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網王君報道/去年，中國大陸的的黨史宣傳和記錄片中，周恩來被描述為一個文革狂瀾中“中流砥柱”的形象，但這不是真實的歷史。宋永毅是美國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知名學者，他研究表明，沒有周的支持，毛澤東絕無可能發動文革；“四人幫”其實是“五人幫”，毛是實際上的幫主；周幫毛一手組建了中央文革小組，推薦江青為第一副組長；周恩來還推薦了林彪為副統帥。周還長期向林彪透露毛健康情況的機密，在林彪死後威脅毛的醫生李志綏不能告發；而周在文革中保護的只是毛指示要保的老幹部。
宋永毅的《一個被掩蓋了的文革周恩來形象》文章指出，由中共最權威的黨史研究機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周恩來年譜》（三卷本，下稱《年譜》），《周恩來傳》（四卷本，下稱《傳》）及十二集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周恩來》，這些著作以年譜、傳記、文獻、記錄影片等歷史的記載體形式出現，並伴隨着多卷本（集）的長度，準確的年月日，浩繁的引證，瑣碎的細節和清晰的圖片，卻不幸正是這樣一種以剪裁歷史見長的“歷史著作”。要剔精抉微地燭其真偽，確非易事。作者對此逐一做出甄別。
周幫毛一手組建了中央文革小組
根據最近在海外出版的陳伯達回憶錄《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是周恩來幫毛一手組建了中央文革小組。第一，陳的組長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薦的。第二，還是周恩來，提議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依據最新披露的中共內部檔案：“周恩來同志在政治局會議上，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名單討論時，提議：江青同志擔任副組長，第一副組長（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檔案）”。第三，又是周恩來，在中共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向全會推薦林彪為副統帥，毛的接班人。由此可見，毛髮動文革名正言順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為首的軍人集團）組織班子，都是周幫忙搭建的。周為此也頗引以為自豪，多次在文革中接見群眾講話時提到。
宋永毅表示，“毛無疑是文革的發動者，但毛絕無可能獨立寒秋地呼喚出漫天狂飆。”文章從文革的發動談起，周在這一時期的表現是毛的支持者？反對者？抑或中立者？中共官方作品對此諱莫如深，或大砍大舍重要的史實。
周雖然沒有直接參与寫作批判《海瑞罷官》，但他一旦明白毛的意圖，立刻積極支持。在中共近年來內部發行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公布了一個“五·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在這一“大事記”中，有整整幾段讚揚周站在毛的路線一邊，與彭真作了堅決的鬥爭。如果考慮到“五·一六通知”作為文革綱領性的文件通篇由毛親自修改定稿，那麼周毫無疑問是毛心中的忠臣與親信。而在三百萬字之巨的《年譜》中，上述史實或被完全捨去。
例如，1966年4月2日周向毛表示支持一事，在《年譜》中竟變成了“4月2日在河北邯鄲同省，地領導座談，聽取關於打井抗旱工作的彙報……”這種以周的工作職責——抓生產的流水帳來掩蓋他重大政治錯誤和過失的方法，也是貫穿上述三部史著的一種一箭雙鵰的誤導手法。一來它可以遮醜，二來又突出了“人民的好總理”念念不忘民生的親情。
周堅決支持毛髮動文革
中共在1966年5月4日至24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8日到15日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一直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上述中共史著中雖然也猶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現，但總閃爍其詞，語焉不詳。關於周在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重要講話，《周恩來年譜》只有兩句話的記載：“5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三個問題：（一）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二）領導和群眾問題。（三）保持晚節問題。”
作者查證《資料選編：中央首長講話專輯》，在第一個問題中，周開明宗義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即林彪5·18關於政變問題的講話），講得很好”。然後他大批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彭、羅、陸、楊是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陣地，有筆桿，有槍桿，有黨權。”周對文革前中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側重點完全在子虛烏有的所謂“反革命政變”上。在他講話的第二部分，周積極鼓吹對毛的個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活動，我們要更好地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不僅在中國，而且要在全世界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要謙虛謹慎，還要當仁不讓”。在第三部分，周以自己老資格的黨內高級幹部的身份，向全黨老幹部提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銷……”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為例說明“晚節不忠”的危險。他指責瞿為“叛徒”，提出：“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周第一個在黨的政治局會議上主張對死者墓地的打砸搶，數月以後，他的講話廣為流傳，瞿、李兩人的墓地即被紅衛兵全部毀掉，文革群眾性政治暴力中對死者屍體、墓地的殘害即以此濫觴。
《爭鳴》1999年第3期發表黎自京的文章稱，有關周恩來當年堅決支持毛髮動文革的責任，連前中共領導人都覺得實在難以否認。據說早在1980年3月20日，鄧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提綱后，就與部分政治局委員談到過周在文革中的“錯誤，過失”：“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薦了林彪為黨的副主席、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在起草九大黨章時，又把林彪作為既定接班人，並以法加以確立；周恩來在中共九大籌備期間，曾提名江青、葉群為政治局委員；在中共十大籌備期間又曾建議江青為政治局常委；關於設國家主席一職，也是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由林彪擔任的建議；在劉少奇問題上，在彭德懷、賀龍、陶鑄等人的問題上，周恩來也是有過失的”。胡耀邦、陳雲也認為周對文革的發動等重大問題“是有一定責任的，不能都歸於當時政治環境、氣候。”
“四人幫”其實是“五人幫”
宋永毅認為，就整體而言，文革中周與四人幫及其前身“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基本是融洽的。1967至1968年全國有“首都紅衛兵5·16兵團”等好幾個反周的群眾組織，但都首先為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鎮壓下去。儘管文革中江青時時以“女主人”自居，對周這位“老管家”常有不敬之處，但她卻多次告誡她的嫡系（如清華井岡山）：“反我們的總理……就是指向中央。”周自己在文革中也多次說過：有人“想動搖中央，挑撥我和中央文革的關係，這是不會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辦公的，今晚我們又在一起。”
說穿了，“四人幫”其實是“五人幫”，這已是公開的秘密。周既然知道毛是實際上的幫主。以他的愚忠和圓滑，怎麼可能公開與毛去公開“鬥爭”呢？
周在文革中對江青等人的吹捧，有時比對林彪更甚。1968年3月27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十萬人“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誓師大會”上，周除了帶頭“敬祝我們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外，還第一次反常地在如此大規模的群眾大會上帶頭高呼：“我們要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副主席！誓死保衛江青同志！”作為三十年代中共地下系統的負責人，他絕不會不知道江青作為一個三流演員在上海不光彩的歷史，但周竟把江青比作魯迅——“敢於向對她進行誹謗、迫害她的人進行反擊。”。在周近三，四千字的講話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對江青連篇累牘的奉承。
同樣一個講話在《年譜》中避而不談。周在他講話結束時捎帶用百來字照讀〈元旦社論〉，提了一提“抓革命，促生產”，但這和他對江青的吹捧的篇幅，以及他整個演說的鮮明的政治主題相比，真可謂是“樹木”和“森林”之差。而編撰者卻有意一葉障目，誤導讀者。
文革後期，尤其是林彪事件后，中共黨內各派系都竭力填補林彪軍人集團留下的權力真空。周和他的部屬佔據了絕大多數的位置，周也第一次成為中共的第二把手。
周是林當副統帥的最熱心的推薦人和吹捧者
宋永毅在文章中表示，周恩來和林彪，“四人幫”在文革中是基本同盟、也有分歧的複雜關係。上述三本史著把其說成是純粹的“鬥爭”關係，並進而把這種所謂的“鬥爭”誇大為長期持久的鬥爭，即把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的矛盾移花接木到文革初期，用心良苦地剪裁和掩蓋歷史真實。
1967年1月21日，時值不少群眾炮打林彪和陳伯達之際，周在人大會堂接見部分來京軍事院校學生時就說過：“在十一中全會上，我推薦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緊的，我推薦他為副統帥。他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用毛澤東思想教育解放軍最好。另一個是把毛澤東思想領會得最好，從理論上闡述和宣傳得最好，這就是我黨傑出的理論家陳伯達同志。他們是經過幾十年考驗的。我們要用盡一切努力消除誹謗。”
關於周在建立林的副統帥地位中的作用，當年林家未過門的媳婦張寧的回憶錄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澤東數次指令林彪進京，林彪不肯進京，從哈爾濱躲到大連。毛澤東調不動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藥，聲言‘活着沒意思’。周恩來窺悉毛的心思，以恩師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這裡關於周的作用，妙在“窺悉毛的心思”六字。毛雖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書和老婆陞官竊國，則有臉面上的難處。周不用毛開其金口，便主動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幫忙和“幫閑”已幫到了主人的下意識層面。
《年譜》中有這樣一條記載：“（1966年）7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對林彪提出的‘頂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類言辭，我曾同毛主席談過，也同林彪交換過意見，用詞應當力求科學、準確、恰當。”
如果不做細究，真會認為周早在1966年文革初期便與林彪倡導的個人迷信作了正面的堅決鬥爭。只要瀏覽一下1966年7月前後的報刊文獻，便會明白其中必有蹊蹺——“剪裁”奧妙。
文革初期吹捧毛最力的恐怕就是林、周兩人。他們所用的詞彙，語式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周還用同樣的語彙吹捧林彪：“對毛澤東思想提得最早，舉得最高，發揮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直至1969年4月14日，周還在九大上繼續吹捧林彪：“‘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奮鬥中自然引伸出來的最正確的結論，是完全符合事實的。他得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熱烈擁護，也得到全世界廣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們不僅為著我們偉大領袖，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而感到無限幸福，我們還為有了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五、周向林彪透露毛健康的機密在林倒台後又威脅李不準告發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中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在他的回憶錄中披露周直至1970年11月（九屆二中全會後）還向林透露毛健康情況不好的機密，在林倒台後又威脅李不準告發。林彪事件后，汪東興“派八三四一部隊搜查毛家灣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許多鄧潁超、周恩來和林、葉的合照。汪親自將照片拿給鄧。鄧一再向汪表示感謝”。文章認為，從文革開始至林彪倒台，周在林這個副統帥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種早期政治投資，他在毛、林之間也一直是“腳踩兩隻船”。直到毛、林徹底決裂，他可能估計林彪斷無勝利的希望，才幫毛毀滅了林彪。但這已經是1971年的事了。
周只保護毛指示的老幹部
《傳》和《年譜》等書的不吝筆墨的描繪周如何在群眾運動的狂瀾中講政策，竭力保護老幹部和國家知名人士。然而，連編撰者也不得不承認，周的保護絕大多數是執行毛的指示而已。連周自己都在文革中一再表白：“主席領導我們，要我們做的，沒有別的話好講。我保了多少人，劉少奇，鄧小平，王光美……我還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
文章認為，關於周對老幹部的保護，恐怕也要作具體分析。除了上面所說他對毛堅決要保的幹部也表現出異常的勇敢外（如陳毅），一旦毛改變主意，他卻會做出種種落石下井式的舉動。劉少奇可為文革受整的最大的老幹部。當毛對劉尚未下徹底打倒的決心，反對將劉的問題公開化，並對劉的檢查有所好評時，周也就順水推舟地為劉改檢查，在接見群眾時反對把劉的問題公開化。一旦知道毛下了決心，周便在公開場合大肆批劉，並出任“劉少奇專案審查小組”組長一職。據有關海外學者調查，周不僅完全同意定劉為“叛徒，內奸，工賊”，甚至在有關文件中批示：“此人該殺”。連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負責人，《傳》的主編金沖及先生最近都在公開的講演中承認確有此事，但他又暗示，這屬於“雞毛蒜皮的事”，因而無論《傳》和《年譜》都毫不提及。另一個值得一提的“雞毛蒜皮的事”是賀龍。周一旦知道毛從“保”變為“倒”賀龍后，立刻在對賀的逮捕令上“寫了數百字的批語，……把賀龍罵得狗血淋頭，沒說一句好話。”
對於中下層幹部，周在群眾運動中保得更少。文革初期，周曾經親自在國務院系統抓了三個試點：國家對外文委，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科委。其結果是這三個單位的負責人被他一手打成了“張彥反黨集團”，“韓光反黨集團”和“張勁夫反黨集團”。另一方面，周對於一般群眾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在北京紅色恐怖的“紅八月”中所受的老紅衛兵、西城糾察隊（西糾）的殘害又鮮有同情之心。這裡是一個當年僅16歲的中學生對“紅八月”源起的回憶：“1966年8月，北京工人體育場批鬥小流氓的10萬人大會，我們學校的“紅紅紅”是召集人之一，因為他們組織的一個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會上他們把小流氓打得極慘，可當時在坐的中央首長包括周總理等沒一個人制止，由此開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風。”正是因為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領導人一樣，從不當面有力地制止他們殘害群眾，只是事後才馬後炮式地說幾句，才造成了短短一個多月內北京地區1，772人被活活打死，33，695戶被抄家，85，198人被驅逐出京的大慘劇。
再如，1966年8月4日、22日周受毛的委託兩次去發表近萬人大會的演講煽動起來清華大學的文革。周在兩次講演中都開宗明義地說：“我上次說，我是來煽風點火的，煽社會主義之風，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火。你們已經把火點起來了，就應該由你們自己來解決你們自己的問題。我相信這個火也很快在全國都會點起來。”
據王力的《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一書考證，1966年9月，周恩來在他主持起草的一個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把所有幹部都放到火里燒一燒”。對一個單位中有他親疏兩系幹部的，周常常不惜主動拋出“疏者”以保“親者”。在國家僑委的兩個主要負責人廖承志和方方中，廖是周的親信而方則不是。周為了保廖，便在1967年1月3日近萬人的“奪取僑務界文化大革命新勝利誓師大會”上公開煽動打方，並作了如下異乎尋常的發言：“我同意你們提出的要打倒中僑委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們挖掘出來的這個代表人物很對，是誰？是方方。我現在供給你們一份材料：在去年文化大革命當中，已經有人揭發，方方與香港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商訂的大量寄去我們國內的所謂風景片子，實際上是照了我們許多的地面和建築物，簡直是把我們山河出賣給外國的反動派”。今天再看這樣的發言，真會感到已不是什麼“上綱上線”，而跡近“天方夜譚”。因為以周貴為一國總理之尊，竟然會把風景片和間諜活動混為一談！而這些史實《年譜》還是《傳》都是決不會提及的。
中共杜撰周與毛文革中存在“根本分歧”
在中共三種傳記中，都提到了周恩來反對毛澤東關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故事，幾乎被所有大陸有關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書籍作為“周總理與毛主席對國內形勢的估計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證。文章稱，姑且不論關於林彪講話中提出“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有誤，因為林的原話是“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更重要的是，有關周恩來反對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事，編撰者捨去了極為重要的結尾。關於這一史實的來源，《周恩來傳》原注為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的回憶。然而，王力的完整回憶卻是：周總理看到《紅旗》社論后曾對王力說：“黨內路線問題只有‘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提法，怎麼用了‘資產階級’，還‘反動’呢？我要去問主席。”問了以後，周總理告訴王力說：“主席同我用英文講了‘反革命路線’，‘反對革命路線’，‘反動路線’這三個詞的區別。我對主席說‘我懂了’”。
文章表示，從上面的回憶中可以看到，周恩來所注目的主要是一個文字性的提法問題，他從來就沒有向毛當面表示過這“將導致更多的領導幹部受到衝擊”的不同意見。更耐人尋味的是，他當時以一個小學生的姿態去問了毛后，馬上表態說：“我懂了”——這不僅清楚地表明他已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對毛個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線的支持。這裡那有什麼“根本分歧”的蹤影？有的只是周恩來對毛“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的忠心。而當編撰者取前因舍後果地剪裁了歷史后，一段原本說明周在毛面前無原則地卑膝效忠的史實，竟成了周與毛當面鬥爭的業績。而在這種黑色幽默式的顛倒剪裁中，歷史的整體性和真實性自然被破壞殆盡了。
阿波羅網王君報道
宋永毅文革研究成果《周恩來在文革中的偽善形象》全文見下頁：