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24日國務院批准撤消碧江縣，碧江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上消失。然而，這個邊境小縣作為中國古拉格的模式標本卻不會消失，它將永遠保存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紀念館裡。《碧江縣誌》載：“從1957-1959前後兩年多的時間裡，僅農村中被關和批鬥的就達619人，被捕488人。全縣共死亡154人，外流2200餘人。”（雲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第314頁）1958年碧江全縣人口為32444人，農村中被關和批鬥的人占全縣總人口1.9%，被捕的人占全縣總人口的1.5%，外流（實指逃亡緬甸）的人占全縣總人口6.8%，死亡的人占全縣總人口0.47%。幹部和工人的數據來自其他資料，受害和牽連的幹部266人，占當時幹部總數的11%。受害和牽連的工人131人，占工人總數的37.1%。另有研究者對受害和牽連的人的民族族別作了統計：傈僳族344人，怒族137人，白族123人，漢族69人，納西族10人，彝族3人，傣族3人，獨龍族1人，不明族別311人。需要說明的是，對於自中共執政以來，歷次運動中被殘害的中國人的統計是一項十分艱難的工作，死亡的人是從被捕的人中剝離出來的，難免有數字打架之嫌，敬請指正。
本來碧江縣已經定為不經過民主改革，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地區，這裡的領導人卻在反右之後，搞了“民主補課”、“社會鎮反”、“機關肅反”，後來被稱為“三個擴大化”。這裡的領導人首先發出的是“不三不四的人統統抓”的指令，對馬克思主義如此通俗化的運用，恐怕連史達林、毛澤東也會拍案叫絕。“不三不四”的人實在難以界定，於是被掌權者定為“不三不四”的人就統統被抓入獄。親歷者說“捕人像貓捉老鼠、餓老鷹抓小雞”，捆人的草繩用完了，用山間的葛藤。劃分階級中，被劃成地主、富農成份的人又大大超過大陸土改時期劃定的約5%的比例。有的村社競達總戶數的20%。中央認定的“階級分化不明顯”的傈僳族、怒族地區頓時增加了許多“稀飯地主”、“草鞋富農”，意思是說，稀飯夠吃的人家被劃成地主，會穿草鞋的人家被劃為富農。
1958年8月20日，有四位下放到邊境沿線村莊勞動的幹部，返回原單位工作，然而禍從天降，全部以“叛徒”罪逮捕入獄，理由是那一帶是敵特竄擾地區。經過刑訊逼供，逼出些假線索，牽連時任州人委建設科長、傈僳族上層人士楊約拿及和文生、此阿昌、付三光等人，施以酷刑之後，楊約拿服毒，和文生吞下大頭針自殺獲救。楊、和等人精神崩潰，由於審問人員的指供、誘供、逼供和自己對“坦白從寬”、“立功受獎”的盲目理解，他們瞎編供詞，亂點鴛鴦譜，承認自己是“反革命分子”。再逼問到反革命組織名稱、頭目及其目的時，他們胡編亂造“耶穌黨”、“傈僳黨”、“斧頭黨”、“鐮刀黨”、“弩弓黨”、“怒傈黨”等無中生有的名目，還瞎說什麼“頭目”是裴阿欠州長和霜耐冬副州長，目的是要建立“怒江傈僳國”。給自己加上子虛烏有的罪名，企望“從寬處理”或“立功受獎”。由於嚴刑逼供，被逼人員的瞎編亂供和肅反領導小組（五人小組）的輕信認定，所謂“裴霜反革命集團”就這樣炮製出來了。
1958年8月底的一天，在中共怒江州邊疆工作委員會大禮堂召開當地黨政軍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城鎮居民及縣城周圍農民參加的千人大會，突然宣布將阿車士和付三光定為“裴霜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阿車士於1955年畢業於昆明醫士學校，中共黨員，是當時碧江縣傈僳族年輕一代最有號召力的人物。將阿、付二人強行拖上台，對阿車士拳打腳踢。付三光因前幾天當場“坦白交代”未受苦刑。千人大會樹立“寬”和“嚴”兩個“樣板”以震懾傈僳族群眾。付三光不但不給苦刑，還當場宣布保留他的黨籍。蒙冤受刑，死去活來也不說假話，不編假供詞，更不揭發所謂“同夥”及其“頭領”的阿車士，被定為“頑固不化”、“死心踏地”、“堅持反動立場”的“反革命骨幹分子”。劈頭蓋臉的拷打把他打得鼻血如注，血染滿面，雙眼打腫而無法睜開。身上的衣服被撕成碎片，頭髮也幾乎被揪光。進而失去知覺，昏死倒地。還將他身懷有孕的妻子拖上台替他下跪受刑。同時蒙冤的50餘人，被關在縣民族幹部訓練班的教室和宿舍內受隔離審查。
被隔離審查的人員，全數被剝奪了人身起碼的自由權利：不准互相對看，不准互相說話，不到規定的時間不準解大小便，不准不吃飯（防絕食抗議），不准多吃飯（防浪費糧食），不准不入眠（防畏罪逃跑），不准眠過深（促坦白交代）等十幾條摧殘生靈的戒律限制。當你深思而難於入眠時，他們就斷定你不入眠就是企圖逃跑投敵而被拳打腳踢一陣；如果你被折磨得疲憊不堪而睡入夢鄉，他們又認定你睡大覺，不考慮問題，不想交待“罪行”而被罰站到通宵。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碧江古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