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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習近平誤判香港選情的兩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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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時逾5個月的反送中運動中,強大民意的席捲香港,親共的建制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幾乎全面崩盤,民主派大獲全勝。報導指,此結果令北京高層震驚,沒想到會如此慘敗。從各種跡象顯示,習近平誤判了香港局勢。

除了假情報因素外,有資深媒體人認為,北京對香港誤判還有「鬥爭」心態。

香港區選 親共派大敗

11月24日舉行的香港區議會選舉,投票人數與投票率都創下新紀錄。25日最終結果出爐,在18區共452個議席中,民主派拿下389席,建制派慘敗,只剩60席,打破了超過20年區議會由建制派把持的狀況。

此結果也反映出港人用選票向中共及港府的暴政說「不」,更被認為是直接反映香港真實民意的「代理公投」。

消息:北京對選舉結果吃驚 沒料到輸得如此慘

緊接著選舉結果而來的,是香港親共媒體發出的「誤判」檢討。

網媒香港01引述消息指,北京對選舉戰果感到吃驚,雖然早知建制派形勢不利,但直言沒想過會輸得如此「慘烈」,在這種從未想像過的惡劣情勢下,北京或會重新考慮林鄭月娥的去留。

消息人士指,北京對24日的結果大感吃驚,「投票前兩星期,爆出中大、理大的混亂,吐露港紅隧被堵,又有(食環署外判清潔工)羅伯被掟磚擊斃,北京評估『反暴力』的民情足以抵銷修例風波的部分衝擊力,怎知這場海嘯的威力會這麼大!」

消息人士還指,區選結果如此震撼,北京必會重新評估香港局勢,最後或會調整策略,不能只圍著「止暴制亂」的軸子來轉。

11月4日,習近平在上海會見了特首林鄭月娥。習強調「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11月14日,習近平又在巴西稱「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最緊迫任務。

台灣智庫諮詢委員董立文向中央社表示,這個結果也讓習近平難堪,因為習近平不久前才接見林鄭月娥,並對她帶領的港府給予「高度相信,充分肯定」,顯示出習近平對香港局勢存在嚴重的誤判。

中共誤判局勢:原估計建制派會在選舉中取勝

選舉結果出台後,「外交政策」雜誌資深編輯巴默(James Palmer)以「港人打破了北京的勝利幻想」為題的文章指,北京媒體新聞部裡一片驚慌失措,急著尋找能對中共有利的說法。

巴默向《人民日報》、英文《中國日報》及《環球時報》英文版的編輯和新聞工作者查問,得知三家官方喉舌媒體11月24日區選前已假定建制派大勝,並預測何君堯等人的得票增多,版位留空票數一格有待填寫。

美國之音引用香港獨立時評人桑普的話指,北京原本預計建制派能夠小勝,但現在的結果令北京倍感意外。這名時評人說:「上個禮拜,據傳韓正到深圳坐鎮,當時問,(民主派)能從上一屆的125席增加到多少。據傳,報了一個數字是180(席)。他覺得這個數字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民主派(席次)沒有過半, 270(席)才過半。現在不是180,而是389,相差太懸殊!」

有海外媒體人在視頻節目中表示,北京預估是建制派將取得大的勝利。官媒中共《人民日報》、《中國日報》等,他們已準備好了建制派取得大勝利的稿件和視頻。選舉前,《中國日報》在Twitter還寫下了「香港這次之所以這麼多人參與投票,這麼高的投票熱情,是因為香港民眾如此希望能夠平息這場動亂。」

在這次區議會選舉之前,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上,也充斥著有利於香港建制派的「樂觀」言論。如,在廣為流傳的「拭目以待:2019年香港區議會選舉!」一文中,作者分析指,最近一到兩週的「三罷」暴力行為讓這部人(中間派選民)產生比較大的反感,能夠幫助動員他們出來支持建制派,「建制派還是很有希望獲得成功的。」

分析:中共影響區議會選舉民意的手法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認為,自「四中全會」後,中共與港府對付香港示威者的手法,開始出現了變化。港府和港警的政治操作就是通過港警自身的暴力升級,希望抗爭者克制不住,也出現暴力升級,令民意反感及引起部分溫和支持者的不滿。

李林一說,中共的目的,在於通過大幅渲染這段時間內抗爭者的暴力行為,來影響區議會的選舉結果。

這一點從中共智囊的講話中也可以看出端倪。

中共智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11月初接受港媒採訪時表示,中央未必那麼著急去解決香港問題。

田飛龍稱,既然大多數民意不轉變,沉默、觀望甚至怯懦,(中共)中央不著急,用時間與成本來擠壓民意中的機會主義水分,最終形成支持「一國兩制」融合發展的穩定多數民意。

11月12日,香港交警在無警告的情況下開了實彈,擊中一名中五生。這名學生最終不得不切除了一個腎臟和部分肝臟。其後,港警與中共對開槍警察死撐,引發香港學生的怒火。之後出現了港警攻打中大、理大的事件,雙方暴力升級。

與此同時,中共及親共媒體大幅渲染的卻是一名「李伯」被人縱火燒傷的事件。同時渲染的,還有港警裝甲車如何被示威者汽油彈擊中等等場景。《環球時報》還在選舉前,特意發出大陸人在港「地獄經歷」的報道,試圖煽動港人對示威者的仇恨。

大紀元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認為,回過頭看這些手法,對港人的影響並不大。但是這些做法,都體現出了中共高層對香港局勢並無準確把握。換句話說,在區議會選舉前,當局對形勢有較大誤判,才做出了這種近似無效的文宣動作。

中共政治局決策體系建立在假情報之上

中共高層的決策之所以出現誤判,一個原因是各個系統提供的都是假情報,這種狀況也是中共這個體制造成的。

據《金融時報》在10月中的報導,一位已經與中共打交道近30年的美國高級官員表示,他在最近一次訪問北京時感到震驚,因為上層聽到的是下層傳遞上來的假消息,就連政治局級官員的簡報也是如此。

「他們似乎得到的是非常糟糕的信息」,「他們一直在說假話」,這位美國官員說。

報導說,在香港問題上,中共官員即使在私人場合也堅持官方的說法,即美國和英國的「黑手」引發了香港動盪。從港府到習近平本人都持有這種說法,他們沒有意識到香港不代表民意的政治體制、港府官員的無能和日益嚴重的經濟不平等才是破壞穩定的原因。

報導提到,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習近平上台後,承襲了中共的專制制度,並且他的執政策略更加僵化,這種僵化的共產黨決策方式可能擅長進行建設基礎設施、壓制異議人士和審查互聯網;但是在傳遞信息方面,即把一個壞消息從低層傳遞到中共高層的時候,這種體制就是極其糟糕的。

報導舉例說,非洲豬瘟橫行的時候,中共的農村官員不向省級政府報告「壞消息」,而北京還考慮到,徹底治理豬瘟需要耗費巨大的財力,因此導致(豬瘟難以控制)。

香港資深傳媒人程翔9月則對《信報月刊》表示,錯誤的情報,導致北京對香港有一個嚴重的誤判。

程翔認為,這些情報人員在香港「無人無物」,只能依賴地下黨、中聯辦替他們穿針引線,結果接觸的都是親中圈子,只能聽到一種聲音。「這樣上去的意見,就必然是偏頗的。」

不止如此,報告交上去還得經過層層篩選,一位處長(中層幹部)的報告,竟要經過8至10個關卡才能到達政治局常委手上,過程中,任何尖銳的意見都會被磨平。程翔分享了一個親耳聽到的例子:報告原本寫「香港問題成為我們面對的一個新挑戰」,去到第三關,「挑戰」兩個字不能用,被改成「課題」,事件的嚴重性失去了很多,「這說明,你如實反映香港情況的嚴重性,根本就上不去。」

程翔說,現在中共在香港有一套相當複雜、緊密的情報系統,許多與香港有往來的內地省市的公安廳、國安、軍隊在香港都有「耳目」,主要以私人公司形式掩護,「如果有一個班子能夠真正接觸到香港社會,何須這麼多人?」

中共的「鬥爭心態」

中共高層誤判的另一個原因是「鬥爭心態」。

程翔說,「因為中共起家,正是蘇聯扶植,以顛覆國家民意的政權。在中共的DNA內已有一套機制,收外國的錢,武裝割據。這是它的成長歷史。」

程翔認為,再加上世紀九十年代蘇聯解體,中共認定幕後黑手是美國,目的是要瓦解共產主義陣營,故根深蒂固相信「美國亡我之心不死」。

香港有150多年殖民歷史,即使1997年收回主權,北京仍然一直擔心這個南方邊緣城市,會成為英美顛覆中國的基地。

程翔記得,當年起草《基本法》,時任港澳辦副主任魯平曾對他說:「香港只能夠是經濟城市,不能夠是政治城市。」他隨即反駁:「沒有政治自由,怎能保障經濟自由?」並舉例說明,「不要政治城市,那就要控制資訊流通,這樣香港就不可能成為一個金融中心。」

魯平沒有因此放棄,不久後又提出要在(基本法)寫上:「香港不可以成為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地。」這句話原本印在李鵬1990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初稿中,後來因為港區人大代表大力反對,在終稿中刪除了。程翔說,當時「六四」剛過去不久,建制派見到這句話很「火滾」,一致要求李鵬刪去。

中共每每以「鬥爭」角度思考問題,「內部就是階級鬥爭,香港問題就是國際鬥爭」。

去年,中國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徐焰在論壇上斷言:「香港人成分最壞」,因為一有國民黨殘餘,二有大飢荒逃民,三有殖民地遺民。「這種階級分析,動不動就以『鬥』的角度去處理香港問題」,程翔說道。

2003年50萬港人反對23條,中央大為錯愕,事後派了很多人來香港「收風」,出現「全黨解香港」一說,即黨的所有系統都空群出動。這麼多人來,理論上應該可以查出真相,但事實卻非如此。程翔接觸過大量「收風者」,發現全部人對香港都有三個先入為主的印象:

一、 香港人長期在殖民地生活,沒有國家意識;
二、 英國在撤離香港後,一定會給中國留下「蘇州屎」;
三、 西方一定不會甘心讓香港從西方陣營的一分子,變成中共陣營的一分子,故會千方百計阻擾回歸的進程。

分析:中共始終生活在害怕被消滅的恐懼之中

在區議會選舉之後,《環球時報》的社評,再次抹黑西方試圖用種種手法影響香港區議會選舉。

11月25日,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抹黑指,BBC報導鄭文傑受酷刑、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澳大利亞媒體報導中國間諜王立強「叛逃」,作為西方插手香港事務的「拙劣手段」,這些都是衝著區議會選舉來的。

李林一分析,事實當然不是《環時》所說的那樣。但是究其思維方式,出發點是一種對滅亡的恐懼,從而產生一種鬥爭心態。也正如《九評共產黨》一書中所說,共產黨抱著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砸爛舊世界的決心出世,卻發現它不得不首先面對一個更為現實的問題:如何能不被消滅而生存下來。因此,共產黨始終生活在害怕被消滅掉的恐懼之中。生存,成為共產黨邪教的頭等大事,一切的一切。

來源: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