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庚子之難被聯軍揍得鼻青臉腫後，滿清威信盡喪、風雨飄搖，社會上各種革命思潮風起雲湧。在各種思想的傳播中，誕生了一批敢說敢言不怕殺頭的報紙和記者。
1903年，長沙革命黨人沈藎，受聘於天津的《新聞西報》。他得知滿清將出賣東北權益，認賊作父，與俄國締結軍事同盟的密約後，迅速將消息在報紙刊出。這個爆炸性的消息曝光後，輿論嘩然，引發全國聲討，同時西方列強亦一致反對。
滿清慘遭打臉，被迫放棄簽署該密約。但卻懷恨在心，對始作俑者沈藎咬牙切齒。當年7月沈藎被捕，憤憤不已的慈禧親自下令「斬立決」，沈藎在獄中受盡酷刑而死。
沈藎其實是「新中國」這個詞的首創者。他之前曾經在漢口組織武裝起義，公開聲明：「滿洲政府不能治理中國，我等不肯再認為國家，變舊中國為新中國！」
他是中國史上第一個因新聞言論而被殺的記者。
很顯然，沈藎之死，不僅沒有嚇退革命黨人和新聞界，反而讓更多人的看清了滿清的面目，激起了更大的聲浪。連萬里之外的英國《泰晤士報》也專門發文評論，認為清廷「狠心殘暴，為歷來刑法正義中所稀有」，將來「必有不得久安之勢」。
1904年，重慶人卞小吾受此激勵，變賣家產，創辦了四川第一家日報——《重慶日報》，開始以筆為刀，討伐滿清。卞小吾親自撰寫社論，揭露世道黑暗，抨擊貪官污吏，推動社會變革。
《重慶日報》一經創辦即引發熱潮，一時洛陽紙貴。清廷恐慌不已，以「妖言惑眾，播亂民心，結黨為奸，意圖不測」的罪名於次年迅速查封了《重慶日報》。卞小吾被捕後送至成都關押3年，因拒不認罪被秘密殺害。
沈藎和卞小吾之死，只是滿清在末路狂奔中因言治罪的小浪花。蘇報案的發生，才算是高潮。
當時的報人為了躲避迫害，一般都在租界里辦報。《蘇報》就是在上海日租界註冊的，聚集了當時一堆大牛。《蘇報》老闆陳范曾是滿清官員，當過江西鉛山縣令。目睹滿清的黑暗後，憤而辦報喚醒國人。《蘇報》以章士釗為主筆，章太炎、蔡元培等為撰稿人，鄒容響徹海內外的《革命軍》就是在蘇報發表。可以說《蘇報》是當時國內反清革命輿論動員的重要陣地。
對於躲在租界裡面的《蘇報》，清廷礙於一國兩治，不能直接下手，所以一直在想辦法欲置之死地。1903年章太炎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其中有「載湉小丑，未辨菽麥」之語。載湉就是光緒皇帝，這麼指名道姓的侮辱最高尊嚴，清廷坐不住了。當下以《蘇報》「悍謬橫肆，為患不小」，和英、美、日等國的領事進行勾兌，「切商各領等，務將該館立即封閉」。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章太炎雖然早就得知消息要被抓捕，但是大義凜然，絕不逃跑。巡捕衝進報館時，章太炎端坐在那裡，指著自己的鼻子說：「余皆沒有，章太炎是我！」從容被捕。被點名抓捕的蘇報6人中，老闆陳范已經逃亡日本，滿清不做不休，以「父債子償」理由，抓捕他的兒子陳仲彝代父受審！
列強雖然同意了抓人關館，但由於之前的「沈藎案」的殘暴已經讓滿清聲名狼藉，所以列強要求庭審在租界的「會審公廨」進行。早在1868年，上海租界當局曾和清政府協議，成立了一個專門負責審理涉及租界里中國人案件的機構——會審公廨。這個機構名義上由清廷派員主持，按照清律判案，但按照雙方擬定的章程，列強派人組成「公使團」，擁有觀審權。這個「觀審」，其實就像現在西方的陪審團，權力很大，完全可以左右案件結果。
搞慣了文字獄的滿清迫不得已，第一次既當原告又當判官，聘請了英國律師以「污衊政府朝廷、捏造上諭、大逆不道」罪名起訴章太炎、鄒容等6人，但是結果可想而知，6人概不認罪。觀審的列強「公使團」認為，幾句批評並不足以稱之為污衊，不能定罪。
滿清知道這麼按洋人司法程序來審，自己必敗無疑。所以動了「引渡」（也可以叫送中）的歪心思。慈禧甚至專門秘密對此案下口諭，要求一定要將「蘇報案」嫌犯押到南京，凌遲處死。
為了完成慈禧的心愿，滿清甚至想到了秘密綁架這種下三濫的招數，上海道袁樹勛為此埋伏了五百人馬準備劫人。但租界方面早有準備，布置了大量巡捕嚴陣以待，導致滿清計劃落空。滿清耍橫不成，又生一計，專門在租界搞了一個「額外公堂」審理該案，不再對外開放，完全秘密審判，把主審官換成上海縣令汪瑤庭，但列強仍然要求觀審。清廷指控章、鄒二人「登報著書，擾亂人心」，汪瑤庭隨即宣布蘇報案涉案人員「陰謀顛覆政府」罪名成立，應予「永遠監禁」。
為了逆轉不利的輿論，清廷甚至花重金收買了諸如《新聞報》這種小報，來為自己營造「輿論支持」。
但是列強「公使團」仍然認為證據不足，判決無效。你大清是紙糊的嗎，幾篇文章幾句話就能顛覆？參加庭審的英國副領事迪比南強硬表態，如果再亂判，就要將嫌犯釋放。由於判決的執行權在租界，清廷迫於壓力，只能高舉輕放，最終改判章太炎監禁三年、鄒容監禁兩年，罰苦役，期滿「驅逐出境」，不準逗留租界。
租界的會審公廨
這個案子因為被全國關注，審判時間長達一年。影響之大，一時為最。因言治罪的滿清不僅沒有能夠達到殺一儆百、恐嚇民眾的目的，反而把見不得人的齷齪袒露於世人面前，丟盡了臉面、喪盡了民心。《革命軍》等作品的知名度大增，傳播更廣。
但顯然自恃「有兵在」的滿清並沒有因此收斂。在武昌起義之前，都還在抓捕報人，查封報紙。《大江日報》案就可以說是武昌起義的導火索之一。
《大江日報》是漢口的一份革命黨人辦的小報，辦報的總共就兩個人——主編詹大悲，主筆何海鳴。1911年4月，該報連續發表了《亡中國者和平》《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兩篇鼓吹革命的文章，引發清廷震怒，湖廣總督瑞澄以「宗旨不純，立意囂張」、「淆亂政體，擾害治安」的罪名，封禁《大江日報》，抓了詹大悲和何海鳴。
兩人都是好漢，爭相包攬罪名，在法庭上理直氣壯，毫不畏懼。因為讀者的聲援，這事同樣引發了大範圍的關注，漢口各革命團體和報界公會集體抗議，譴責清廷鉗制言論，連握有槍杆子的部分新軍士兵都到報館聲援。
總督瑞澄懾於民憤，不敢重判，最終罰款了事。當時已經是1911年的8月，距離武昌起義的爆發，只有兩個月不到。大江報案和武昌起義有沒有關聯？當然有——黑天鵝事件的發生，其實是諸多稻草一樣的事件的累積。只是你不知道，哪一根才是最後的稻草。
堵塞言路，因言治罪這種事情，古今中外沒有絕跡過。但是無一例外，都是審判者聲名狼藉、受害者永垂青史。這樣的故事即便再喪心病狂、變著花樣的重複千遍萬遍，也絕不會改變結局。所有的一時得逞，不過是逆流而行的自我羞辱。
章太炎坐牢時，在《獄中答新聞報》中寫道，「天命方新，來複不遠，請看五十年後，銅像巍巍，立於雲表者，為我為爾，坐以待之」。
天道昭昭，人心自辨，哪裡需要五十年。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清末報案：抓不完的反賊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