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間聲望很高的北大教授鄭也夫決定挺身而出，盡“匹夫之責! ” 他在剛剛公開的『政改難產之因』一文中分析政治改革為什麽在中國根本就沒有發生？他認為中共今天淡出曆史舞台，符合中國廣大人民和執政黨共同利益。但作者同時指出，如果大家不發出聲音，就不配看到專製政體的終結!
一個比較奇特的現象是，習近平執政以來對敢言者采取的高壓、封鎖、拘捕政策，產生的恐懼效應似乎已經封頂。在中國改革40周年之際，反而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分子公開發言表態。他們或者指出習近平當局根本不可能改革，一切對當局的指望都是天真的；或者仍寄希望於當局解放思想，放手改革；或者認為改革已死，憲政當立；近日公布的『中國百餘公共知識分子改革感言』就具有代表性。這一波中國知識分子的湧動中，鄭也夫2018年年底的發聲，極其尖銳!
政治體製改革為何不曾發生
鄭也夫文章開門見山，中共為何提出要政改？因為它意識到法治缺乏，權力濫用，社會經濟生活不可能走上正軌。但是中共為什麽沒有實施政改：因為中共“黨首”意識到，“政改的每一項內容都是在削弱他的政黨”：
黨政分離和政企分離，意味著黨的權力旁落，黨將失去對國家行政與社會經濟的操控；法製的健全將限製中共的行動範圍；真正的政治協商一旦開啟，中共的主張在爭論中有落入下風的可能；在與黨內外對手博弈中，決策者堅定地認為要抑製和應對社會多樣化、民主化、自由化的趨勢、統治集團內部也不能民主，必須權力集中。
自上而下的改革隻有過一次，那就是1978年的改革，但是那次改革的原因是“不改革就亡黨”.作者指出常常把亡黨亡國放在一起說的謬誤，“殖民時代劃上句號了，不再可能有亡國滅種的事情”，毛澤東造成的局面使得中共害怕亡黨，亡黨就意味著統治階級退出曆史舞台，“他們當然不願意發生這種事情，所以有了改革”。
中共和平結束專製符合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
鄭也夫指出，中共在其執政的大多數時間中，其方針政策不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巧取豪奪，先將人民私有土地變為國有，然後大搞地皮財政，各地政府高價將地皮賣給地產商，無數公民成為房奴······
作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其執政的70年曆史中，給中國人民帶來太多的災難。演化到今天，“它幾乎完全喪失了自我糾錯的機製，它的性質已經徹底蛻變···.加入它是為了做官，捍衛它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對不同政見的仇視與日俱增，對危機的恐懼令自己失態。”
在作者看來，有一項符合中國廣大人民和執政黨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產黨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會動蕩的方式，淡出曆史舞台。“我以為，今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載入史冊的大事情，就是引領這個黨體面地淡出曆史舞台。”
但他認為，和平終結專製的曆史，依賴於共產黨的一位明智的領袖，不然難有非暴力的轉型。
如果我們不發出聲音，就不配看到專製政體的終結
台灣終結一黨專政，在作者看來，如果沒有台灣民主派多年打拚，蔣經國如果不是面對巨大的壓力和多元的局面，蔣經國不可能做出那樣的選擇。作者認為，有什麽樣的統治者，就有什麽樣的被統治者，二者相互塑造，惡性循環是雙方早就的。“得勢者為什麽要主動讓權，改變現狀呢？沒有外部的壓力，沒有強烈的開報禁、開黨禁的要求，執政黨的黨魁想這麽做，都沒法向同僚交代—同儕們會覺得老大有病了。”
作者接受“互動”的說法，作為黨魁，帶領中國走上結束專製之路實為不易，“難處不在於黨外有反對派，恰恰在於沒有反對派的存在” ，“讓我們互動起來，力爭踏上這唯一的、白駒過隙般稀罕的雙贏之路”。
如果書生都敢於講出自己的想法，中國不會是今天的樣子
作者最後談到為什麽要寫這樣一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還有一個卑微的動因，就是讓我還能看得起自己。，多年來我塗抹了上百萬字。如果我最終在這個我想了許久的、關乎民族大業的問題上不置一詞，我會看不起自己的。”
作者認為“今天的書生還沒有盡責”。“如果他們都忠實於自己的良知，都勇於講出自己的看法，中國不會是今天的樣子。”
鄭也夫
北京大學官方網站上有關鄭也夫教授的教育及培訓經曆資料：
1986年：社會學碩士，美國丹佛大學社會學係；
1982年：哲學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1978—1979年：北京師範學院曆史係讀書。
研究領域
城市社會學；
消費社會學；
教育社會學；
生物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
文化人類學。
教學經驗
研究生課程：
信任研究（1998—2000年，研究生課程）。
本科生：
怎樣寫論文（2003—2005）。
通選課：
城市社會學（2001—2005）；
消費批判與快樂研究（2002—2005）；
生物學對社會科學的啟示（2002—2008）；
幸福導論（2006）；
批判的教育社會學（2010—2015年）。
論文及著作
鄭也夫，2016，《文明是副產品》，中信出版社；
鄭也夫，2013，《吾國教育病理》，中信出版社；
鄭也夫，2013，《語鏡子》，中信出版社；
鄭也夫，2009，《神似祖先》，中國青年出版社；
鄭也夫，2008，《與本科生談：論文與治學》，山東人民出版社；
鄭也夫，2007，《後物欲時代的來臨》，上海人民出版社；
鄭也夫，2004，《知識分子研究》，中國青年出版社；
鄭也夫，2002，《城市社會學》，中國城市出版社；
鄭也夫，2001，《信任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鄭也夫，1995，《代價論》，北京三聯書店。
社會兼職與服務
北京市政府交通問題顧問（2010—2016年）。
獎勵及榮譽
不申請並拒絕任何官方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