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程院院士、經濟學家及管理學家李京文於3月3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9歲。他生前曾領導三峽工程的經濟論證，稱之為「民主科學決策」。
「留蘇派」經濟學家李京文病逝 曾支持三峽工程
據中國官媒《光明日報》報導，作為中國技術經濟和工程管理理論的開拓者之一，李京文較早以技術經濟論證方法研究工程項目的可行性，並且運用數學模型預測經濟走勢，主編了將近十年的「經濟藍皮書」。
他曾主持三峽工程、南水北調、京滬高速鐵路等超大型工程的技術經濟論證，參與制定環渤海經濟圈、中部五省、海南、深圳等地經濟發展戰略與規劃。
中國技術經濟學會秘書長黃檢良對本台表示，「李京文院士在我們這個學科領域是一座高山，他是技術經濟學的主要開創者，學識淵博，而且講原則、敢於挑戰權威、講科學。他也是中國經濟形勢分析和預測最早的開山鼻祖之一。他在經濟和管理學兩個領域，都是豐碑級的人物。」
王維洛：三峽問題上，李京文本可以成為說真話的科學家
1986年，中央政府組織412位專家對三峽工程進行歷時三年的可行性論證，最終僅有陸欽侃、方宗岱、侯學煜、郭來喜等九位專家拒絕簽字。
時任三峽工程論證綜合經濟評價組副組長的李京文，帶領團隊經過一年多的調查後得出結論，「三峽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
陸欽侃因反叛君意而失去政協委員資格，記者戴晴因記錄史實被投入秦城監獄，李京文則於2001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時隔二十年後，他依然對這一論證非常驕傲，稱之為「民主科學決策的典範」，以至於後來他參與論證的南水北調和京滬高鐵項目都是比照三峽的模式：
「簽字是會永遠保存的，論證結果要對歷史負責，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大家對自己的名字也很珍視，不希望成為歷史的罪人。」
長期研究三峽問題的國土規劃專家王維洛回憶道，因簽字支持三峽工程後來成為工程院士的超過二十人，其中就包括李京文。拒絕簽字的則無一成為院士，以至於後來的知識分子都學乖了，「南水北調」也鮮有反對的聲音。
李京文提到，三峽工程結算時花了1850億元，和他的預測基本吻合。王維洛則認為，如果李京文在總報告中闡明1908.9億元的費用造價，就有機會阻止三峽工程上馬，但是他上報了371億元（稱為靜態投資額，到1992年全國人大決策時改為570億元）。
「在1992年說，『我算的是1900個億元』，李京文就算是一個說真話的科學家。等到22年後說自己算得很準，有什麼用呢？李京文他明知道李鵬、鄒家華在做報告時撒了謊，他只是向中國老百姓公布了570億元。」
三峽工程決策的科學性一直飽受爭議。王維洛的研究顯示，當年泥沙、防洪、環境、移民等14個專業組封閉工作，自說自話。「李京文不能去管移民，也不能去管生態環境。每個組都是論證自己的，14個組的論證報告放在一起就是互相矛盾的。」
「最大的副作用是對生態的破壞和社會的震盪。可怕的是沒有人再敢說出反對意見了。」他嘆息道。
堅決反對三峽工程的李銳之女李南央也表示，如果做出來數據是對的，三峽表決的時候不出來說話，「那就不是科學家，而是學官，作為仕途的梯子。共產黨執政以後，真正的科學家都像黃萬里，被打為階級敵人，永世不得翻身。南水北調更是與天鬥其樂無窮，破壞河流的自然屬性，像抽人的血。但這些專家知道，弊端出現的時候，他們已不在人世。」
中國三峽大壩一景（路透社資料圖）
留蘇時受毛澤東鼓舞，終身做「八九點鐘的太陽」
同樣在五十年代留蘇的地理學家郭來喜因為考慮到上百萬的三峽移民生計，由積極分子轉變為反對派。
王維洛遺憾地說，李京文原本有機會像郭來喜一樣，成為「說真話的科學家」，但他選擇跟黨「一條心」，留蘇派學者的政治使命超越一切。
「留蘇很大的一批人是紅二代，或者出身貧苦的孩子。政治上，共產黨認為他們很可靠。蘇聯的這批留學生對中國是災難，你看看江澤民、李鵬、李嵐清。學術界也是形成幫派，不是以科學、自由為最高準則，科學為無產階級服務，是政治的工具。他們覺得蘇維埃加電氣化，就等於共產主義。」
出生於地下党家庭的李京文從小目睹解放戰爭的炮火和父親遭受國民黨的酷刑，他於1951年考入武漢大學經濟學系，並投身中國共產黨。
1957年11月17日，毛澤東到列寧山上的莫斯科大學禮堂作演講，「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當時正在莫斯科留學的李京文就坐在台下聆聽，銘記終身。1953年他被選派留學蘇聯，苦讀經濟和數學，1958年畢業後回國。
李京文後來對《光明日報》回憶道，毛澤東的話語鼓勵著他和千千萬萬青年人奮發向前，為創造美好的世界努力學習、工作、拼搏。
回國後，妻子余平形容他是都按照國家的需要，「組織上安排去哪裡就去哪裡」。
文革前後，李京文主要在計委基層和北京經濟學院等部門工作，蟄伏多年，直到1985年被任命為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首任所長。
多年來，他輾轉於政學界不同崗位，不變的是心中那輪紅太陽。
蘇聯解體十餘年後，李京文在一次公開演講中提到，美國曾刻意瓦解蘇聯，現在要分裂台灣和西藏，以削弱中國；尼克森宣揚以宗教和家庭復興來取代共產主義，中國人也要有新時代的信仰，比如「三個代表」。
旅美歷史學者劉仲敬認為，李京文屬於白區黨的子弟，地位介於紅區黨和李四光這樣的投機資產階級專家之間，「1960年代新一代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培養出來以後，（黃俄）就把他們打成各種派或剝奪實權，讓紅區黨和無產階級直接上了。文革以後推行讓步政策，又把他們重新拿出來用。一句話就是自己人的外圍，權力永遠不會給外人。」
劉仲敬指出，這一類幹部黨的技術官僚是在經營大工程的過程中生長出來的，也需要不斷發明新的工程以延續自身，但他們自身的技術水準實際上早已過時，大體上是美國三十年代和蘇聯五十年代的產物。
「由於體制的僵硬和資源的壟斷，他們的存在實際上已經使得除了技術官僚的項目導向以外，不可能存在分散的投資路徑了。中國科技的粗放作風，跟他們自身的速成班風格關係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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