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化大革命始於批判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是舉世皆知的的。不過，不為人知的是中共建政后第一個創作《海瑞罷官》的人並非吳晗而是上海的京劇表演藝術家周信芳。吳晗因《海瑞罷官》被批判時因此叫起了屈，周信芳被供了出來。“紅都”上海竟然出現了如此反革命，張春橋感受到了危機，周信芳的悲慘命運註定了。
文革時期批判《海瑞罷官》宣傳畫
一
2015年1月，為紀念京劇藝術大師周信芳誕辰120周年，由文化部、上海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了“麒藝流芳”系列活動。張春橋在文革中折辱這位麒派大師的經過和深層原因，值得重新反思。
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張春橋即指示《文匯報》駐京辦事處注意收集反映。不久，傳來吳晗抱屈的聲音，提出上海的周信芳在1959年就率先創作了京劇《海瑞上疏》，並在上海慶祝建國十周年的舞台上進行公演。張春橋接報后，趕赴上海京劇院，當眾斥責周信芳演出《海瑞上疏》是“為民請命”，指認戲中出現的大雨傘，就是“為民請命”的“萬民傘”。同時布置徐景賢領銜的寫作組，撰寫批判《海瑞上疏》的文章。
張春橋為什麼如此急迫呢？顯然，周信芳的《海瑞上疏》在張的職責管轄之內是理由之一。更緊要的則是批判《海瑞罷官》的矛頭針對吳晗背後的“司令部”。所以，其蘊含的政治目的既不能因京劇《海瑞上疏》而引向戲劇學術思想的討論；更不能因上海周信芳而遮掩和分散對北京吳晗的瞄準。所以，必需將兩者捆綁在一起，甚或強調南北呼應，將吳晗推到更突出的位置上。當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同日，毛澤東還說：“《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毛澤東的談話不僅是對《海瑞罷官》和吳晗的定性，也是對這場批判運動的定性，周信芳的《海瑞上疏》在劫難逃。
1966年2月12日，《解放日報》發表了署名“丁學雷”的文章《〈海瑞上疏〉為誰效勞？》，5月又發表了署名“方澤生”的文章《〈海瑞上疏〉必須繼續批判》。該報“編者按”指出：《海瑞上疏》和《海瑞罷官》是“一根藤上結的兩個瓜”，是配合“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和社會主義瘋狂進攻”。如此，周信芳便被打入了“牛鬼蛇神”的行列。
其實，《海瑞罷官》和《海瑞上疏》都是奉旨之作。1959年4月，中共中央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舉行，毛主席在會上倡導為堅持真理而“五不怕”。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上海錦江飯店約見上海京劇院院長周信芳，並送《海剛峰奇案》、《丘海二公合集》兩書，建議上海編演一部“海瑞戲”。周信芳接受了建議，率京劇院編創新編歷史劇《海瑞上疏》。該劇列為國慶十周年獻禮的重點劇目，於1959年9月30日，首演於上海天蟾舞台。周信芳以精湛的麒派藝術，塑造了海瑞的舞台形象。繼而，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緊隨形勢，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文章，並與馬連良聯手編演了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一南一北的呼應，就是為了迎合毛澤東讚頌的“海瑞精神”。殊不知，情隨事遷，雲譎波詭，奉旨之作竟成了“繼續革命”的祭品。
二
1966年6月1日，經毛澤東批示北大聶元梓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在全國廣播后，文革從高層政治博弈進入了全面發動群眾的階段。上海各高校學生紛紛上街遊行聲援北大。同時，揭批本校“牛鬼蛇神”的大字報亦紛紛上牆。6月2日，上海市委成立了文革領導小組，張春橋兼任組長，姚文元、徐景賢等為組員。市委部署在各部、委、辦、區、縣、局、大專院校、科研所成立文革領導小組，在各單位黨委領導下開展運動。6月10日，上海市委召開全市17級以上黨員幹部萬人大會，動員全市黨團員及廣大群眾，“最堅決地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戰鬥號召，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張春橋與曹荻秋、馬天水等出席大會。會上，拋出了周信芳、賀綠汀、周谷城等八位“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周信芳成為上海文革中第一批被打倒的“老虎”，連續遭遇隔離、抄家、批鬥，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奪權”的風潮中，周信芳還被押上無軌電車空中線路修理車上，在全市遊街示眾。
如果說，這是通過打倒“死老虎”，企圖顯揚並證實文革運動的成果。那麼，形格勢禁，隨着各種代表人物、各種利益群體、各種社會力量，在此“革命造反”的舞台上上上下下，至1967年下半年，文革運動的整體態勢已日趨複雜化了。1967年10月14日，張春橋親赴上海京劇院強調“周信芳是到死也不會改變的，重點應搞周信芳”。之後，張春橋還於10月16日全市報告會上、11月19日和25日市革委會擴大會議上，連續四次點名批判周信芳。周信芳早因文革初期的“海瑞戲”而成為“死老虎”了，張春橋為何還要在這個時候，將周信芳掛在炮口上呢？原來，“死老虎”可以成為“活靶子”，可以成為轉移方向，化解造反派內部裂痕的借端。
就此，張春橋借批判周信芳，向上海的造反派談了三個問題：
其一，“文藝界階級陣線不清”，尤其在上海京劇院，“那裡周信芳的勢力根本沒有打下去”，而兩派小青年“雙方的人就干呀，整天斗。那能斗出個什麼結果來？這樣消耗了我們革命派的精力。”“你們兩派青年斗，把個周信芳放在一邊沒人管，周信芳就舒服極了”。所以，張春橋指示：既然兩家“都是忠於毛主席的”，“關起門來，咱們兩家開一個會”，通過“斗周信芳，在這樣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在張春橋的布局中，打周信芳這個“靶子”不是要害，更不是目的。而要害是儘快結束造反派之間的“內鬥”，目的是聯合起來，以穩定局勢。
其二，“斗周要與劉鄧陳曹聯繫起來”。張春橋說：“陳丕顯、曹獲秋根本不認賬，什麼都要翻案。我們的同志對這些問題不關心了。”“這就不是亂了敵人，而是亂了我們自己”。其實，劉鄧之案在中央，對從上海起家的張春橋來說，陳曹之案才是他的心頭之患。以至張春橋數次在電視直播中，察看陳曹的表現，並認為一年多來，他們的“本事也學會了”，“反正不跟你頂牛，辯論”。比如你問一個問題，“他就說：我不記得了，請你們揭發。”張春橋說：要允許陳曹申辯，否則就“沒有味道了”。緣此，張春橋承認陳曹“不是那麼容易對付的，我可從來沒有輕視這對手。”周信芳已無足輕重，通過周信芳指向陳曹則此事體大。
其三，11月23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決定將修改黨章（草案）任務交給上海，並連夜電話通知在滬的張春橋。25日，張春橋即宣布成立“上海黨章修改小組”，張任組長。張春橋在會上說：新黨章由上海寫出后，上報給中央，再發動全國討論，交給“九大”通過後，就“成為今後中國共產黨共同遵守的規章”。至於為什麼交託給上海？張春橋強調：上海是毛主席的“可靠根據地”，是“黨中央、毛主席的得心應手的工具，主席的一生想法能在這裡實驗”。至於修改黨章的指導思想，張春橋說：文革“這一年半來，對黨來說，就是一個整黨、整政、整軍的運動。”而“中心活動還是整黨，因為黨是工人階級的最高形式。”張春橋解釋：主席提出“吐故納新”，說明“我們黨至少是一部分單位要重建的”，所以整黨“也有一場激烈鬥爭。”接着，張春橋又把“死老虎”周信芳當作“活靶子”揪出來，聲稱劉鄧陳曹把“周信芳這些烏龜王八蛋也拉進黨里來”，整黨就是要“抱着嚴肅的階級鬥爭觀點”，清除這些人。同時，希望“如果願意繼續做黨員、團員的”，“就嚴格地要求自己，和造反派站在一起”。至於造反派中的非黨員，何時“加入到毛主席的黨裡面來”，這關係“工人造反派的階級隊伍的建設，階級隊伍好了，黨的問題也有辦法”。所以張春橋說，毛主席稱讚了上海的工人階級。但張以為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掌權了，有的開車去游泳，有的到外地遊山玩水，這“距離主席思想太遠了吧！”“我看用不到一年兩年就出問題”。恰如當年國慶慶典時，張春橋看着工人造反派的頭頭腦腦們，坐着轎車魚貫而入，曾嚴厲地質問：是不是明年就要搞“三反”、“五反”運動！
如此，周信芳成了整黨的對立面，成了整黨“吐故”的對象和“納新”的警示。實際上，張春橋是借周信芳這個“靶子”，來展開並闡述文革整黨的思路——黨員要通過整黨，在思想上向文革運動的政治路線看齊；準備入黨的造反派則要在行為上，堅持為“公”的“黨員的標準”，將這兩個方面契合起來，目的和路徑則是要在“革命”的基礎上，重建一個“繼續革命”的黨。
由此可見，在短短的兩個月內，張春橋密集地提吊周信芳，實質上是藉助這一個案，根據現實政治的需要，步步緊逼地指點造反派的行動。
1967年12月7日，上海各造反組織聯合在上海雜技場召開了全市性的“打倒周信芳”電視鬥爭大會。終於，周信芳因為“海瑞戲”遭揭批成了“死老虎”；又因張春橋校對文革運動的方向，成了“活靶子”。1968年，周信芳被關進了牢獄，其夫人裘麗琳一病不起，並禍殃兒孫兩代，弄得家破人亡。
三
中共“九大”后，文革運動進入“斗、批、改”階段。當年9月，張春橋在上海討論落實“國慶宣傳”的任務時，仍不忘在“大批判”中揪住周信芳。張春橋說：當前怎樣開展革命大批判？上海正在批判周信芳、賀綠汀、斯坦尼、凱洛夫。但是外國人不宜批得太多，不必要在遠程中多花筆墨。被張春橋稱為“南霸天”的周信芳，處於楚囚對泣，束手待斃的境況中。
繼而，因毛澤東批示了“六廠二校”的經驗，在“清理階級隊伍”等方面提出了“注意政策”、“給出路”等工作要求，上海各方面開始對運動初期及“清隊”中揪出來的“叛徒、特務、地、富、反、壞、右”和“走資派”進行甄審，這也就牽涉到了周信芳的定案問題。
1970年6月，有關專案組回復上級詰問周案的情況，稱周信芳“戴反革命分子帽子這個問題沒有定”，接着，再呈上一報告，稱“可以不戴反革命帽子就不戴帽子。”顯然，這應該是周信芳專案組根據形勢研判后，向上級報告的意見。6月23日晚，張春橋召集王洪文等討論周信芳的定案問題，張春橋表示：“別的不要去說他了。就‘海瑞上疏’這一條就是個現行反革命。這樣的人，為什麼能夠不戴帽子呢？實際這種右傾傾向是很危險的。因為如果這個傢伙不戴帽子，這個傢伙如果是能解放了，那我們還有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呢？那就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翻了嘛！”6月29日，張春橋在聽取“清隊”運動的工作彙報時，再次表態：“我對公安局可有意見了，有些案子一到他們那裡就完了！”“周信芳根據什麼定人民內部矛盾？我就定他是死不悔改的反革命！”“這種人不在判不判刑，要看效果，這些人社會效果就是反革命，他可能什麼組織也沒有參加，但他就是反革命，他寫反動文章和戲，他是用演戲來反對革命的吆！”就此，專案組做出將周信芳“定為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永遠開除出黨”的結論送審。就是面對這個一曲一折的定案意見，張春橋說：“這個字我不能簽！殺了我的頭，我也不能承認”，“文化大革命中，上海第二個批判的是周信芳，他和吳晗一樣，一根藤上的兩隻毒瓜，這個《編者按》就是我張春橋寫的，照你們這樣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重新搞”。
張春橋在毛澤東“給出路”的示意下，依舊死死地揪住周信芳，要給周信芳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並非因為周信芳的“歷史問題”不可解脫，“現行問題”不可饒恕，要害恰恰在於周信芳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動緊緊相扣，即若是周信芳解脫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就鬆動了，其性質、意義和結果就有危險“給翻了”。所以，給周信芳定性，就是給文革加錨，不許為文革翻案。
毛主席都表態了，張春橋為何還要如此死倔呢？包括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批複了大量的申訴信，解放了一批文革中被打倒的幹部，張春橋仍相當介意。1974年建軍節前，張春橋和周恩來、王洪文、鄧小平、葉劍英等在京政治局委員，代表中央向呂正操、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宣布平反。接見中，張春橋特別對呂正操說：“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還是有錯誤的嘛”。同年9月，毛澤東批示陳丕顯“似可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張春橋一面強調“似可作”，說明陳問題的性質“是一回事，是嚴重的”；處理則“考慮作為內部問題”。一面通知上海方面抓緊為貪腐而處理的老造反潘國平等“落實政策”，要讓陳看到他的“老對手還在”
張春橋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就是要在更宏觀的方向上集聚文革的政治力量，堅守文革的政治路線。檢視文革十年間，中國政壇上各路政治力量的交集和博弈，包括1966年的所謂“資反線”一路，1967年的“二月逆流”一路，1971年的“9·13”一路以及文革後期的“右傾翻案風”一路，甚或“粉碎四人幫”的一路，幾乎都是或抵制、或違迕、或背棄文革政治路線的。只有張春橋、江青等，從策劃批判《海瑞罷官》，到主持中央文革小組，再到起草中共九大、十大《政治報告》，確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體系，始終堅定不移地恪守着文革路線。張春橋在黨內、軍內並沒有功勛，在人脈方面沒有實在的資格和地位。張春橋所以能升遷至中央政治局常委，既靠文革運動起家，更靠攀附於江青，領悟並闡釋晚年毛的思想，為文革運動做出理論的標示。張春橋的政治生命全部投注於文革中，怎能不要“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呢？張春橋的行事風格是堅決的，這就加深了毛澤東對他的信任。張春橋的行事風格又是沒有彈性的，所以毛澤東去世，張在政治上必隨之而亡。
現在回到對周信芳的定案問題上。1970年11月，按照張春橋的指令，專案組重新定案指認：周信芳因1959年上演《海瑞上疏》，配合“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向党進攻”和“污衊江青同志親自領導的京劇革命，因‘退功’糟蹋演員青春”，而定案為“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清除出黨，交群眾監督批鬥”。后因定案的個別措辭沒有確定暫緩宣布，1974年3月，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追查此事，專案組向周信芳作了宣布。
一年後的1975年3月8日，周信芳凄然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