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廬奇秀甲天下，人間之仙境，避暑之福地。
可是前三十年的廬山真不是一塊福地，卻是一個政治大戲台。
1959年7至8月，中共中央在此會議，史稱第一次廬山會議，彭德懷元帥遭貶，由此開始了長達十五年的噩運連綿，直至咽氣的那一刻；“反右傾、鼓幹勁”的口號響起，極大地加劇了已經開始了的大飢荒，幾千萬人餓死。
想我堂堂大中華，向以地廣物博，人口眾多，人民勤勞勇敢，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可是在那連續三、四年間自己都養不活自己，找點吃的都成為全民最困難、最要緊的事。朱門雖然尚有許許酒肉，但也已經遠遠不是多得能發臭的程度了。悲慘啊！
1970年8月至9月，中共中央又在此會議，史稱第三次廬山會議，陳伯達遭囚，林彪遭斥，直接引發了一年後的“九一三事件”，在全世界面前宣布的親密戰友、寫入黨章的法定接班人竟然拋屍異國荒漠。荒唐啊！
說起“戲”，從小到大最喜歡看的還是《失空斬》。其實這是三個情節連續的折子戲《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的合稱。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的第一次廬山會議也好比是一出折子戲。
史學界一般將其分為前後兩期，以7月23日毛澤東的大會講話為界，前期為“神仙會”，後期為“反右傾”。
也有人將這45天的長會分為三個摺子，每一個摺子各佔15天。
第一個摺子：從7月2日會議開始—7月14彭德懷的信發出，7月16日毛澤東印發彭德懷的信。史學界有人特彆強調這一階段為“真正的神仙會”。
第二個摺子：從7月16日至8月1日，又分上半折與下半折。7月23日前為上半折，左右開始遭遇戰，矛盾犬牙交錯；“723”毛澤東聖旨下，萬箭齊發，將一個好端端的彭元帥射得就像一隻刺蝟似的。
第三個摺子：從8月2日至16日為八屆八中全會。毛澤東發出號召“對事也要對人”，眾毛左傾巢而出，深挖猛追，大肆整人，廬山風聲鶴唳，一片肅殺氣氛。最終對“彭黃張周”作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結論，對全黨全國人民發出“反右傾，鼓幹勁”、繼續大躍進的號召。
三摺子也好，兩摺子也好，戲碼兒至今無人寫。
本文旨在說說這齣戲，側重於第三個折子戲。
一、彭德懷的“萬言書”真沒有什麼好批的
1959年8月1日前，廬山開的是中央工作會議；8月2日後，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繼續在廬山召開。
會議的焦點人物依然是“彭黃張周”，但會議的“焦點”問題卻不再是彭德懷的“萬言書”。
彭德懷的“萬言書”真沒有什麼好批的！
說是“萬言書”，卻只有3400多字，其內容、範圍、深度都遠遠比不上東北局一個中層幹部李雲仲寫給毛澤東的那封兩萬多字的信。
後人歌頌彭元帥的“萬言書”是“秉燭直書”、“直抒胸臆”，其實這僅僅只是大而化之的美譽。
嚴格講來，彭元帥的“萬言書”並不直書，粗中有細的彭元帥在寫信之時就有着許多的考慮。他考慮到自己與毛澤東在歷史上一向有誤會與過節；考慮到建國后兩人的私人關係一向不融洽；考慮到近幾年來毛對他更是不時假以顏色，“有理三扁擔，無理三扁擔”，陰陽怪氣、蠻不講理；更是考慮到大躍進正是毛澤東親自抓的，“三面紅旗”正是毛澤東自以為是的得意之筆，所以說，彭元帥寫信時也有“投鼠忌器”的心理負擔。他本來也只是想與毛澤東當面談談心，反映點問題，卻不料機緣不湊巧，想見見不到，這才寫了這封信。
他是不得不寫的。會議前的農村視察，目睹了民不聊生、生靈塗炭的悲慘情景，他的心情無法平靜。
有一件事曾被很多人都提到，但是筆者認為還是有必要不斷重複地被提起。
七個月前的1958年12月22日早晨，彭德懷在平江縣作調查訪問時，有兩位老人到住所來見彭德懷，其中一位是在土地革命時期負傷致殘的紅軍戰士，暗中悄悄地遞給了他一張紙條。彭德懷打開紙條一看，只見上面寫着一首詩：
谷撒地，
薯葉枯，
青壯鍊鋼去，
收禾童與姑。
來年日子怎麼過？
請為人民鼓嚨胡。
這是一首打油詩，卻有着強大的藝術感染力。彭元帥展示一讀，心中無限凄惶。他小心翼翼地將紙條夾在筆記本里，寫道：“這是群眾多麼沉痛的呼聲！”
耳聞目睹了無數的飢荒景象再加上這首詩，彭元帥的一腔熱血沸騰得不能自止，他決心到廬山上來“為人民鼓嚨胡”了。“萬言書”就是這樣的背景與心情下寫出來的，是飢荒中的鄉親們請他寫的，是他答應了鄉親們要寫的，他不能說話不算數！
雖然彭元帥的心中被老百姓的困苦搞得激蕩無比，但是開篇也仍然是首先肯定三面紅旗的“偉大成績”，然後再說具體的錯誤。對於缺點與錯誤，他也是只挑主要的，次要的能不說的盡量不說，能說小的盡量說小，能淡寫的盡量輕描，也沒有作多少原因分析，更沒有任何的“上綱上線”。
所以，這份“萬言書”從內容到情緒都是一封中規中矩、平平常常的信。它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為在中共高層中彭元帥是唯一敢提意見的人。
即使當時站在“左”的立場上，持“忠毛”、“維毛”的態度，但凡心中尚存一許良知，其實對“萬言書”是挑不出什麼毛病來的。其中所謂“錯誤”全都是“正確”的代名詞，其中所謂的對“三面紅旗”的惡毒攻擊全都是一個正直的共產黨員在向黨的主席按正常程序發表的正確意見。
俗話說“雞蛋里挑不出骨頭來”。但毛是另類，他不僅盯上了這隻“無縫之蛋”，還硬要從這隻雞蛋里挑出骨頭來。而毛澤東確實也具有這方面的特殊本領，從井岡山時期起他就是黨內上綱上線的老祖宗[注1]。他挖空心思去尋找，發動眾擁躉們：柯慶施、康生、羅瑞卿、李井泉、王任重、陳正人、張仲良、曾希聖、吳芝圃——幾十個極左分子，幾十個構造不一樣的腦袋，幾十雙眼睛，幾十隻鼻子去找，其實是什麼“骨頭”也沒找到。但是毛澤東說他找到了，居然還說找到了17條[注2]。
但常常被說起的也就兩條：
一條是所謂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個詞兒並不是彭元帥這樣的大老粗所發明的，而是毛澤東批評別人時的用詞。彭德懷不過是拾毛之牙慧批評黨內存在的問題。很難說就是專門針對毛，也很難說沒有針對毛。
俗話說，誰的頭上有蚤子，就是說的誰。
另一條是所謂的“有失有得”。毛澤東指責彭德懷在談到大躍進的成績與錯誤也就是“得失”時，故意將“失”放在“得”的前面了。毛由此“邏輯推理”得出彭元帥“居心叵測”的結論。
這叫什麼“邏輯”啊？歷史上所有“文字獄”都是獨裁者的捕風捉影。自欺、欺人、誅心為一切“文字獄”的固有屬性。
即使這兩條是能夠打出油的芝麻，畢竟也只有兩粒。所以當年在廬山上，與會者們對彭德懷的這兩點漸漸地興趣不大了，開始轉入追查彭黃張周的組織聯繫，構陷“軍事俱樂部”的罪證。
就此同時，“斯大林晚年問題”突然浮出水面，立刻成為全會新的熱點、亮點與焦點。
(二)“斯大林晚年問題”與田家英的“三句話”
什麼叫“斯大林晚年問題”？就是廬山會議上有人在背後議論我們的偉大領袖是不是到了“斯大林晚年”了。其中的內涵很豐富：包括多疑，變態、專制、獨裁——
後來查明所謂的“斯大林晚年問題”是周小舟說的。但同樣內容的話，彭德懷可能說過，張聞天可能也說過。攪到後來，連當事者們自己也可能搞不清究竟是自己聽說的還是自己先說的。總而言之，一棍子打下去，這幾個人全都跑不了。
就在追查“斯大林晚年問題”的收官階段忽地又引爆出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所說的“三句話”，其潛在威力就好比是扔在廣島的原子彈，差點兒就將田家英與整個廬山都炸了。
田家英說有朝一日如果離開中南海，他要對毛說三句話：
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
二是不要百年之後有人議論；
三是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注3]
這三句話確實很厲害，對毛澤東的形象與威信有着顛覆性的作用。尤其是將田家英的大秘書身份與這三句話的內涵聯繫起來，可比“斯大林晚年問題”厲害多了。
其實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問題，田家英的“三句話”並不准確。
比如“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這一句，已經將天下治理得一塌糊塗，還談什麼“能治天下”呢？應該是“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
再如“不要百年之後有人議論”，後來的發展遠不是“有人議論”的問題，而是屍骨未寒，接班人卻抓了未亡人。
再如“別人很難進言”也不準確，而是別人根本不能進言。
儘管如此，田家英的“三句話”仍然代表了那個年代中國共產黨內少數的優秀分子對毛澤東的認識及批判的最高程度。
細緻閱讀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這本書，以及逄先知等的回憶，田家英對毛澤東的背後議論還遠遠不止這三句話，此外還有：
1、毛澤東“任性”；
2、毛澤東“常有出爾反爾之事，有時捉摸不定，高深莫測，令人無所措手足，真是很難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許明天挨批”；
3、毛澤東“喜歡讓人寫檢討”；
4、毛澤東時有“憑空捏造”之舉：
田家英在談到毛澤東有憑空捏造這一習慣與特點時，還舉了一個親身經歷的事例作佐證：“反右派前，(毛澤東)為鼓勵鳴放，當時批評了放手發動群眾的阻力有來自黨內的。有次主公同民主人士談話中，舉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不同意鳴放的例子。田說：‘根本沒有這回事，自己從未反對過鳴放’”。
5、田“反感江青及毛周圍服務人員的情況”。
6、田認為毛“對經濟建設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來指揮就好了”。
7、早在1958年時，田家英還與李銳說過一副對聯：
隱身免留千載笑，
成書還待十年閑。[注4]
言下之意，毛澤東早就該主動交出權力，退出政治舞台，去專門從事理論著述，總結總結中國革命經驗為好。
這副對聯又比“三句話”更厲害。但是，由於李銳沒有與周小舟或其它人談起這副對聯，因而也就沒有暴露。
8、田曾說：“如果可以重新從頭搞社會主義，我將用另一種方法來搞。”這是大約在50年代末田家英對胡繩說過的一句話。[注5]
9、田“我對主席有知遇之感，但是照這樣搞下去，總有一天要分手。”雖然這是在1963年後田家英經常對逄先知說的一句話，筆者將此一併收集在這裡。[注6]
從這些議論中可以看出田家英對毛澤東的反感幾乎是全方位的，不僅包括對大躍進運動的看法，也包括對反右派運動的看法。這些看法都很尖銳，很厲害。超過廬山會議上的“俱樂部”與“秀才們”的所有言論。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所有這些議論都是田家英日積月累的真實感受。田與毛朝夕相處，對毛觀察細緻，體念深刻。但是他對毛澤東的崇拜越來越少，批評越來越多，整體認識正從正面向負面的演變之中。他也將他看得越來越透，越來越扁。物不平則鳴，無處可鳴，只好與知心老朋友背後議論而已。
“無所適從，很難侍候”是出自心底的吶喊！
作為一個部下，對頂頭上司有這樣尖銳的看法且已經成為“成見”，那麼與上司的關係怎麼能處得好呢？即使是忍氣吞聲長期忍耐了，但終也會有一天忍耐不下去的那一天；即使是一時半時沒有暴露，也終有暴露的那一天。
一旦忍耐不下去，一旦暴露，必然是慘劇。
因此有人認為田家英的“悲劇”是自己造成的，作為一個秘書，他太不安分守己了，太不守規矩了，太犯上了。
毛澤東的文字秘書大多沒有什麼好下場，有人說只有一個叫徐業夫的似乎是例外。其實這也是很難結論的。徐是74年病死的，僅活了58歲。徐雖然“伴君如伴虎”，卻恪守了“疏不間親”的古訓。據傳曾被毛譽為“諸葛一生帷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的葉劍英元帥都對這位小徐秘書感佩不已。葉說：“只有總理和小徐讀懂了主席和江青之間的‘關係’，我們這些人都不行。”
徐業夫的年紀比田家英大，個頭兒也比田矮小，職務也比田低，但他是參加過長征的老革命，徐在處理高層關係時確實也比田家英老成持重。
但問題是：
1、徐業夫始終只是一位接接電話、打打電話、抄抄寫寫的秘書，而田家英則不是。
長期以來，每當毛澤東的農村政策需要調整時就派田下鄉調查研究，除了提供第一手材料外同時還提供觀點與建議。田家英頻繁參與國是，事實上早就成了毛澤東調整農村政策不可或缺的主要助手。
田家英這樣的經歷使得他養成了一種習慣，也自我賦予了一種責任：他是能夠對黨國大事發表意見的；他也是應該對黨國大事發表意見的。隱瞞實情、隱瞞觀點，既不符合他的性格，也不符合他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座右銘。
田家英似乎至死也沒有能徹底看透徹，他歸根結底仍然只是一個秘書。
毛需要他發表意見時他才能發表意見；毛不需要他發表意見時，他不僅不能發表意見，甚至最好連意見也不要有；
毛需要他發表的是支持自己或接近自己的意見，需要他提供的是支持自己意見的證據，而絕不是“唱反調”的意見與證據；
即使毛能容忍田發表一點不同意見，那也是絕不能超過自己底線的。
但是，誰也把握不住毛的底線在哪裡，因為毛的底線是不斷變化的。
比如說：從1958年下半年出現“農村公共食堂”后，公共食堂立刻就被毛譽之為共產主義的萌芽，誰要是反對公共食堂誰就是反革命。安徽省委的張愷帆下令解散公共食堂，就被毛澤東直接打成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革命。“公共食堂”這個底線1961年年中才被突破，而且是付出了幾千萬人的生命為代價。
又如，人民公社是1958年七、八月份才出現的，立刻就被毛澤東譽之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不僅有“農林牧副漁”，而且還有“工農商學兵”；是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金橋。於是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的這個特點就成為毛澤東的底線。直至1961年的“六十條”出來后這個底線才被突破，改為“生產隊”所有制，而這時的“生產隊”其實是生產大隊；又半年後，這個底線又被二次突破，改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時的“隊”才是“生產小隊”。
正當劉少奇、陳雲、鄧子恢、田家英等人想再作第三次突破，改為“包產到戶”時，毛澤東就死活不答應了。終毛之世，這個底線始終沒有被突破。
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即使是更為原則的“群眾路線”與“黨的領導”，也並不是毛澤東始終堅持的底線。
例如群眾路線。田家英向他反映包產到戶是群眾的普遍要求，毛澤東就說：群眾的意見是要聽的，但這樣的要求不能聽。
又如“黨的領導”，毛澤東曾將黨的領導譽之為“三大法寶”，毛澤東還說“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根本的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卻是“踢開黨委鬧革命”，“黨的領導”在哪裡呢？只剩下他自己及他的老婆領導的中央文革小組。
所以說，沒有人能預測到毛的底線究竟在哪裡？有時他表現得有幾分與時俱進，有時卻又逆時而動。全憑他的心血來潮及政治需要。
2、作為秘書，徐業夫與田家英都有一個共同的“天”，那就是毛澤東。一旦毛澤東不信任他們了，那就是“天”塌了。
但是徐業夫只有這一個“天”，而田家英的心中還有一個“天”，那就是天下老百姓。
徐業夫雖然只有一個“天”，日子也並不好過。我們就不知道徐同志的工作多麼忍辱負重？不知道他遭過多少白眼？也不知道他受過江青的多少辱罵？更不知道他為什麼58歲就病死了？
田家英的心中有兩個“天”，而且在田的心目中，老百姓這個“天”更大更重要，為了缺衣少食，災難深重的老百姓的利益，田家英不惜一再冒犯毛澤東這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