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文化新聞網是為恢復中華文化及推動中華文化發展的非营利组织。
  • 提供新聞時事、時事政治、經濟財經、中華文化
  • 歷史知識、生活百科和健康養生等內容

中國知名經濟學家茅於軾90歲感言:希望去美國

文化 雅惠 11个月前 (01-18) 201次浏览

中國知名經濟學家茅於軾90歲感言:希望去美國

北京時間2019年1月14日是中國經濟學家茅於軾90歲生日,許多中國學者、企業家祝壽盛讚其成就。同日,英國《金融時報》編髮《茅於軾90歲自述我的喜悅與期待》,茅於軾回顧自己一生,談90年人生曆程,談改革開放40年,談自己最大的喜悅和期待,也談最大的缺憾。

茅於軾表示,「我最大的缺憾,很簡單,就是中國還是一個專政社會,我希望中國能夠盡快地變成一個民主法治憲政的國家。我相信這一天一定會來到,可能我看不見,但也不會太遠了。」

茅於軾提到自己最大的喜悅是什麽呢?他說:「我活到90歲,最大的喜悅,就是中國市場化改革。市場化改革的背後是私有產權。」

茅於軾出生於1929年,早年在中國鐵路從事機械方面的專業工作。1960年代,他在經歷政治迫害和勞動改造期間,轉向經濟學研究。後來陸續出版了《擇優分配原理》、《中國人的道德前景》等著作,是中國當代重要的經濟學家。

茅於軾還與同道創辦了影響廣泛的民間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2012年,美國保守主義智庫卡托研究所向茅於軾頒發了當年的「米爾頓.弗裏德曼自由獎」。

茅於軾經常在博客上發表見解,內容涉及方方面麵,從中國國企改革到住房市場的規範化。

他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市場化是很成功的,但這個好處需要有政治上的清明做保障,其中包括言論自由、民眾監督、司法獨立。中國市場化最主要的阻力是來自權力的干預。

他還表示,中共前領導人胡耀邦和趙紫陽主政的1980年代是中國政治最開明時代,言論開放,出版自由。

中國央視前主持人崔永元讚揚茅於軾「思想獨立、精神高貴純潔」,是一名君子。

大陸知名媒體人羅昌平也表示了對茅於軾的祝賀,並引述他的話說:「倒退會帶來災難,所以我有個責任,防止社會倒退,推進社會進步。可以說我一輩子努力的方向,就是這個方向,防止倒退,促進進步。」

【編者按】今天是中國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90歲生日。我們編髮他的自述文章,通過他的人生曆程回顧中國近一個世紀的社會變遷,聆聽他從經濟學角度反思中國40年改革開放之得失,以及他對中國下一步轉型的期待與囑託。

十年前我八十歲的時候,曾經把人生經歷劃分成「二十年舊社會、三十年階級鬥爭、三十年改革開放」三個階段。這樣概括雖然粗糙一點,但還是符合實際的。現在十年又過去了。

我的90年曆程:20+30+40

我是1929年出生。從1929到1949的20年裏,基本上是個學習過程。1949年政權更替,這對國家來說是很重要的事。對我個人來講,我50年大學畢業就開始了一個新的生活。我父親在工程界是個老人,他認識很多的工程界人士,我大學畢業要找個工作是不難的,但是我家裡對我們的事,特別我父親,除非我自己選擇,他不做任何干預的,所以我就選擇了應聘到東北去。那個時候東北來個招聘團,到上海招聘人,頭一批人,招聘到了哈爾濱,我是第二批還是第三批,就到了齊齊哈爾鐵路局,這是我畢業之後第一次就業。我們上海交大機械係一共去了六個同學。應該說那個時候鐵路局的人事氣氛還是很好的,我們去了就培養我們,每個人都有鍛練的機會,我就開了一年的火車。這一年,無論是在知識方面和鍛練自己吃苦耐勞方面,我都有很大的收穫。

後來我怎麽會調到北京來呢?因為那個時候鐵道部要組織編牽引計算規程,裏頭有很多力學的問題,就組織了各個鐵路局的工程師,在編規程的中間,選拔了一些人充實進剛剛建設起來的鐵道研究院,那個時候還不叫研究院,叫研究所。有幾個人調到了鐵道研究所,我就是其中之一,這也是我的一個轉機。

我在鐵道研究院呢,沒幹幾年就劃為右派了。我這個右派是58年劃的,其他的大部分右派是57年劃的。說起來也很有趣,57年過去了,我也沒事,以為劃右派的事情過去了。到了58年,忽然鐵道部來了一個人叫柴沫,他說茅於軾就是右派,原來這個事還沒結束。這不是因為我當時說了什麽特別的話。當時鐵道部研究院的書記叫岳誌堅,他對我相當瞭解,他當時給我做了一個定性,說茅於軾的問題不是立場問題,是個技術問題,我覺得他這個定性還是很準確的。因為那個時候我也根本沒有反對共產黨的想法,我的許多主張其實跟改革開放以後的做法是類似的,比如說開放市場、保護產權等等。58年柴沫宣布我去當右派,到文革的時候柴沫挨整自殺了。柴沫夫人就和我們住在一個小區裏。

然後大的變化,就是改革開放以後了,市場起了作用了。你當了右派啊,你什麽都完了,因為國家就一個老闆,這個老闆不用你,你除非到馬路上去擺個攤,修鞋,才能養活自己。等到市場改革以後呢,老闆多的是,你這兒不喜歡我,我找別的老闆去,這徹底地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環境。因為我一直在研究機構,一直接觸外國的文獻,我的英語一直沒有丟,一改革開放,82年,我就有機會出國去,以後就不斷地出國,整個改變了我的生活。86年我到哈佛做訪問學者,開拓我的視野,接觸到了世界上一流的學者,而且我有機會參與到國際的學術交流中間。那一段時間我每年要出國好幾趟,一直到後來老了,就越來越減少了。

要說我家庭對我的影響,我的父係母係,都自由開放,都是留學生,對我有點影響,但我的家庭也說不上有多了不起。我們家裡出了一個(橋樑工程專家)茅以升,他是我的二伯父。我媽媽陳家那邊,也都有不錯的人才,我的舅舅是國民黨時的中央大學工學院的院長。這可能就是所謂家庭的背景,我有點優勢。但家庭影響只是一個方面,我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很不少,但他們和我又不同,自己觀察社會、觀察世界、研究人生,還是有不同的深度。

我是55年結婚的,也是我生活中間一個重大的轉折。我太太年輕時很漂亮的,周圍好多男人,但我從來不問她你跟誰怎麽怎麽,我從來不問,我對自己有信心的。我覺得對於一般家庭來講,應該把婚姻看成一個終身的契約,你對這個婚姻有信心,不是老動搖,懷疑這個懷疑那個,我們之間從來沒有過。我們的婚姻成功,不僅僅表現在我們兩個人感情的牢靠,而且表現為我們的子女有很好的家教。家教不是學校學出來的,是家庭培養的。做父母的首先要以身作則,要做出一個榜樣來,讓孩子們知道什麽是對什麽是錯。

這些說起來呢,是一篇很長的故事,但是它跟中國一般老百姓的故事有共同點。我在想的就是,中國人的命運往往不掌握在自己手裏,而是掌握在當政者的手裏。當政者搞文革這樣的政治運動,大家就都跟著倒黴。這就說明環境跟發展是有關係的。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一個獨立的思考的環境,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當然現在比那個時候有一點進步,聲音多元化了,有了網際網路了,這些改變在我這一生中間是最明顯的表現出來。

我為何選擇經濟學?

我五十多歲的時候,從工程師變成一個經濟學者。為什麽會選擇經濟學呢?經濟學是研究財富的創造的。我們過去在經濟學上犯了很多錯誤,我們的勞動沒創造出財富來,反而是浪費了財富,什麽大煉鋼鐵啊、上山下鄉啊,都是勞動吧,但它的結果不是創造財富,國家反而變窮了。所以就要研究財富是如何創造的,這個我想,不光是我,所有的中國人都會想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希望能夠富有嘛是吧?

大家知道現在的經濟學充滿了數學,我進入經濟學不困難的原因,就是我喜歡數學。我寫的一本書,《擇優分配原理》,就是用數學來解釋經濟學,這是我的一本成名作。我在開火車的時候,就一直在想一個問題,火車首先必須按點到達目的地,但在這個過程中,速度是快還是慢,先快後慢,還是先慢後快?途中有坡道,上坡下坡,用什麽辦法來開這個火車?如何準點到達,而且燃料是最省的?這個完全變了個數學問題。我的數學比較好,所以進入經濟學沒困難。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呢,就是你要有一個比較寬闊的眼界,對你生活的環境,對全世界的狀況,你要有一個眼界。這一點,我是從鐵道研究院轉到社會科學院之後獲得的,這次調動靠的是李慎之。李慎之當時是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的所長,後來當了社科院副院長。我一個朋友叫王國鄉,把我介紹給李慎之,我跟他談了幾次,他很欣賞我,就把我調到了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我進去時也有點擔心,因為我要研究的是中國的改革。李慎之說,你花一半時間研究美國問題,其他一半時間,你研究中國就可以。李慎之是很自由派的,只要你能出成果就行,他在美國所的時候蒐羅了好多右派。他喜歡右派,因為一般右派都有點獨立思想,與眾不同一點,所以才會當右派。

我到美國所是84年。86年,兩年以後,我就有機會訪問哈佛大學,那個是改變我一生的重要的一個轉折點。在哈佛,我隻聽過一門講稅收的課,因為那時候中國沒有稅收,中國是計畫經濟,老百姓不交稅,企業也不交稅,利潤都上繳了,所以稅這個問題對我是陌生的。其他的課,說老實話,我都能教,我用不著聽。但是不同的是什麽呢?我在這個全世界一流學者集中的地方,跟他們交流,進入到了這個圈子裏頭。所以86年以後,一直到九幾年,我每年有很多出國的機會。如果我不進哈佛,是不會有這些機會的。而且我的視野越來越寬,不光是經濟學,我對制度、倫理都感興趣。我寫了本書《中國人的道德前景》,就是講倫理學的。視野的拓寬,是我很重大的變化。

我為何堅定地批評計畫經濟,呼籲「保護富人」?

我對計畫經濟一直持很批評的態度。其實在國際經濟學界裏頭,有好幾個對計畫經濟有深刻批判的經濟學家,首先就是哈耶克,這個大家都知道的,《通向奴役之路》就是講的計畫經濟。凱恩斯也說過類似的話,就是通向奴役的路上鋪滿了玫瑰花。你覺得非常好的路,但走來走去,就被奴役了,就進了地獄了,就是指的計畫經濟。所以不光是我,有水平的經濟學家都看準了計畫經濟的不可行。

Communism這個詞,是日本人翻譯的,把它翻成「共產」,其實這個詞沒有「共產」的意思,它是「公社」的意思。公社就是在一個小范圍裏邊,大家有平等的發言權,有自由的發展機會。日本人把它翻成「共產」,這把中國人害苦了。中國接受共產主義,在農村就把地主的地給共產了,城市裏頭搞公私合營。經過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又往共產主義加了很多新東西,比如「無產階級專政」——共產主義本來沒有這些東西,它只是一個理想。

共產這個想法,馬克思提出之後,輝煌過一百年,大家都覺得這是人類的理想,但是實踐的結果都很糟糕。所以現在共產的思潮已經退潮了。現在世界上還有什麽共產國家?成功的一個沒有。其實從知識份子的角度看,人類要選擇什麽制度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就是福山所說的,憲政民主就是人類「歷史的終結」。這沒有什麽好懷疑的。

我一直講,人追求平等,是很有理由的,但是世界上很多悲劇,就是追求平等造成的,包括共產主義思想。人跟人本來就是不一樣的,這是自然規律,它是不可抗拒的。當然我們不喜歡不平等,我們可以給它一些限制,做一些調整,但是你不可能把這個問題徹底解決。共產主義就試圖把這個問題徹底解決,財產公有,就造成悲劇了,這個可以說是歷史最重大的一個教訓。全世界最近這一百年間,導致重大人身損失的問題,都跟過分地追求平等有關。

因為不能追求過分的平等,所以我一直有一個觀點,就是「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我2012年獲得弗裏德曼促進自由獎,我想也和我的這個觀點有關。要保護富人啊,但是很多社會不是這樣想的,而是妒忌富人。打擊富人的社會,就會變成窮人國,因為他變富你就打擊他嘛,那怎麽會有富人呢?富人招大家恨,這個跟馬克思的說法有關係:富人是剝削者,所以他才富起來。過去認為勞動創造財富,富人不勞動,卻賺了很多錢,那肯定是剝削來的。現在的看法不是這樣。到底是什麽創造了財富?是配置。人和物要用好,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財富就創造了。那麽誰在配置呢?企業家。所以企業家賺錢是很對的,因為他把人和物用好了。

這個問題很多國家到現在還是沒認識到,就把國家搞得很慘,最典型的就是委內瑞拉。我很關心這個國家,它從反麵證實了馬克思說法的錯誤。這個國家曾經是很富的,石油儲量超過沙特,現在變成最窮的,全世界最倒黴的一個國家,通貨膨脹空前的高,社會犯罪空前的高,東西都買不著。它的錯誤就是打擊富人。

為什麽需要經濟學家呢?就是經濟學家會告訴你,打擊富人是不行的,我就是要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如果反過來,都是為窮人說話,為富人做事,那這個社會就好不了了。

我怎麽看中國改革開放40年?

我是個經濟學家,簡單地講,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40年最重要的一個經驗就是,我們搞清楚了財富究竟是怎麽創造的。財富是配置創造的,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就能創造出財富。那麽怎麽才能盡其用?要有自由,要有市場,要有產權。這幾十年,其實就是這一條經驗。現在中國人有人身自由,有選擇的自由,有財產的保障,這不就是人權嗎?所以我們在人權方面有很大的進步。文革結束時,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就是因為人身沒有自由,財產沒有保障。我們把這個改了,財富就極大地創造了出來。

中國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比其他搞計畫經濟的國家更成功。計畫經濟的時候,每個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你有票就可以買便宜的肉、便宜的糧食,到了市場經濟裏你就得放棄票,到市場去買。你捨不得放棄這個票怎麽辦?我們搞了個雙軌製。你那票照樣還可以用,旁邊有個市場,你不夠可以到市場上去買,這就是雙軌製,這就徹底解決了從計畫過渡到市場的困難。這個中國是很成功的。

我回顧中國經濟,從毛澤東時代到現在,經過兩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1978年那個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實這個命題在哲學上是錯誤的,實踐不能檢驗真理,但是這種說法在當時對解放思想確實起了很大作用。它告訴我們,我們生活在實踐裏頭,不是生活在文件裏頭。毛澤東時代我們就生活在文件裏,文件告訴我們中國人怎麽幸福,資本主義國家怎麽水深火熱,實際上不是這樣的,那是文件。第二次解放思想是92年鄧小平南巡,不要分區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逮著老鼠就是好貓」,讓中國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那現在還需要第三次解放思想,解放什麽?解放對公有製的迷信。

如果問我現在我們還有什麽問題沒有解決,我就認為公有製的問題沒解決。經濟學裏頭有一條一般均衡理論。它是什麽意思呢?就是你要讓價格自由浮動,東西缺了能漲價,多了能落價,最後使得所有的商品都均衡了,不缺也不多,靠價格調節,這個時候效率是最大的,財富創造出最多,叫做一般均衡理論。但是一般均衡的背後是什麽?為什麽缺了會漲價,多了會落價呢?它的背後是私有產權。李克強總理也說過,資源配置要由市場做決定,但是他沒有說更重要的一條,市場是私有製的。如果市場不是私有製,是不可能來影響配置的。發達國家的效率高,沒什麽浪費,因為它是私有製,財產得到保護,價格能對供需變化做出正確反應,公有製下,價格是無法做出正確反應的。

中國的大問題,都出在公有製上頭。我們產能過剩、消費不足、房地產泡沫、靠投資拉動GDP、收入分配扭曲,全跟公有製有關係。美國有5000家銀行,全都是私人辦的,政府一家都不辦,但在中國,政府包攬了全部銀行,老百姓不可以辦銀行。老百姓不能辦銀行,那每個家庭多多少少有點儲蓄,用來幹什麽呢?在美國,老百姓的儲蓄不僅可以辦銀行,還可以辦通訊、辦電力、辦石油。我們這些產業都是國家的,國家壟斷了所有的賺錢行業,老百姓的儲蓄沒有投資機會,只能去買房,中國的房地產的泡沫就是從這來的。如果老百姓現在可以開銀行了,他們可能會把房子賣掉去辦銀行,因為賺錢多嘛,房價馬上就下來了。現在北京的房價比紐約都貴了,都是扭曲的,根子就在公有製。

當然我們現在不完全是公有製,我們現在是混合製,既有公有也有私有。但是我們很多重要的東西,還是由計畫分配的。土地、資金,這兩個最重要的資源和資本,不完全是市場分配。回到我說的物盡其用,物盡其用包括地盡其用。如果我是土地的主人,我這塊地該幹什麽用,我會不斷地琢磨,是修路?蓋房子?還是做停車場?我會老關心這個事。現在土地是公有的,沒人關心,所以中國土地問題非常大。跟發達國家比較,中國土地沒有盡其用,錢也沒有盡其用。誰能把錢盡其用?就是金融業。土地和金融,這兩個領域如果破除政府壟斷,具有非常大的潛力。

不解決公有製的問題,我們也很難理清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府的功能應該是管理市場不要出亂子,它應該是做裁判員的。如果政府自己辦了企業了,也在市場裏頭賺錢,就相當於裁判員出來踢足球了。雖然國有企業號稱是全民所有,但我們人民能做什麽呢?我們不能把國有企業賣了,我們沒有處置權,沒有經營權,沒有收益權。現在我們國企的利潤上繳比例很低,到2020年才上繳30%,本來是不上繳或上繳不到10%。你說這國企我們要它幹嘛?

有人說公有製經濟讓政府有財力「辦大事」,政府有錢才能修高鐵、修高速公路、修那麽多飛機場。但「中國政府有錢」的反麵,就是「中國老百姓沒錢」,這是中國經濟的特點。一般來說,現在的投資是為了將來的消費,但是因為老百姓沒有錢,所以到了將來還是沒有消費,這就會變成投資的自我加強,這個惡性循環就造成中國的產能過剩。所以我覺得現階段也沒有必要再保持一定比例的公有製經濟了。

我最大的喜悅和期待

我活到90歲,最大的喜悅,就是中國市場化的改革。市場化改革的背後是私有產權。你們年輕人可能不知道,在市場化改革以前,所有的企業、商店都是公有的,都是國家的,沒有私人的。你除非馬路上擺個攤,修鞋,這是你私有的,或者你當保姆,你是自由的,其他所有的就業,都是這一個老闆。後來改革到市場化以後呢,有了私有經濟,又徹底地改變了經濟的結構,我的命運也就隨之而變。

你問我如果有選擇,會不會想生逢另一個時代另一個國度?當然,如果我有選擇,我希望到美國去。但是這是我個人的問題。我想的不是我個人,是所有的人。那大家都到美國去?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有可能的是,把我們的國家改變得比較像美國,這是有可能的,而且你可以為之努力的。所以我覺得我們大家要有個共識,你的目標是什麽?我想現在這個問題可以說已經解決了,因為中國有條件的家庭都把孩子送美國去,或者到英國德國去,說明我們要向他們學習。

我記得1989年,我去東德,東德那時候在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中也是算是經濟最好的。我坐的飛機是到東德的,但是我開會的地方在西德,要從東德穿過去。剛去的時候柏林牆還沒倒,我坐在公共汽車上,一車的德國人,他們都是有各種原因,經過特批,可以去到西德那邊的。車子開過邊界,車上所有的德國人都在歡呼。我當時覺得好奇怪,後來明白了,他們奔向了自由,這就可見人心所向。

當然出國學習生活,底層群眾可能還夠不著。等到底層群眾也認識到這個我們的這個目標,我們改變的方向,那中國改變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我最大的缺憾,很簡單,就是中國還是一個專政社會,我希望中國能夠盡快地變成一個民主法治憲政的國家。我相信這一天一定會來到,可能我看不見,但也不會太遠了。我在這方面是特別關心的,因為我懂得,倒退會帶來災難,所以我有個責任,防止社會倒退,推進社會進步。可以說我一輩子努力的方向,就是這個方向,防止倒退,促進進步。作為一個中國人,再也沒有比這個目標更重要的事情。

對於中國的年輕人,我對他們的囑託就是,我希望他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我非常希望他們追求真。什麽是假的?什麽是真的要追求?還要追求理,就是要有邏輯。這兩點能做到,我們下一代就有希望了。


文章來源自各個新聞媒體,部分內容不代表 中華文化新聞網 的立場丨本網站採用BY-NC-SA协议进行授权
转载请注明原文链接:中國知名經濟學家茅於軾90歲感言:希望去美國
喜欢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