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中共矇騙被迫上山下鄉的城市知青。（網絡圖片）
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中譯本)，乃“知青學”集大成專著。知青研究再演“敦煌故事”(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知青運動在中國，知青學在國外。《失》著所引參考文獻，外文也比中文熱鬧。
知青運動距今已超過四十周年，按說應該出現“知青學”專家與集大成專著。然而，上山下鄉運動不僅栓系文革，而且鉤掛紅色意識形態，牽扯着赤左學說的價值大方向，因此只要馬列之旗還是中國上空的唯一之旗，只要這場運動肇始者還享有“三七開”的政治豁免權，“知青學”就無法在寰內得到真正有深度的展開，就必須“宜粗不宜細”與“淡化處理”。這場規模如此巨大、影響如此深遠的運動，居然從未躋身國家課題，白白“讓”與人家老外。《失落的一代》可謂生逢其辰，覷着其時。
周恩來早已策劃三千萬知青下鄉
大陸“知青學”也出現一些台階性成果，但均屬初級階段的數據性歸掃，由於民間行為，所錄數據大多局限於下層個體親歷，即便涉及宏觀整體，亦受“必須克制”的局限，尤其面對出版嚴審雄關，作者本人就“自覺”過濾掉不少數據。失去數據等於失去準確判斷的前提，誰都明白此間“厲害關係”。
《失落的一代》之所以集大成，在於它對大量原始數據進行全面系統地歸納梳耙，整體考察，取精用宏，立樁深固。就資料而言，一冊在手，“知青”可知。為全面概要了解知青一代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合適的綜述性讀本。
筆者也是知青(鄉齡八年)，一直關注“知青學”，但《失》書中一些數據仍聞所未聞，三十多年前的舊聞對我仍是新聞，一路發嘆“原來如此！原來如此！”若非讀到此著，將終身不了解這場運動的全局性信息。如從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鄉就和解決失業“結合”起來了；一九六三年周恩來計劃十八年內動員三千五百萬知青下鄉。上山下鄉乃是中共政府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解決失業之策──藉助紅色意識形態，將無法解決的失業大包袱甩給農村。
我從《失》書中得知：
中央之所以迅速對雲南知青作出讓步，與一九七九年初已決定的“對越自衛反擊”有關，“如果在此邊境地區發生大規模社會衝突，就很不利於開展反擊戰鬥。”上山下鄉在一九八○年被終結，並非中央主動認錯，而是“社會上各種形式的抵制與抗爭，在一九七九年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就促使政府最終放棄了這場運動。”包括農民的消極抵制。
黑龍江全省百餘農場，每個農場都上報過好幾起女知青遭強姦，有時幾十起。《南京之歌》作者任毅差點被槍斃，后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一位老媒婆因介紹城裡女知青給郊區小夥子，獲罪“破壞上山下鄉”，吃了槍斃！
為維持“安定團結”，政府必須在上山下鄉問題上言行二元化。一九七八年李先念說：“國家花了七十億，買了四個不滿意。”青年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國家也不滿意。鄧小平也認可。對上山下鄉的荒謬性一清二楚，但決不能承認政策錯誤，在宣傳上還得讓知青認為在廣闊天地得到“寶貴的再教育”。副總理紀登奎明確表述高層共識：“我們的指導思想是宣傳下，做到不下。不宣傳上山下鄉就不能安定，就要亂套。”
尚有八十萬知青永留農村
《失》書提供了一系列數據：八十萬知青被永遠留在“廣闊天地”。一九八○年仍有十五點五萬知青下鄉、與農民結婚的知青總數四十三萬。得到下鄉豁免權中，幹部子弟百分之四十二，工人出身百分之三十一，普通家庭百分之四，出身不佳百分之一。文革十年，大學生減少一百多萬，技校生減少二百多萬，整個中學教育停頓，有的地區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鄉，停辦高中。
為安置知青，國家投資每人五百，農村插隊每人一百七十八到三百零三，農場每人六百九十到一千一百一十九。內蒙昭盟送知青下鄉人均每年一千元，相當於中級幹部年收入，但知青卻根本做不到自給。四川某農場安置一名知青需一千九百元，而安置在社隊工廠一千三百元，進鄉鎮企業僅需五百元，知青下鄉成了比辦廠還昂貴的事兒。還買來四個不滿意，引發對懷疑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三信危機”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危機、對中共的信任危機、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據港府統計，僅一九七○到一九七五年，至少十萬大陸青年逃港。真是何苦來哉？！
《失》書分析深刻，言大陸學人所不敢言：毛也善於耍弄陰謀詭計，在發動文化革命的過程中就暴露無遺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識形態是他主要的政治賭注。假如中共政府變成一個注重經濟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會失去他實際權力的一部分。(頁25)狠狠“運動”自己及周圍的一切，乃是極權主義者緊緊攫權必須乘坐的大車。(頁22-23)共產黨的宣傳工具，毫不猶豫地假借老百姓的嘴把要強加於民的思想說出來。(頁223)
絕大多數大陸學人莫要說“不敢放肆”，就算拎着膽子說出來，也沒有哪家刊物敢為你提供平台。我終於明白自己當年的命運猶如一飄飛葉。一千八百萬知青、被呼“萬歲”的人民，不過是毛澤東這些“歷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犧牲品與四個現代化廢品，知青成傻青。
文革后只有四十三萬九千知青進入大學，進入“上層建築”的知青總數不超過百萬。十八分之一的成才率，既是一千八百萬知青的個人不幸，也是整個國家的災難。全社會最優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須任何文化知識的“世界盡頭”，各行政機構充斥低能幹部。意識形態的價值錯位直接造成如此觸目的賢愚倒置。隨着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識被愚昧扼殺，民主也被暴君徹底坐壓。走向民主的五四回到原點。從五四走來的中共，竟托起毛澤東這位紅色大帝，實在是全體中國士林(尤其延安士子)的集體恥辱。二十世紀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集體理性哪去了？文化的過濾功能哪去了？怎麼會讓封建專制如此整體還魂？難道一句“歷史造成的”，能夠避開文化追責嗎？為什麼會由我們東方人(包括東歐)為一項西方學說集體埋單？為什麼我們對赤左謬說只能“實踐而後知”？
至今還有老知青愚呼青春無悔
如今大批老知青仍渾然不知上山下鄉運動“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仍在自娛自慰地高呼“青春無悔”，竭力為當年的苦難尋找浪漫價值，仍在將“白白浪費”說成“無悔犧牲”。作家張承志甚至宣稱：“我們是得天獨厚的一代，我們是幸福的人。”稍感遺憾，《失落的一代》未對這一“老知青現象”展開深入論析。
不過，有始必有終。知青下鄉乃是標準的飲鳩止渴，上山下鄉是赤左學說在紅衛兵一代身上崩潰的起點。上山下鄉使他們走近現實，也就同時使他們認清什麼是反現實。知青成為結束文革的主力軍。一九七八年底各地知青返城請願成為最大的“社會不安定因素”，迫使中共“認清”不發展經濟必然帶來的政治後果，從而推動“工作重心的轉移”。
千萬知青如今“人還在，心未死”，成為思想最解放、追求自由最堅定的群體。各地知青不斷出新聞，如香港知青協會於二○○八年成立，協會任務之一即“傳承中國知青記憶，獨立表達自己的歷史”，六月六日該會在北角舉辦“知青史研討會”，潘鳴嘯、歐陽因(譯者)、寒山碧先生到會。老知青、兒童文學家周蜜蜜“爆料”：當年粵北農場一些知青晚上關燈集體性愛，她的工作就是陪懷孕女知青去做人工流產；一對知青因戀愛被抓，軍代表召開批鬥大會，逼他們“表演”性愛經過，這對苦命鴛鴦連夜逃上山，告別生命，以死抗爭。在大陸，政府至今仍需為這場運動埋單，如兩萬上海援疆老知青仍在為“同等待遇”請願，“知青現象”還在延續。“知青學”必將持續走熱。對國內老知青來說，總不能再自我“淡化”、自我“冷處理”。再不抓緊搶救第一手資料，再不深化認識這場“帶着體溫”的運動，實在有點對不起自己失去的青春。
一個隔着千山萬水的法國人(儘管是中國女婿)，比我們還“熱愛”知青，還了解知青運動，走在我們前面，終究讓我們有點撐不住。畢竟，知青學是我們的“門前雪”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