們的公民意識乃至政治訴求。
2018年9月12日，「福州小709案」（十四人獲刑）中的嚴興聲二年刑滿出獄，福州三十多名維權公民前去迎接，他們帶著鮮花，在福州第一看守所門口放了鞭炮。卻遭福州警方圍堵抓捕，林應強、何宗旺、唐兆星、林蘭英四人被以所謂的「尋釁滋事」罪逮捕。
唐兆星表示，整個事情完全就是警察打擊他們維權，他們不犯法。
有知情人說，福州維權人士唐兆星曾多次被關進監獄。如果在外面，他每年都會去林昭墓，也參加64舉牌。平時他收留來自各地的訪民，為他們提供吃住。
維權公民唐兆星。（知情人提供）
唐兆星家住福州倉山區，1958年生，2006年因家人遺產的問題，遭法院枉法判決後，開始參與維權。2008年1月他被當局勞教一年，曾委託福建赤腳律師紀斯尊為代理人；2011年底，唐兆星遭軟禁不能出門時，紀斯尊也幫助他維權。
紀斯尊2016年因協助訪民組織示威活動、聲援香港雨傘運動，被判刑四年半。2019年4月底刑滿出獄後被送進醫院重症監護室，當局一直嚴防外界和他接觸。紀斯尊於7月10日因患腸癌病逝，享年71歲。
2013年11月，唐兆星與十多名訪民在北京美國大使館前呼籲當局關注民生，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二年六個月（與林應強等四人同案）。
維權公民唐兆星。（維權網）
2018年7月，唐兆星與各地維權人士前往武漢中院申請秦永敏案旁聽。政治異議人士秦永敏被以所謂的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3年，此前他已經被關了25年，刑期加起來超過35年，被稱為「中國的曼德拉」。
大陸人的抗爭從未停息
不願透露姓名的維權人士對大紀元表示，中國訪民保守估計有3千萬，「目前大陸的維權群體基本上還處於各種維權議題，比如說下崗職工、計生受害者、P2P受害者，各自抱團抗爭的階段。未來他們的出路是在各地域把各種不同訴求的人們聯合起來，成為雲組織化的抗爭模式，類似今天的香港。」
香港人的抗爭風起雲湧，而大陸人的抗爭也從未止息。維權人士說，這是因為人們對於歷史的記憶和對自由的渴望。
他表示，人們之所以要反抗極權，是因為極權對於人類自由和尊嚴無休止的踐踏。他說，「維權者之所以能夠團結起來，是因為這一群人相較於其他人有更強烈的同理心和同情心。因此對歷史事件有更深刻的記憶，也願意付出時間、精力和承擔風險去幫助別人。」
他表示，中共對民間運動的鎮壓一貫是非常殘酷的。中共對於民間一切有可能形成力量的領域一直在進行全面掃蕩，宗教、NGO（非政府組織）、行業協會都是他們重點防範和控制的對象。
「諸如法輪功、人權律師團、基督教家庭教會這樣的群體抗爭仍在繼續。此外，底層一些權益受到長期傷害的群體和行業也在嘗試結成維權聯盟，知識分子也在以讀書會、論壇和文化沙龍的形式維持和擴大民間的認同和影響力。」他說。
個人維權也是有意義的
人權活動人士王清營向大紀元分析說，大陸沒有任何言論自由，做任何活動很難避過共產黨的監視。而香港有言論自由，可以祕密地或公開地使用海外的通訊設備、區塊鏈技術，共產黨完全摸不著頭腦，不知道誰在組織，誰在發起。
他表示，國內的打壓是非常殘酷的。如果國內做到香港這樣，早就流血了。國內稍微有一點苗頭，很快就被按下去了。他知道在廣州，很多人在網上發一個香港的文字就被抓了。
王清營認為，很多人為了個人權益受到損害，通過政府渠道上訪。任何方式抗爭都是有意義。P2P，老兵維權也受打壓，幾萬老兵到北京， 訪民往往都有幾千人。
像環保、失業的抗爭，往往規模更大。因為本地官員的利益也受到損害了，所以變相默許，不會馬上鎮壓。他們默許本地「鬧事」給上面施加壓力。
「在運動的過程中，它會變形，會升級。包括8964，剛開始是說反貪污，後來才有了民主的訴求。香港也是這樣，一開始是反送中，沒有說推翻共產黨。」他說，群體運動往往有這樣一個過程。
王清營說，「這一次跟歷史上任何一次抗爭都不一樣了。」
上述維權人士也認為，當下中共執政當局藉助於過往經濟增長取得的社會資源，短期內對社會仍然具備强勢的管控能力。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資源過度消耗之後，當局的管控能力會迅速下降。不能排除未來統治機構外圍（諸如國企職工和底層公務員）開始參與維權運動。#
來源：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