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反、土改剛結束，毛澤東又發動了一個他稱之為“如同鎮壓反革命鬥爭一樣重要”的“三反”運動。
一九五一年下半年，朝鮮戰爭邊談判邊打，耗資巨大，給國家財力物力造成極為沉重的負擔。十月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決定精兵簡政、壓縮開支、厲行節約、禁止浪費。同月二十三日召開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時，毛澤東即在《開會詞》中號召全國：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志願軍。
這時，還只是“愛國增產節約運動”。到東北局書記高崗向中央報告其反貪污、反官僚主義的經驗后，情況就變了。十一月二十日，毛澤東將高崗的報告轉發各級黨委，指出：“請你們重視這個報告中所述的各項經驗，在此次全國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中進行堅決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在展開這個運動和這些鬥爭之後，每一部門都要派出必要的檢查組檢查所屬的情況，總結經驗，向上級和中央作報告。”
這樣，“愛國增產節約運動”就變成了全國規模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
十一月底，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第三書記劉瀾濤向中央報告：天津地委前任書記劉青山及現任書記張子善利用職權，侵吞公款；甚至盤剝民工，剋扣災區救濟糧款，用於經營機關生產。他們共挪用公款一百七十一億元[摺合新幣一百七十一萬元，下同]。他們還作投機倒把活動，使國家資產損失二十一億元。二人鋪張浪費，揮霍掉近四億元。毛澤東批示：“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當作一場大鬥爭來處理。”
接着，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的文件。十二月七日，周恩來總理在政務院政務會議上指示在全國範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八日，中共中央又發出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反貪污鬥爭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
“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
貪污、浪費什麼時候都有，反貪污、反浪費什麼時候都不錯。問題是怎麼個反法。毛澤東的法子是在全國範圍造成大規模恐怖、威懾，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毛澤東下達他起草的《關於立即限期發動群眾開展“三反”鬥爭的指示》，指令各地：
“限期(例如十天)展開鬥爭，送來報告，違者不是官僚主義分子，就是貪污分子，不管什麼人，一律查辦。”
這一“限期”，這一“違者一律查辦”，大恐怖立即形成。各級幹部誰都怕當“違者”。為保烏紗帽，各級幹部均胡揪亂斗，全國一片肅殺。
而毛澤東坐在中南海閉門造車，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預言：
“全國可能需要槍斃一至數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
毛澤東這一論斷，是徹頭徹尾的官僚主義產物。他將貪污一億元[舊幣，折新幣一萬元]以上的稱為“大老虎”、五仟萬以上的為“中老虎”、一仟萬以上的為“小老虎”。不停地下達一個又一個指示，催逼各地捉“老虎”。更有甚者，他竟然不問青紅皂白，打擊一大片。一月二十三日，他發電報給全國各黨政軍部門說：
“凡屬大批地用錢管物的機關，不論是黨政軍民哪一系統，必定有大批的貪污犯。有些人以為黨的機關，宣傳和文化教育機關，民眾團體，用錢不多，必無大老虎，這是不正確的。早幾天還以為中央文教機關一個老虎也沒有，經過最近兩天的尋找研究，就發現至少可以捉到十五個一億元以上的大老虎。”
“要將同志們的注意力引向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
“在鬥爭中還要根據情況的發展，追加新任務。”
“應組織一切可用的力量為搜盡一切暗藏的大貪污犯而奮鬥。”
次日，毛澤東又憑空臆想，說：“每個大軍區系統(包括各級軍區和各軍)至少有幾百隻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敗仗。”[[vii]]赴朝鮮作戰的志願軍也不能置身事外。毛澤東妄加猜測，給志願軍黨委下達指令：“照我推測，在一百多萬志願軍中很可能捉到幾百隻大小老虎，你們應為此目標而奮鬥。……為了清出他們，必須對於有貪污嫌疑的人大膽懷疑。”
毛澤東不停地下達一個又一個指令：
“不許草率收兵，必須擴大戰果。”[1月26日]
“二月份全軍發動打大老虎，至少應打二千至三千隻。”[1月27日]
“北京市委的辦法是：召集各單位首長開會，自報公議，規定老虎數目，責成各首長親自動手打虎，限期具報。……據稱此種辦法甚為有效。”[1月28日]
華東軍區報告說，預計“總共要打出大老虎二百六十六個，小老虎八百六十五個，中小貪污分子八萬六千八百五十人。”毛澤東看了這大有水分的數字還嫌少：“一個大軍區不會只有兩百多大老虎……以後可以根據認識的深入逐步追加打虎任務。”
捉老虎多多益善。他給中南軍區施加壓力，要增加其“打虎分配數目”：“廣東軍區系統包括海防和各軍在內至少有幾百隻乃至上千隻大中小老虎，而你們只分配該軍區大老虎二十隻，中小老虎八十隻，這是完全不適當的。你們對各省壓力太小，遷就他們的右傾思想……
中共中央華北局在上報的文件中提出“像山西這樣的省應有大小老虎一千個至一千三百個，其中應有大老虎一百個至一百三十個以上。”此數已毫無根據，毛澤東看了還嫌不足，更加壓加碼道：“我以為這個數目只是一個最低的估計，實際上可能大大超過此數。社會上即工商界中的老虎還不算在內。”
他給各大、中、小省下達打虎治標，正是最大的官僚主義。他說：
“河北省(不包括京津兩市)人口三千萬，規定打小老虎二千三百隻，大老虎二百隻，這是適當的。請各省按照人口及其他特點規定字跡的打虎計劃。由此可以估計，每一個小省應有大小老虎幾百隻，每一個中等省和大省應有大小老虎一二千隻至三千隻。”[2月4日]
“像山東這樣的大省，……大中小老虎，應當不是幾百隻而是幾千隻，不是一二千隻而是三四千隻。其中一億元以上的大老虎以規定十分之一計，應當不是幾十隻而是幾百隻。……我提議(華東局山東)分局立即召開一次打虎會議，規定打虎數目，限期完成任務……凡打虎不力者立予批判，嚴重者撤銷職務。”[2月5日]
“你們說浙江全省可能有一千萬元以上的大小老虎一千隻以上……像浙江這樣的省，可能有大中小老虎二千至三千隻，或者還多，這還沒有包括社會工商界。”[2月5日]
“華東軍區增加打虎預算一倍，由大老虎一千、中小老虎三千，增為大老虎二千餘，中小老虎六千餘。請各大軍區按照自己和華東軍區人數和經費的比例，酌情增加自己的打虎預算。”[2月13日]
由於毛澤東屢屢發出“追加新任務”、“增加打虎預算”的指示，各地不僅追加打虎指標，而且打虎有“必成數”和“期成數”。“必成數”是必須完成的，“期成數”則不怕多，越多越好。各單位各部門的“打虎隊”製造了無數的冤假錯案。
這裡是當時甘肅省鎮原縣“三反打老虎”情況的記錄：
“(中共鎮原縣委)給縣級機關盲目地追加十來名‘老虎’任務，區鄉不問有‘虎’、‘虎’，就分配四十名。由於這種盲目的官僚主義，就對以後的逼供和繼續打假“老虎”造下了一些不幸的因素。”
“反右傾思想，打‘右傾老虎’……因而縣上首先發生了打、捆、站雪、爬雪、用棗(樹枝)刺刺、戴銬子、壓石頭、站水坑等十七八種肉刑。受這樣刑的有二十四人……因而造成自殺五人，其中三人死亡，兩人自殺未遂。”
“區鄉由於搬用了縣上的經驗……造成了比縣上更嚴重的逼供；除縣上的刑大部分給他們用過外，又用了什麼走棗(樹枝)刺、拉鑽子、壓杠子、捏鼻子、跑瓦渣、抱碌碡、背石條、背磨扇、綁腿頂棍子、(日)曬、凍、煙熏等五十五種刑罰。受刑的總計有二百七十一人……造成了十六人自殺。其中七人自殺未遂，九人致死，二人殘廢。”
據當時的旅大市委秘書長任仲夷回憶：“在很多地方又重複了(1942年延安整風)‘搶救運動’中‘大會圍，小會攻’、‘車輪戰’等‘逼供信’的錯誤做法，製造了不少冤假錯案。”“我曾多次向市委領導和幹部們提出，運動中一定要注重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一定要強調重證據，特別要重物證。不能輕信口供，絕對不能搞逼供信，不能搞‘車輪戰’、體罰和各種威脅、恐嚇的辦法。”“但是，我的這些意見卻遭到東北局工作組的反對。他們把旅大的問題看得很嚴重，說旅大這個地方，‘山高林密，虎多而肥。’他們認為我在運動中思想‘右傾’，把我從旅大市調到黑龍江省(當時叫松江省)。在調離前的鑒定會上，東北局工作組的一位同志給我下的結論是：‘任仲夷的思想在運動中表現右傾，從思想體系上說，是右的體系。’”
“打老虎”右傾者被撤職查辦，甚至自己變成“右傾老虎”，各級幹部遂愈打愈左，愈打愈瘋狂。蒼蠅、蚊子一起打，芝麻、綠豆也不放過。當時中共中南局工業部長曾志曾經這樣回憶中南地區三反運動的情況：“點名批判、搞逼供信、吊打關押、威脅利誘、車輪戰術等，無所不用其極。天天開群眾大會，夜夜開小會，被斗的人暈頭轉向，精神受刺激，身體被拖垮。”
毛澤東既有“凡屬大批地用錢管物的機關……必定有大批的貪污犯”的指示，全國掌管或經手財物的人無不被指為“老虎”，揪出殘酷鬥爭。
原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礦產測勘處總務科長殷維翰曾這樣回憶“三反”時的逼供：“我站在一張桌子上，雙手舉起，一站幾小時。……八個人打我一個，邊打邊踢，踢了這邊踢那邊。”“(打虎隊)把我父親從上海弄來，要我坦白，把我才讀小學的女兒也動員起來，給我寫明信片，宣布不坦白就脫離父女關係……”
三月十二日，南京召開“大專學校文化科學機關反貪污鬥爭大會”，打虎隊把包括殷維翰、謝學錦在內的一群“老虎”蒙上眼睛，拉到在南京大學召開的大會場上。謝學錦回憶道：“在會上一片吼叫聲中，我也跟着胡說八道。別人說(貪污)一億，我也說一億，別人說一百億，我也說一百億。唯獨殷維翰不跟。殷先生，是我見到的骨頭最硬的一個人。我眼看着他被銬上拖走了。”“運動進入退贓階段，打虎隊才慌了手腳，哪來贓？到哪裡去弄幾百幾千億的贓？後來，我們解脫了。”但是，殷維翰卻進了監獄。”[1983年地質礦產部政治部為殷平反，稱“純屬錯案”。
解放軍第一醫院院長張華麟，1950年自美國歸來。其妻子因拿過公家一枝體溫計，被打成“老虎”。她受不了鬥爭會的人格污辱和肉體摧殘，用一條長圍巾自縊身亡。張華麟還被逼着在全院大會上就那一枝體溫計替死去的妻子作檢查。
在北京大學，“五月上旬，工學院兩名職員自殺身亡。被解除隔離的工程科一名職員和其妻子(總辦事處職員)投什剎海自殺身亡。校醫室一名醫生在家中自殺身亡。”[
西北大學被懷疑為“老虎”者，被喝令“在工作組和學生面前跪着，更有的被打了耳光子，並且一味的追逼。”事後才說是打錯了。
西南師範學院中文教授杜鋼成了“老虎”，被拽著雙腳倒拖進鬥爭會場。理化系教授蔣九成被關押後妻子自縊身亡。半年後，全校被關押者都被釋放。真“老虎”一個沒有。
據當時的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庭庭長何濟翔回憶：“‘三反’后聽陳毅市長作報告，全市共自殺五百餘人。”
“三反”的浪潮剛剛開始沒幾天，毛澤東就又發動了以工商界人士為目標的“五反”運動。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這“五反”是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目標則是資本家，即中共稱謂的“民族資產階級”。文件要求“全國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應進入‘五反’戰鬥。”
有“五毒”的資本家也被稱為“老虎”。資本家也成了打虎對象。
當時中國經濟凋敝，資本家並不多。於是如同農村有十幾畝地就算地主一樣，資本在二千元以上的就算是資本家。這標準之低且不說，划資本家多多益善。大的沒有，小的也將就。全國被定為“資本家”的八十六萬人，百分之八十資本在二千元以下。[如江蘇南京市九千名資本家中的七千名，近百分之八十是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浙江建德縣二百七十四名資本家中，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和其他勞動者也約佔百分之八十。廣西寧明縣一百二十三戶資本家，僅兩戶資金超過兩千元。其餘的一百二十一戶，平均資金僅一百三十元。
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曾擬定文件，準備對那百分之八十不夠格的“資本家”予以改正。但突然毛澤東批判他“右傾”，發文件說：八十六萬資本家是搞資本主義復辟的力量，不能算作一般勞動者。李維漢之議胎死腹中。直到一九八一年才改正。
“三反”時是鬥爭幹部“老虎”，現在是鬥爭資本家“老虎”，即毛澤東說的“工商界中的老虎”。
行賄、偷稅漏稅的資本家當然有，然而，就如“鎮反”一樣，“五反”是用不受法律約束的群眾運動的方式清查資本家。不管你有沒有違法行為，先且懷疑你違了法，先指你“五毒俱全”。把人扣起來，用餓飯、疲勞審訊的辦法逼迫人交待自己的“五毒行為”。
各地都成立了“打虎隊”。
山東張周市[今淄博市周村區]人郭恩譚是當年的打虎隊成員。那時他是一名藥房的店員，因為年輕，被選中成為打虎隊成員。據他回憶，商業系統打虎隊由市委工作組從各藥房店員中挑選二十來歲的青年店員組成：“一開始的時候，幾乎將所有的資本家、各業主都當作‘五毒分子’和‘老虎’來對待。……(工作組)發動各單位店員工人起來檢舉揭發老闆的“五毒”行為。……在有些幹部的授意下，製造了一些緊張氣氛，還對有的重點對象進行逼、供、信，嚇得有些業主十分恐怖。有人被過激行動嚇破了膽，出現有人喝硫酸、毒藥等自殺行為。”
三月二十五日，上海市長陳毅宣布“五反”運動正式開始。參加運動的工商業者計十六萬戶。為激發工人、店員起來鬥爭資本家、業主，《勞動報》開闢專欄討論“是資本家養活工人？還是工人養活資本家?”，教育工人懂得資本家剝削了工人，是工人養活了資本家。
報紙還重點報導工商界的罪行。如指稱上海梅林食品公司將腐壞的食品罐頭送到朝鮮前線去陷害志願軍。報紙言之鑿鑿，但真實性可疑。廠里有工會，工人監督生產，老闆即使想這麼做也繞不過工人。報刊大肆報導，祗為激起公憤，給運動添加緊張氣氛。
“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更是子虛烏有。上海有家小營建公司，打虎隊一進駐，即認定經理是個“大老虎”，一定有錢或金銀藏着。家人被逼着四處借貸，這家借對金耳環，那家借個金手鐲，交給打虎隊。他走投無路，卻苦於晝夜有人看守，想跳樓亦不可得；把電線纏在手上想觸電自殺，又被看守發現。打虎隊看到實在榨不出油水，只好改指他“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但“予以寬大”，判刑七年，發配內蒙古勞改。
“三反”時，凡搞採購的都是審查對象。誰稱辯沒貪污受賄就是對抗運動，白天黑夜逼供。許多人只好胡亂交待以求過關。到“五反”時，他們的口供又成了商家“五毒”的證據。
當時，國內有大批美製軍用汽車急需更換零件，當局允許上海一家商店經香港進口美國汽車零件經銷。有位軍隊幹部曾在該店採買過十萬元(新幣)的貨。“三反”中，他被誣指拿了該店一萬元的回扣。被斗得死去活來后，他胡亂招供，成了“貪污犯”。“五反”時，他的口供被當作那家商店行賄一萬元的“證據”。店主成了“五毒分子”。
許多資本家要麼熬不住日追夜逼而胡亂交待，成為“五毒分子”，要麼乾脆用死來解脫。
據上海那家汽車零件經銷商店三位元業主之一的高天民回憶：“從這運動開始，不知已死了多少人？我自顧不暇，根本沒心思去打聽，但我親眼目睹的，就有與我店聯號的汽車材料行的兩位老闆……他們深夜留在店裡，以山奈(氰化鉀)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殺，二人當時立即致命。”
“在我店近鄰有一家商行，專營進出口軸承，也是三個老闆，他們被隔離交代……(其中一位)趁看守他的值班幹部一時鬆懈，竟由二樓窗上跳了下去，一命嗚呼。”
“身陷在五反中的老闆們……想想與其蒙莫須有的罪名而死，不如早走一步，免得被斗得痛苦，所以跳樓、服毒、上吊成了常見之事，但報紙對此隻字不提，仍天天鼓吹資本家們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罪行。”
高天民最後以交代行賄、偷稅、漏稅一百六十萬元(新幣)而得以過關。他說：“其實這一百六十萬的天文數字，早已超過了我店裡那些年的營業總額，更超過了實有資產；即使把三個老闆的私產都加進去，也還差得遠，根本不用辯論就可以看出這數字的虛假。”
全上海都是如此。全市“清算”出資本家違法所得高達十萬億元[合新幣十億元]，竟比全市資本家一九五一年的實際所得還要多。
不僅全上海，全國都是如此。當時中國有個著名的民生輪船公司，其創辦人是出身貧苦的四川省合川縣人盧作孚。一九二五年，他集資合股，訂造了一條名為“民生”的小船，利用合川一所小廟的殿堂開設民生輪船公司，開始了他的事業。
抗戰中，民生公司在日寇的炸彈下將大批難民、國家財富搶救到四川大後方；期間一百多名員工犧牲，十六條船被日軍炸沉。
到四十年代末，民生公司已是擁有一百四十艘輪船的中國近代規模最大的民族資本集團。國民黨兩任行政院長何應欽、閻錫山曾力邀盧作孚出任政府要職。但他避到了香港。
盧作孚在一九三八年即在重慶認識了周恩來。一九五○年，周派人赴香港與盧聯絡后，盧秘密離開香港到北京，被補為全國政協委員。毛澤東為工商界人士等兩次舉行便宴，盧均與毛澤東同席而坐。
一九五一年春，盧作孚逐步將滯留香港的船隻駛回中國。冬天，盧赴京開會，周恩來表示希望他到交通部擔任負責工作。盧決定處理完香港撤船事宜后再赴任。但五二年一月初離京返渝時，正值“五反”高潮，他被指為“不法資本家”無情鬥爭，遂於二月八日自殺身亡。公司副經理及大船船長以上骨幹則幾乎全部入獄“審查”，其中兩人被處決。
盧作孚的清正廉潔有口皆碑。美國雜誌《亞洲和美洲》曾這樣評說盧作孚：“一個沒有現代個人享受要求的現代企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他不拿民生公司的股份，連住房也是借的銀行宿舍，傢俱則是向民生公司借的。辭世前他留給妻子一紙遺書，上面只有兩行字：“把傢俱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
盧氏死於吞金，大多數被指為“不法資本家”而自尋解脫者卻是採取更簡單的法子──跳樓。
廣州的愛群大廈就是不少工商業者的跳樓處。
上海當局鑒於許多人服藥自殺，禁售毒烈藥品，尤其是安眠藥片。安卧死既不可得，跳樓投江便是最佳解脫之道。當局在公園及辟靜之處派兵巡邏，不準行人逗留。黃浦江岸偏辟之處，築上竹籬笆，黃昏后不準行人靠近。各高樓頂設崗防守，三層以上樓窗裝置木欄與鐵絲網。但是，絕瞭望的人是擋不住的。上海市法院的何濟翔就曾在延安東路親眼看到一人從五樓躍下，墜地身亡。
金城銀行滬行經理殷紀常在金城大樓跪着接受職工審問。在寒冽的初春季節，他穿着短衫褲跪了五天五夜，終於跳樓一死。[
上海南京路知名的食品店冠生園的店主冼冠生是一位愛國而有骨氣的人。抗日戰爭時期，他毅然放棄上海的生意，跟隨政府內遷重慶、昆明。“五反”運動中，他被誣指犯有“五毒”，受不了逼供，從冠生園樓上跳下，斃命在南京路上。[
上海市長陳毅在一次廣播里曾這樣說：“我不懂為什麼許多資產階級，願意跳樓自殺而不肯坦白。”他還對人說，上海的“降落傘部隊”有一千三百多個，若早點作宣傳，本來會縮小到一千名之內的。
當時主持全國“五反”運動的中央節約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後來回憶道：“‘五反’開始后，在上海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不時傳來了資本家跳樓自殺的消息。為此，毛澤東同志派我到上海去。我跟陳毅同志說，發生跳樓事件不好。”
後來中共自己承認“三反”對象百分之九十五都整錯了，但中共副主席劉少奇卻這樣解釋：
“他們抓住三反、五反中的缺點，說打了那麼多人，結果祇有百分之五，即百分之九十五不是都錯了嗎？而不知道有的是降低了標準……幾千元的都不算……這樣就少了嘛﹗所以只剩下百分之五了。”“土改、肅反、三反、五反、審乾和合作化運動……是毛主席領導的，是成功的，必須的，必不可少的……缺點錯誤不過是一個指頭。”
百分之九十五整錯了也是“成功的”。缺點總是一個指頭。上海的“降落傘部隊”也不過占工商戶的百分之一。
“鎮反”也罷，“三反”、“五反”也罷，一個運動就是一次災難。這裡還沒說到知識份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