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良文人王滬寧六個手段給台灣學界「換心」

王滬寧說：「我們資助台灣學者的研究課題，……要通過有選擇地提供研究資料，有意識地引導研究者趨向我們預計的研究結論。」

鄧小平之後，江澤民為擴大中共極權統治的社會基礎，推動修改黨章，允許民營企業家入黨——實際就是允許靠買通官權而暴發的新生資本家，加入聲稱是「無產階級的政治先鋒隊」的共產黨。以此為標誌，在中國，腐敗的權力、墮落的知識、骯髒的金錢形成了支撐中共極權統治的政治同盟。正是由於該同盟整合了權力、知識和金錢，這三項最具社會能量的因素，中共極權才得以延續至今。而權力、知識和金錢的結盟，也被奉為中共重要的政治經驗之一。

現在，中共已經把上述經驗用於對台灣的統戰。最早對此作出理論論證的，便是中共首席理論顧問王滬寧。二○○六年，王滬寧曾向中共中央提交過一份只供高層參閱的內部研究報告，題目為「在台灣知識界中建立統一戰線的幾點思考」。該報告認為，「六四」事件之後，中共最成功的經驗便是建立起權力、知識和資本三足鼎立的穩定的政治結構；如能把這個經驗有意識地運用於解決台灣的過程中，將會使對台的統戰工作的思路更清晰，方針更明確，方法更有效。

在上述報告中，王滬寧寫道：「……權力、知識和資本結成的統一戰線，是我們黨在大陸成功的經驗。這個經驗對於主要用統一戰線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應當同樣有效。經過前幾年的工作，二百萬台商將來在我們最終對台灣問題作出政治解決時站在我們一邊，基本不成問題。這是由他們的經濟地位所決定的，所以是靠得住的。我們完全有信心掌握台灣社會資本因素的政治趨向。……我們黨同國民黨高層在對待台獨的問題上已形成高度共識；現在看來，二○○八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也具備現實可能性。美國視陳水扁為麻煩製造者，也將轉而支持國民黨。因此只要我們加大力度，創作性地作好對台灣知識界的統戰工作，二○○八年國民黨勝選之後，在台灣就會以我們黨為實質的核心，形成權力、知識和資本的統一戰線。這個意義上的統一戰線將會為我們解決台灣問題提供可靠的社會能量的保障。」

王滬寧上述思想提出之後，很快便被中共高層接受，並一直作為對台灣知識界統戰的指導思想，發揮作用。中共對台辦公室據此提出對台灣知識界統戰的策略原則是「以學術交流為基礎，抓住重點，全面覆蓋」。在具體執行中，中共教育部又把「抓住重點」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學術單位。國立大學的台大、政大；私立大學的東吳、銘傳都被列為學術交流的重點對象。第二個層次則是教授學者個人；被列入中共統戰重點對象的台灣教授學者已達三千多人。中共教育部還要求不折不扣地執行「全面覆蓋」的原則。所謂「全面覆蓋」是指，要同台灣的每一所國立和私立大學都建立起學術交流的關係。表面看來大陸各學術單位同台灣的學術交流是各自分別獨立進行的，實際上則由中共教育部和國務院對台辦在背後統一協調操控。

大陸各學術單位同台灣的學術交流的花費，也獲得單獨列支的特權；經教育部批准後，由中央財政撥付。

中共教育部和國務院對台辦要求，對台灣知識界的統戰工作要實現的具體目標是，作到台灣教授和學者對大陸的兩個依歸，即「學術依歸」和「情感依歸」；為作到這兩個依歸，就要進行相關的學術投資和情感投資。

中共教育部的相關內部文件明確提出，為實現「學術依歸」，要在各學術領域專門為台灣教授學者設立系列的科研課題，同時歡迎並支持台灣教授學者自己選擇有關大陸的科研課題。同時，要為這類課題提供學術數據和經費保障，要為其科研成果走向國際舞台，被國際學術界接受，提供有效幫助。

二○○七年王滬寧就相關問題曾給教育部官員作過一次報告，他講：「……隨著我們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增長，有關中國大陸的研究課題在世界範圍內都成為顯學。台灣地域狹小，國際影響日漸萎縮，缺乏學術研究的課題容量。所以，台灣學者的學術出路只能在大陸，這是不可改變的歷史趨勢。……有的同志擔心，我們資助台灣學者的研究課題，如果最後得出政治上同我們敵對的研究結論，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這種擔心其實沒有必要。道理很明顯，他們進行大陸課題的研究，只能依賴我們提供給他們的學術資料和數據。這就意味著，我們從學術源頭上把握了研究的學術結論。『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同理，我們提供的是大米，台灣學者就很難煮出高粱米飯來。當然，這就要求我們給台灣學者提供學術研究的資料和數據時，要有高度的政治意識和策略意識，也就是說，絕不能提供那些可能導致對我們不利的研究結論的數據，相反，要通過有選擇地提供研究資料，有意識地引導研究者趨向我們預計的研究結論。這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建議教育部領導組成專門的班子，對學術資料的提供工作，深入研究，統籌安排，以策萬全。」

王滬寧的上述講話暴露出一個事實：中共在用機心百端的權謀，設好統戰的陷阱，以學術名利為誘餌，引誘台灣的教授學者進入陷阱，使之成為中共的學術奴僕。而眾多台灣的教授學者也確實沉醉於對中共的「學術依歸」，正爭先恐後地奔行在中共為他們安排的命運之路上。對此，我有直接感受。

二○○八年十一月，我受邀作為論文評論人，赴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參加一次學術研討會。會上幾位台灣教授介紹了他們關於大陸的論文，題目涉及經濟、法律等領域。令我震驚的是，這些台灣教授竟然同王滬寧預言的一樣，完全以中共官方提供的資料和數據為根據得出結論，而且論文的行文風格和結論的價值取向，都與中共嚴格控制的大陸所謂學術刊物上的文章毫無二致。從這些台灣教授的論文中，人們已經根本無法分辨他們是屬於自由世界的學者，還是屬於數百萬中國大陸的御用文人和思想奴僕群體。這次研討會上，我在對這幾位台灣教授的論文評論時說：「你們把中共官方發布的資料和數據作為論文的依據，必然得出錯誤的結論。這些垃圾資料和數據連中共狗官都不會認真對待，因為他們知道，那是為政治宣傳製造出來的。而你們卻奉之為瑰寶，把你們的學術聲譽同這些垃圾資料聯繫在一起；你們建立在中共用以欺騙世界的虛假數據上的所謂學術結論，只能有一個價值，即幫助中共欺騙世界。這是台灣學術的悲哀。」（大意如此，原話無法準確回憶）

後來更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據說，由於袁紅冰這個名字和我的評論，邀請我參加會議的長者竟然受到同事的強烈抨擊。抨擊的理由在於，因為邀請我參加這次研討會，可能會對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同中共學術單位今後的學術交流，以及他們的某項學術研究經費的申請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聽到這件事，令我心神黯然，不禁想問太平洋的萬里波濤：難道台灣的某些學者真要以中共極權政治作為他們現在的學術依歸之所，將來的學術埋骨之處嗎？難道台灣的某些教授真要放棄學術良知和學術自由的原則，作中共的文化奴僕嗎？

教授學者是以學術為生存方式的族群，「學術依歸」就足夠保證台灣知識份子對中共政治意圖的理解，甚至支持。但中共並不以此為滿足。為確保在二○一二年之前形成以中共政治意志為核心，由國民黨政府的權力、台商的資本和台灣教授學者的知識之間的聯盟為內涵的台灣社會能量系統，中共還要實現台灣教授學者對其的「情感依歸」。

在中共教育部和國務院對台辦的統籌策劃之下，中共各學術單位和統戰部門對台灣學者的情感投資早已全面展開。迎接時如火如荼的熱情和鮮花掌聲，送行時的依依不捨與贈別厚禮；宴會上的傳杯飛盞，旅遊中的著意安排與豪華接待，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於是，便有台灣教授學者熏熏然、陶陶然、昏昏然，不知今夕何夕，並用一片真心、萬斛真情回報中共的情感投資，混不覺把真心真情獻給中共極權就意味著對學術良知的徹底背叛——因為，極權專制是精神自由不共戴天的死敵，沒有精神自由的地方便沒有真正高貴的學術精神，而只有專制的文化奴僕，暴政的御用文人。

中共要用極權專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鐵牢，囚禁自由的台灣。值此艱難時刻，教授與學者群體應當承擔起知識份子對台灣命運的責任——用知識的名義，向台灣人民預警劫難，提出用以堅守自由原則並戰勝兇險命運的精神價值與策略原則。然而，人們看到的卻是眾多教授學者完全放棄知識份子的社會良知與社會責任，一心一意走上對中共的「學術依歸」和「情感依歸」之路。這條「依歸」之路也是背棄並遠離自由的台灣之路。台灣養育出一群在名利誘惑下把冷漠的背影對向台灣命運的忘恩負義之人。

行文至此，悲憤之情實難平抑，故有一事不吐不快。我多次親身體驗過，某些具有統派國民黨籍的大學教授對中共的「情感依歸」，已至喪心病狂之境地——只要我對中共作出些許批評，教授們便如祖墳被掘，又似衣食父母受辱，勃然大怒，對我大加撻伐，以維護中共極權政治的聲譽。其對中共真有感天動地的孝子賢孫之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意。只是不知五十年代初被中共屠戮的二百餘萬放下武器的國民黨人，如果泉下有靈，是否會為其政治子孫之不孝，作千古不絕之長哭？

除教授學者外，台灣的大中學生也被列入中共對知識界統戰的視野。胡錦濤特別指示，要把西藏的成功經驗運用到兩岸大中學生的交流中。所謂在「西藏的成功經驗」具體是指，將藏人少年送到大陸 大陸接受共產黨文化教育，經過幾年十幾年後，再把他們送回西藏。於是，這批長著藏人面孔而心靈已經受到共產黨文化改造的藏人，便成為中共政治意志在西藏的代理人。現在，中共也要通過兩岸學術交流，從台灣學生胸膛里挖出他們的台灣心，然後換上一顆共產黨極權文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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